一枚承载浓浓父爱的小木章

父亲过世后，留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一张巴掌大的笔记本纸页。纸片上有父亲用钢笔，记录着每个子女的生辰八字。我比哥姐多有一枚小木章。

我的这枚小木章，只是一枚普通木质小小的条形木章，与我后来的各种条章、方章相比它小而粗糙，对我却意义非凡。

我家在城郊一个小山坡南面半山腰上。左边有条小河蜿蜒而来，在山脚冲击出一个深深回水谭，一湾碧水静静卧在山脚下。清浅河中摆放着一串石板，既可蹲在上面洗衣洗菜又不影响他人过河。

小山坡上住着王姓两户、李、钱和钟姓各一共五户人家。五户人家有个共同点，男主人都是外省人，女主人是当地人。每家有五个孩子，三子两女或三女两子。

父母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后，父亲一直想再要一个女儿与别人家一样有五个孩子，一家人“七”乐融融。但是他怕再生下一个儿子，所以我迟迟没有机会到来。

哥哥姐姐们比我大许多岁，三哥被父母当作幺儿宠了多年。偶然间我取代了三哥老幺的位置。

正如俗话说：“皇帝想长子，百姓想幺儿。”我又顺逐了父亲多年盼女之愿，父亲立即给我按字辈取了大名，并请刻章师傅刻下这枚木质条章。

很久很久以前，在银行取款，需要在银行存折，“取款人”栏盖预留银行印鉴章。父亲在我出生后，立即准备了这枚为以后取款专用条章。他希望我的到来，能突破我们家零存款局面。我的出生，给了父亲对生活无限的期盼。

我出生时大哥已年满二十，二哥也比我大整十岁。两个哥哥和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叫“窑厂坡”的小山坡上，他们合力在屋后土里挖树洞种下一棵梨树，在树根地下放下庆祝搬家的物件，至今都还没有揭秘埋的是什么。大哥后来栽种的果树年久树老，一棵一棵被砍伐，挖出树根，又重新种上其他树。然而两个哥哥一起栽的那棵树，一直保留到现在，守望着那片地。

我出生那年，大哥栽种在房前屋后自留地里的梨树、桃树和苹果树进入丰果期，正遇果树大年，桃梨果实压弯了树枝，冬天大白菜也意外的丰产。年底果然实现了存款零的突破，从此刻有我名字的小木章经常随父亲进出银行。

虽然家里有了一点存款，但是我们家的大米还是不够吃。每年还没有到分秋粮的时候，我们家的谷仓就见底了。只剩下一些挂在屋檐下的玉米。

父亲是北方人，不喜欢吃玉米饭，邻居们是南方人，他们不爱吃面食。父亲就用玉米换别人家的麦子，打灰面平常做面糊糊给我们吃，过年节做馒头，包饺子。我记得家里有个大大的磨地发亮的竹制两层蒸笼。

我们家过年，晚餐是南方炒菜，宵夜一定要吃到饺子才算真正过了年。我的三个嫂子首次在家里过年，吃饺子都一样闹笑话：她们无一例外的用大碗装一碗，像吃馄炖一样。大嫂笑话二嫂，二嫂笑话三嫂。

我大概在八九岁左右用学会擀饺子皮。那时面粉加工工序少，麦麸含量高，面团筋道差，皮转着转着就破了，所以擀皮这个技术活只有我学会了。

我十岁那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所有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我们家分到了责任地，全家人干活的劲头十足，粮仓有余粮，天天有百米饭吃了。

父亲从他订阅的《参考消息》上，得知国家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他着手考察老家白菜萝卜种子价格和销售市场，然后亲自回北方老家买种子回来买。当年物质流通渠道少，我们家的种子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父亲一丝不乱的银发，就是我们家种子生意标签。很多人买菜种不看种子，只认白头发老头，菜种摊子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菜种生意利虽薄，家里存款也慢慢多起来了，我的小木章频频派上了用场。

恢复高考后，父亲用抵消欠账的形式给读高中的姐姐和读初中的三哥请英语老师上英语课。重点是培养我姐，三哥是陪读，还给他们买了一台墨绿色单卡录音机学英语。姐姐考上了师专英语专业。姐姐和三哥同年一起考上学校，之后家里就剩下我和二哥（大哥已分家单过）。

二哥成家之后，父亲把菜种生意交给二哥二嫂打理，我家银行存款账户变为二哥名字，我的小木章结束了它的使命。

在我读高中时姐姐和三哥已工作，父亲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我读高中的三年，一生只会做面食的父亲，每天早起生柴灶火给我做早饭吃，晚上留饭等我下自习回来吃，生怕把我饿着。冬天送我到学校门口，然后他才去老年大学练太极拳。

我结婚前在家里住，单位离家有半小时路程，冬天早上上班时天麻黑麻黑的，父亲还是像高中一样送我到单位门口。

儿子出生后，父亲经常练完太极拳后到我家里看看孩子，看着与自己有几分神似小外孙父亲喜笑颜开。

儿子两岁那年，我们在外婆家住了一年。父亲为了照顾儿子不再到老年大学教别人。他在小河边，沙滩上铲平一块地，在那里练拳。儿子午睡时父亲坐在旁边帮他撵蚊子，下午我下班时带着儿子在小河边一边玩一边等我回来。儿子与外公感情深厚。

在我儿子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那枚小木章母亲交给了我。它承载父亲给我四十年浓浓的父爱，我将它珍藏在心里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