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的平房一排一排的，都是围绕着小学和中学建的，大片的耕地再围绕着这些房屋群落。
我家所在的那一排房屋有六户人家，位置却十分特殊，在远离那些成群的平房之外盖的，据说原本是生产大队的牛舍，后来废弃了。
红砖灰瓦的平房北面是一条长长的堤坝，自东向西跑马圈地一样横卧于此。
这堤坝有些年头了，左右两侧斜坡上种了两排整齐的杨树，像列兵一样威武站立。堤坝最高的地方被碾压成一条小路，将将能过一辆大卡车。
我们管那条堤坝叫“坝楞子”，那里是我孩童时的探险乐园。
我的家乡在北方的北方，是大兴安岭的邻居，经历四个多月的天寒地冻之后，早春珊珊来迟，风努力的想要吹干雪水和泥泞的土地，却只有最上层的土壤肯给面子。
那些不知名的小野草最先冒了出来，绽开米粒大小的花瓣，还有一种被称为豆角花的野花，纤细的花茎撑起紫色的花朵，搭配着绿绿的叶子，在枯草丛中煞是好看。多年以后，在城市的路边再次见到这种不起眼的小花，一簇一簇的，它们仿佛穿越了千山万水，追寻我的足迹而来，只为看一看，那个曾经一边摘野花一边捅蚂蚁窝的女孩在异乡过得怎么样，她曾经默默许下的那些愿望可曾实现一二？
杨柳的新芽还裹在尖尖的外壳里，不敢贸然出头，蒲公英藏在野草枯叶底下，那时候的我带上小竹筐和镰刀头到处踅摸，一颗都不肯放过。
坝上的野草少说也有一百多种，但我叫得上名字的却少之又少，单野蒿就有两种：一种是嫩绿色带着鹅黄，味道清香，叶片也精致一些；另一种是青绿色带一层绒毛，像裹了一层霜，味道比较深沉。水稗草的茎左一层右一层的互相包裹，把叶子掰下来能吹出哨子一样的叫声。还有车轱辘菜，还有一种只在潮湿的地方生长的野草能开出天蓝色的小花；还有一种不能吃也不开花朵的野草，但是它的叶子却有黄瓜的清香味道，没少被我拔下来闻。如果运气好能摘几根蕨菜回来，母亲在灶上架起双耳小铁锅，炒一小碗我给吃，话说那锅用了十多年被各种菜肴盘的锃亮。
盛夏来临时，清晨和傍晚的露珠趴在花草叶片上，硕大的土蜘蛛爬出来结网，有时候正挡在上学路上，晚自习放学的时候看不见，黑灯瞎火的糊一脸。
黄色的野菊花矮矮的开成一片，远远看去黄澄澄的，像集会一样；紫色的野菊花个子高却孤傲清高，不肯与乌合之众为伍。
那时候女孩子的窗台上都有一个玻璃瓶，灌上凉凉的井水，插满采摘来的各路野花。
我最喜欢的花叫蝴蝶兰，后来才知道学名叫鸢尾，每一年出现鸢尾的地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到来年早早起床去踩点视察，生怕被别人抢先摘走。
黄花菜清新淡雅，灯笼花红艳明媚。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庆幸的是，我们这几个女孩上大学以后，花儿们无人采摘，数量自然多了起来，可喜可贺。
晨起除了找花就是背单词，两只啄木鸟正旁若无人的敲树，我时常担心它们晚年会得脑震荡。
堤坝北坡是一条小河，附近山上的雨水顺流而下，汇聚到一个长方形的大坑里，那个大坑五米多深，曾经烧砖厂挖土的地方。
河沟的水似乎流淌不尽，大人们在河里下渔网，能兜住不少鲫鱼和老头鱼，那是夏季饭桌上所有鱼类的来源。而我一边被大人安排看渔网，一边用梳子给河里的藻类和水草梳头、编辫子，直到它们秃了为止。
小河沟边上曾经长着一种红色枝条的柳树，柳树叶片上总有一种明黄色的背上有一条黑杠的毛毛虫，很像李小龙那件经典衣服，但那时候我家没有电视，我也不知道李小龙，只是害怕得一路狂奔回家。蝈蝈在草丛中发出嘹亮的声音，红色蜻蜓在水面点着尾巴，蝴蝶忙着和每一朵花打招呼，蜜蜂绕着我的头顶飞了一圈就走了，临走也不说一句“打扰了，你不是我要找的花。”
秋天杨树叶子翩翩下凡，积满了河面。
冬天的风像个执着于找平的工匠，把高处的雪吹到低洼，直到高度没有落差才满意。我穿着棉鞋棉裤，估摸着河沟最凹的位置，缺心眼一样一个猛子跳下去，雪就及腰了，然后在雪里刨一个山洞，躲在里面，看夕阳西下，暮霭沉沉，山野渐渐消融在黯淡天地之中。
遗憾的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上游开了一家肉联厂，河水变得腥臭发红。于是那汩汩流淌的河水连同我的天真年少一起汇入了旧时光的剪影里。
不论春夏秋冬，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快要在屋后喊我回去吃饭了，如今那样熟悉的身影再也见不到了。
我好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