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中，明代皇帝的统治水平与个人修为是普遍比较低的。即就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论，明代多数皇帝也是当之无愧的昏君庸主。在这些皇帝中，有贪残暴虐之人，有阴鸷刻薄之人，有暗弱昏聩之人，有扭曲变态之人。毫不夸张地说，明代皇帝几乎集各种病态人格于一身。我甚至很惊讶，明代出了这么多流毒天下、残贼万民的坏皇帝，居然还能享国276年，也实在是一件十分奇葩的事情。由此，你不得不佩服中国封建独裁专制的权力结构在其发展至登峰造极阶段时，表现出的那种严密板滞的体系化、制度化的文化惯性，简直具备碾压一切异端思想与变革尝试的力量。神宗一朝的名相张居正，也不过就是做了一点苟延残喘、回光返照式的修修补补，最终也不免落得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当然，以上所有反思都不是什么新鲜见解，那就是既可悲又可怜的历史事实本身。但如果我们能跳出单一历史叙述的角度，回到具体人性的观照，就会发现：明代皇帝的个人成长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个非常典型的失败家庭教育案例。那里面，几乎涵盖了一切家庭教育所可能出现的误区、雷区与禁区。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历史上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位三十年，勤于政事，几乎从不嬉戏游乐。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几乎就是乞丐的身份）的皇帝，朱元璋就像一位白手起家，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与顽强毅力，历尽艰辛、饱受苦难，为子孙后代挣下丰厚家业的土财主。而这种个人经历往往很容易产生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父母的育儿心态：我这辈子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太多，太刻骨铭心了，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所以，我所承受的苦难绝不能让儿孙们再去承受，我的这份家业也绝不能让外人染指。于是，我们看到的朱元璋，在历史记忆中便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一方面，他对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们特别暴虐残忍，几乎将之赶尽杀绝。在他眼里，这些人都是随时有可能威胁到他和他的子孙江山基业的“外人”。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子孙们又极尽体贴关爱之能事：大封藩王，厚加优待，制定《皇明祖训》。像一位循循善诱仁慈大家长，为后代儿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他甚至禁止自己的子孙参加科举，担任官员，乃至从事任何一项具体的差事营生，完全把自己的子孙变成依附于专制皇权制度的寄生虫。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唯一发达的能力，就是繁殖力，一个藩王往往拥有上百名子孙——反正朝廷什么事都不会让他们做，待遇又异常优厚，不躲在自己的富贵温柔乡里生这么多孩子，还能干什么呢？当然，后来他的这些散落在普天之下的“天潢贵胄”们，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腥风血雨中，又最终一股脑地被赶尽杀绝了。也不知这是历史的吊诡，还是对皇权本身的深刻嘲讽。
我从朱元璋谈起，目的就是想说明，明代糟糕的帝王家庭教育是其来有自的。他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把培养目标设定错了。他们以为，这样饱含脉脉温情的制度，会荫庇子孙福泽绵长；但令老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身后这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不肖子孙，会给他惹出怎样的滔天巨祸。
当我们对孩子教育发出“打不得又惯不得”的纠结时，这实际上意味着家庭教育之难，就难在对亲子关系的分寸、火候、界限的调适与把握之上。失之于过宽，则骄纵放任，无法无天；失之于过严，则死板峻刻、激化矛盾。有明一代，有两位君主的成长经历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极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可笑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荒唐顽劣的皇帝，这位仁兄既不“正”，也无“德”。但是，在明代诸帝中，他的成长环境却又最为优越：他的父亲孝宗是明代中期最有作为的皇帝，性格宽厚仁和、不事奢华、勤于政务。最难得的是，由于孝宗皇帝的生母在其年幼时就无辜惨死于后妃宫斗之中，所以这位皇帝对于后宫嫔妃众多之弊深恶痛绝，成了中国历史上几乎唯一的一位奉行一夫一妻制的模范丈夫。他一生，只与一位皇后作伴，夫妻琴瑟和鸣、关系融洽。而明武宗又是他们的独生儿子。可以说，明武宗完全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父母唯一的嫡子，身份显赫；又无兄弟与之争权夺利，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加之天资聪颖，年轻帅气，他简直就是令许多皇帝都要艳羡不已的人生赢家。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他的条件太好了，成长环境太顺利了，而受到的宠溺又太过分了。所有人，包括他的父皇，都众星捧月一般地优待着他，顺从着他，满足着他。对于他而言，这世上的一切，包括至高无上的权力，都得来的轻而易举。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只有欲望被不断地满足，而完全不必考虑必要的责任担当与明辨是非。他知道：自己是至高无上皇帝，想要什么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拥有；自己可以不必在乎别人的感受，但所有人却必须无条件地为自己尽臣子的义务，为自己不折不扣地服务。于是，正德一朝，皇帝视军国大事为儿戏，宠信奸佞、沉迷酒色、罢黜贤良、轻启边衅、遗祸民间，以至于朝政荒、废国事糜烂。最后，自己也因终日纵欲、嬉戏无度，而英年暴亡，连子嗣都没有留下，造成了明代中叶以来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流毒遍及其后各朝，加速了大明王朝的颓废没落。纵观正德皇帝荒唐的一生、失败的教育，有一个人可谓难辞其咎，那就是他的父亲孝宗皇帝。前面我们说过，从个人修为上讲，孝宗本人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幼年丧母的痛苦经历也让他对于帝王纵欲无度之危害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但问题是，他的这种惨痛体验，却最终变成了对儿子无原则的宽容，甚至骄纵。曾经有大臣向他谏言：太子虽然聪明，但是太贪玩了，要管束一下。而他明明知道太子的毛病，但仍然以太子尚且年幼为理由，将这些忠直之言当做了耳旁风。俗话说：“惯子如杀子。”孝宗在其子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没有及时约束、教导，为了让儿子不再经历自己当年的苦痛，便一味满足儿子无休无止的欲望与嬉乐。而当孝宗逝后，武宗以十五岁的年龄继位为帝之后，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就已经决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约束一个既掌握了搅动乾坤的绝对权力，又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的那颗浮浪狂躁的心了。于是，一场祸国殃民的“游戏”就这样荒诞地开场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非常发达的民族，以史为鉴，溯往知来一直都是我们反思人生、总结经验的传统。在武宗纵欲暴亡五十多年后，皇位传到了他的孙辈（武宗无子，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著名的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传穆宗，在位六年，传神宗）朱翊钧的手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皇帝。万历冲龄践祚，当皇帝时还不到十岁。所幸外有名相张居正辅佐，内有大伴冯保与母亲李太后鼎力支持，万历朝前十年君臣同心，内外一体，大力改革，逐步扭转了明中期之后已经日渐颓废的国运，朝廷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张居正与李太后在辅佐万历秉政的同时，汲取前代皇帝疏于教导的教训，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十分重视，也非常严格。张居正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师，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按照圣君明主的标准培养年幼的万历皇帝。他甚至在朝政繁忙、日理万机之余，还为小皇帝编写过一部图文并茂的教材——《帝鉴图说》，将历史上为君者的那些成败得失撰写成一个个小故事，结合现实政治需要，讲给皇帝听。有这样的良苦用心，纵然古往今来那些满腹韬略的帝王之师，恐怕也大多难出其右。
但，张居正的悲剧又正在于此，他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严格培养出来的这位明神宗，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懒惰的皇帝。懒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说这位极品宅男“不郊、不庙、不朝”，就是不去城郊的天坛、地坛祭拜天地（不郊），不去太庙祭祀祖先（不庙）。更夸张的是，终其一生，他几乎从不上朝。据统计，他在位四十八年，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坐朝听政，拒绝履行皇帝的责任，整日沉湎于后宫的酒色享受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吗？但张居正不可谓不是一位勤勤恳恳、严格执教的好老师呀！为什么却教出了明神宗这样的坏学生呢？
问题恰恰出在张居正与李太后的教育观念上。
张居正虽然汲取了前代帝王教育失之于宽疏放纵的教训，但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罔顾学生身心发展阶段，一味施以高压，不知随机应变，手法简单粗暴，不能宽严相济、奖惩结合。据史书记载，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育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虽有君臣之分，但李太后从来不允许万历皇帝将张居正视为大臣，只能称“张先生”。而实际上，张居正在教育小皇帝读书时，也很少假以辞色，永远都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神情。有时候，皇帝背书背错一个字，他都会当场呵斥，毫不留情面。皇帝对这位正色立朝的张先生充满敬畏，甚至于畏惧还更多一些。有一次，小皇帝因为贪玩，无缘无故把一名太监打得半死，李太后知道后，非常生气，就严厉地告诉万历：“再要胡闹，就告诉张先生，废了你这个昏君！”万历听后，吓得在母亲宫中长跪不起，痛哭流涕，表示一定悔改。也许，从那一刻起，年幼的皇帝心中，除了对张居正的畏惧忌惮之外，很可能多少也会开始产生一丝忌恨与抱怨吧。但对这些随着皇帝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心态变化，张居正却浑然不知，他仍然以既有的方式严格要求皇帝。还有一次，万历皇帝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在张居正生日这天，精心书写了几个条幅送给老师。张居正在谢恩后，马上又脸色一变，严肃地说：“帝王之道，在于统御天下，写字是为了实用，不是为了图好看。您是做皇帝的，原不应该在这些雕虫小技上浪费功夫。”万历听了，神色尴尬，但也只得连连称是，褒奖老师教训的是。每次我看到这则逸事，就总会想起如今很多家长对自己孩子那些不近人情的要求与催逼。比如：有时，当孩子对我们表现出某种关心体贴时，我们肯定说过这样的话，“你操这闲心干吗？这不是你该管的事！你只要把自己的学习搞好，就是在为你爸你妈着想。家里其他的事，还轮不到你费心思！”很多时候，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只与学习有关的那些事。岂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们与子女的关系最终会单调到几乎毫无共同语言与亲情分享的心理空间。而比这更糟糕的是，孩子也会因此表现出对大多数应该由自己解决的事情的一种冷漠、麻木的态度，从而回避基本的责任担当。他们会倾向于认为：除了成绩，自己的父母不会关心自己的其他事情；当然，自己也不需要对父母施以必要的关心。于是，学习最终变成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功利交易。而一旦形成这种意识，孩子就不再会认为学习首先是自己的一种责任。而责任感，又恰恰是激发学习动机的根本前提。没有责任感的学生，一旦外在约束消失，就会立刻放弃、逃避甚至厌恶学习。所以，在以上这个故事中，张居正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把自己与小皇帝的关系狭隘地定义在单一的君与臣的社会政治角色之中。他忽视了：皇帝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孩子；对自己的老师表现出敬意恰恰是孩子天性纯良使然。如果他能借此机会对小皇帝的这种善意予以积极回应与引导，那么无疑将会激发皇帝内心深处朴素的淳厚善念，也有利于彼此师生关系的进一步融洽。可惜，张居正仅仅站在家国天下宏大叙事的立场上就轻易否定了小皇帝对自己的一番善意，并且上纲上线、冷冰冰地对皇帝进行说教。虽然其道理并无差错，但却失去了一次绝佳的进行情感交流的教育感化机会。而对于皇帝而言，自己出于对先生的尊敬，换来的却是硬邦邦的教训，其内心对这种了无意趣的生硬说教的厌恶，似乎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二十岁的万历皇帝终于亲政，虽然按照体制，皇帝早几年之前就可以亲政了。但李太后总是说皇帝年轻，经验不足，还需多学习几年，始终不让皇帝亲政。当然，这也可以算作万历皇帝家庭教育的又一个误区。即：父母、老师一味包办代替，总是不给孩子积极实践，甚至勇于“试错”的机会。看似是关心爱护，实则是不放心、不忍心。是另一种形式的溺爱。而这一次，万历皇帝真的要亲政了。张居正死后几个月，有大臣开始弹劾张居正贪渎，之后，弹劾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来——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恶性循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但奏章中披露出来的某些内幕却仍然激怒了万历皇帝。原来那个道貌岸然，要求自己克勤克俭、不慕奢华的张先生本人，却是酒色财气一样不少。他公忠体国固然不假，但生活奢靡、追求享乐、排场豪华却也不都是捕风捉影。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上的张居正美髯飘飘、风度翩翩、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同时，也的确有生活奢侈的一面。在晚明那个文人普遍追求生活精致与享受的时代，这其实也算不得张居正独有的污点，官场风气大多如此。但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那么他私德上的这些瑕疵便成为其死后政敌攻击他的把柄。更为可悲的是，在小皇帝心目中近乎圣贤的张先生死后披露出的这副真实面孔，极大地摧毁了他内心对某些道德原则的敬畏与尊崇：原来那个口口声声宣扬圣人之道的张先生，也有如此不堪的一面，那么，在万历心中，张居中用以约束他的那些道理又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呢？于是，委屈、愤怒、嫉妒、怨恨、失落、压抑，在这一年，在年轻的万历皇帝内心当中彻底爆发。他无情地褫夺了加封给老师的一切封号，逼迫张居正两个儿子自杀，查抄府邸，没收家产。更悲惨的是，下面的小人奉承上意，挟私报复，封闭张府十几日，将张府上下百余口人饿死在宅邸。与此同时，万历皇帝也彻底颠覆、背叛了张居正十几年来对自己的教育，完全走向了他的老师劳心竭力、苦心经营的“圣君”教育理想的反面，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一个对老师曾经无比崇拜与敬仰的“好”学生，“乖”孩子，在他老师死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老师以及对自己含辛茹苦、竭尽全力付出的心血的。每每读到此处，一方面，我为封建帝王的刻薄冷酷而感到毛骨悚然；另一方面，也对人性之扭曲善变而唏嘘不已，更因那错误的教育方式所造成的“播种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的可悲结果而感慨莫名。
这个好老师却教出坏学生的案例，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
启示一：严师出高徒，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严教一定要与善导相结合，多元施教才能收获成效。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有这样一种共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自有其自然发展的阶段性，这些成长阶段既不能忽略，更不可跨越。尊重并顺应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身心发展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策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才是明智之举。妄想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旧经验，以不变应万变，试图解决未来所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必将适得其反。
启示二：教育的底色是爱，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复杂多变的；而人的成长，始终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种要素作用的综合系统。而人又是有潜力的，其未来成长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也同时有着很强的可塑性。教育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不要奢望一蹴而就，更不能试图一劳永逸。人的教育，尤其需要复杂问题复杂化。
启示三：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无痕，是静水流深，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是静待花开。一万句苦口婆心的说教，抵不上一次举手投足之间的亲身示范。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就是自己努力的方向。做个有原则、敢坚守、拒诱惑、能自律的人，就是给孩子在创造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要想让孩子优秀，我们自己就应该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以史为镜，殷鉴不远。教育无小事，前人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儆戒警惕。在家庭教育中，如何做到宽严相济、以温济直、多管齐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是摆在为人父母者、为师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反思，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