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殇：三峡的卵流、小鱼和大鱼 颜文斗

三峡的卵流

    三峡曾经是长江水系最大的鱼类自然产卵场，是长江鱼类的麦加，是长江鱼类的爱情狂欢之地。

    每到5月，当长江第一场洪汛奔涌而下的时候，那汉水的、资水的、沅水的、清江的、湘江的、洞庭湖的、梁子湖的、东西湖的、洪湖的、鲁湖的、大小港汊沟塘的……所有的鱼类都从转暖的水温里，从转浑的水色里，从擦身而过的浪卷中感受到春的讯息，毫无例外地萌动着春情。往长江去，往长江的急流去，在此时是大多数水族本能的向往。

    造化将鱼类的繁衍分为两个派别。鲤鱼、鲫鱼、乌鳢等可以在湖泊、沟塘、水库等静水水域中就地交尾繁殖，它们属静水派，也是少数派。但多数鱼类是不能在静水中繁殖的，它们在湖区育肥，在长江的急流中繁殖，是爱情的流水派。而且，仅有流水是不够的。它们突破道道关口，来到长江以后还必须逆流而上，奋力往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嘉陵江、乌江、金沙江前进，依靠峡江里湍急、浑浊的江水刺激性腺发育，所以，它们是爱情的湍流派。这些鱼类的繁衍需要急流作为条件和过程。

    当性腺被急流刺激彻底成熟时，雌鱼雄鱼两尾勾连，鱼公射精，鱼母射卵，然后以鱼尾迅速搅动，使精卵交合在一起，变成受精卵。受精卵呈半漂浮性，随着江水浮浮沉沉，七天左右浮到江汉平原枝江、洋溪一带即可破膜而出，成为麦芒大的小鱼花。过去，从这个季节这段江面开始，人们张开鱼网捕捞鱼苗，称之为“捕水花”。水花里是五花八门的鱼苗，这时要通过一道除杂的工序，主要是除掉小杂鱼、凶猛的肉食性鱼苗，然后供池塘养殖使用。而此时，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湖泊里也大开门户，容纳江水及随之而来的鱼苗，这称之为“灌江纳苗”。上世纪80年代之前，长江中下游凡是与长江相通的湖泊是不用人工投放鱼苗的，靠的就是灌江纳苗。葛洲坝阻截了回游通道之后，天然鱼苗骤减，就只能灌江纳水了——如这个湖泊所幸还与长江相通的话。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号称四大家鱼，是人工养殖的主要品种。1981年之前，三峡中的西陵峡则是四大家鱼最大的自然产卵场。

    三峡之中称为“渔坊”的地方不少。所谓渔坊就是乱礁之间的洄水深潭或者滩头。在这些间错深潭里，冬天鱼类可以作越冬之地，春汛开始后，洄游鱼类成群结队从这些流速较低的地方上溯或者就在此产卵。这些大范围的洄水滩头被称为渔坊，渔坊范围内的捕鱼作业点被称为“槽口”或“鱼嘴”，正处于鱼类上溯的必经之道上。仅秭归江段，著名的渔坊就有牛口、泄滩、沙镇溪、归州、窑湾溪、香溪、新滩、聚鱼坊、庙河、獭洞等十大渔坊，尤其以新滩渔坊和聚鱼坊最为知名。这一带的老人讲到当年捞鱼的事都是眉飞色舞。说每当春汛涌动，鱼群沿江边上溯时，在新滩的槽口上用手抄网舀鱼，不仅网网不空，而且由于鱼太多，双手提不动鱼舀，只能倒掉一半后再提上来。还说有时船工桡夫直接用撑船的蒿子将鱼打上沙滩。“嗨，那个时候啊，满屋场都是腥臭。”

    1949年之前，三峡中的渔坊是私人产业，或者为宗族的公产，由族人掌管。每到枯水季节，坊主即整修渔坊，这是生产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整修的活动宣示产权。因为渔坊的渔获太丰厚，因而渔坊也为许多人所眼热。英国人普兰田开创了川江航运的号志系统和航行规则，并长期定居新滩。对于渔坊，此君都免不了眼热，曾对新滩的渔坊动过几番心思。渔坊上的捕捞，一般是三三分成：官府渔课、坊主、渔民各得三分之一。解放后，渔坊成为集体财产，由集体所有的渔业社经营。

    葛洲坝的修建是长江天然渔业的一个转折点。以秭归县为例，长江在县境内流长六十四公里。1950年至1980年，该江段总捕捞量为七百八十八万四千三百斤，年平均二十五万四千三百斤。其中1955年捕捞两百万斤，为最高年份。1981年，葛洲坝截流之后，产量骤减，1981年到1985年年平均捕捞量为一万六千四百斤。也就是说，一年的总产量不如截流之前一条渔舟的年产量，天然渔业其实已经消亡。

    闭上眼睛想一想：当春水奔涌时，从虎跳峡到西陵峡口，峡江里翻滚着的是无尽的卵流，而不是水！水此时已退为生命的配角或载体。这种生命的自然流转从六千万年之前长江的形成一直持续到公元1981年葛洲坝“腰斩”长江之时——葛洲坝扯断了长江中下游和沿江湖泊的天然渔业生态的链条。

    葛洲坝的鱼道之争

    葛洲坝截流之前，关于葛洲坝要不要修鱼道的争论已开始几年，一直到葛洲坝截流之时还没有争论出结果。截流后的二三年，这种争论则更为激烈急迫，因为大江大河的筑坝是分段作堰施工，从首次截流到最后竣工还有几个年头。修不修建鱼道，需要马上有一个决断，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论争双方一方为中科院旗下的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另一方是农业部旗下的长江水产研究所。水生所的结论是不必修建鱼道，而长江所主张修建鱼道。曾亲历其事的宜昌市农业局水产工程师田祖善说：“修不修鱼道，其实焦点集中在中华鲟的保护上，对其他鱼类考虑得并不多。水生所的判断是葛洲坝截流之后，中华鲟可以在坝下找到新的产卵场而自然繁殖。其判断的依据是：铜鱼很喜欢以鱼卵为食。截流之后，水生所连续几年在坝下江段捕捞铜鱼进行资源调查，解剖铜鱼时发现肠道里基本都有中华鲟的卵子，这就说明中华鲟能在坝下繁殖。他们还有其他不修鱼道的理由，比如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已经过关，可以人工繁殖中华鲟来补充资源，不修鱼道可多装机、多发电、支援国家建设……那个时候电力是很缺的。而长江所却拿不出非修鱼道不可的理由，结果在争论中失败了。”

    就事论事，按一般常识来揣度，在长江干流上筑坝修不修鱼道好像都一样。没有过鱼道，产卵的鱼类的确不能上溯，但修了鱼道又能怎样呢？坝上的产卵场水文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产出卵来吗？即使能产出卵来，当卵子漂浮到葛洲坝以二十多米高的水头飞流直下通过冲沙闸、水轮机时难道会有一颗完卵吗？除非它是一颗精钢铸成的卵子！所以当时大部分专家和非专家认为（至少在潜意识里）修鱼道是个摆设，意义不大，不如腾出位置多装几台机组，一可减少投资，二可多发电。当时水生所的观点你不能说就错了，但现在看来，主张不修鱼道的许多理由也充分不到哪里去。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田纳西流域的水坝也很密集，但都修有过鱼设施。当时大家还假设，鱼类可以到支流去找寻新的产卵场，但现在支流上的大坝也越修越多，我没有听说哪个大坝修了过鱼设施的，也没有看到哪家媒体或专业杂志讨论这种事。不修鱼道的理由中其实有许多是推理和假设……假设技术的发展是人工技术更高明，假设鱼类能适应新环境而自行繁殖，假设鱼类能到支流找到新的产卵场，等等。既然如此，这就不是充分理由。我在宜昌市渔政站工作了多年，看到长江的鱼类资源急骤萎缩，虽然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产卵场的丧失无疑是最致命的。

    葛洲坝没修鱼道好像是开了一个恶例，后来修建大坝时根本都不谈此事了。就像是在长江上修桥，一座桥的净高度矮了，其他桥也可跟着往下矮，反正我拔高了也无济于事。现在想来，长江水产研究所论战没打赢也许是千古之恨，太遗憾了。看来，当我们对有些事情认识不清的时候，建设时一定要留有余地：留出一个鱼道，就是让坝上坝下的水族串串门子，走走亲戚也好啊！现在，葛洲坝三个船闸下面是鱼最多的地方，渔民都冒着危险到这几个地方偷捕。为什么这里鱼最多？我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过了这么多年，许多鱼类还是本能地要经过船闸上溯。长江水产研究所当时的确提不出所谓充足有依据的理由，我想他们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忧虑，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忧虑算不算理由？敬畏算不算是理由？我觉得当我们的知识不能预见未来时，我们要预留机会，为鱼类留机会，也是为人类留机会！

    湍流派鱼类在自然繁殖的条件丧失殆尽之后，其物种的延续就只能依靠人类来主宰了。作为一项实用技术，中国的淡水鱼类人工繁殖技术是很高的，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这项技术已成为湍流派鱼类的大救星，但从自然伦理的角度来看，却毫无道理，甚至是残酷的。这些鱼类已失去了进行正常性生活的条件和权利，繁殖时要靠人类往它们的体内注射性激素方可进行。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初期，对雌体是杀鱼剖腹取卵，对雄体是针管抽取采精，精子卵子放在盆子里一搅和就成为受精卵。

    不给鱼类留机会，一条最好的理由是我们能人工繁殖乃至克隆它。我们无限制地繁殖它们烹调它们后，说又挽救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但倘若鱼类有言，它们会对我们说：“假如你们因自然的报复而死光光，因打起核战而死光光，因艾滋病之类的瘟疫而死光光之后，那谁来给我们打针，难道我们也要跟着你们死光光吗？”

    大鱼和小鱼

    长江有三种鲟鱼：中华鲟、白鲟、长江鲟。宜昌的渔民俗称“千斤鯻子万斤象”。“鯻子”指的是中华鲟; “象”则是白鲟，因为它的吻部类似大象的鼻子。至于长江鲟，一看名字就知道是长江所独有的，也是淡水中的大型鱼类。

    在长江游弋的三种鲟鱼中，数中华鲟最幸运。其历史之古，可上溯到侏罗纪；其体型之巨，可达千斤以上；其体态之俊朗，堪称长江鱼类的旗舰；其性成熟需十二至十六年，比咱人类还费劲；其名称“中华”，说明它为中国独有，是中华民族的鱼类代表，自然鱼高一等。它是江海洄游性鱼类，在海中育肥，长江秋汛期上溯到金沙江产卵，是见多识广的海归派。以上种种特质使中华鲟成为淡水鱼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所以谈长江水族，言必称中华鲟。谈鱼类保护，也言必称中华鲟。

中华鲟产卵有极强的择地性，择定金沙江的某个产卵地后，其后归来仍然是这个产卵地，年年如此，绝不挪窝。中华鲟洄游几千里，途中穿激流，过险滩，破网罾，躲滚钩，千难万险来到金沙江后，爱情即告成熟。它们在金沙江上欢呼、追逐，兴奋得腾出水面两米多高。葛洲坝截流后，游通道被阻，中华鲟成群徘徊在坝下寻找上溯的通道，刚烈者则悲壮地往上冲……葛洲坝竣工后的三四年里每年都有鲟鱼撞死在坝体上。

    从葛洲坝截流到竣工的六年间，鳄鱼徘徊在葛洲坝下，坝下年年开“鲟鱼会”。1985年以前也是滥捕较严重的几年，据宜昌市渔政站记载，宜昌江段最高一年捕杀成鲟达两百多尾。但中华鲟毕竟算是幸运的。葛洲坝截流后，水电部即专门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宜昌市水科所、长江水产研究所也同时进行中华鲟的人工繁殖研究，经过二十年的人工流放，可以说中华鲟已无种群灭绝之忧——只要人类不死。

    同样是鲟鱼，白鲟和长江鲟远远没有中华鲟那么幸运。笔者在中华鲟研究所见到一条独处一池的鲟鱼，问已研究鲟鱼二十多年的江华工程师：“这是什么鲟？”他说：“长江鲟，也许就剩这么一条了，绝对比中华鲟还珍贵。”

    宜昌市水产科研所的李长江副所长说：“白鲟我好多年没见过，长江鲟去年在渔民手里收过一条，现在养在我们的网箱里。重视是个宝，不重视就是根草，现在谁管这件事？到底长江里还有多少资源，没有人调查，谁也说不清。”

    宜昌县渔政站的向大地站长说：“长江鲟？标本室里见过，活体我没见过。鱤鱼你晓不晓得，也算是大型鱼类了，游速极快，是最凶猛的食鱼性鱼，以前江里、湖里、堰塘里很多。多年不见了，现在还蛮怀念这种‘强盗鱼’的。产卵场失去了，搞不好鱤鱼也得绝种，说实话，四大家鱼中的青鱼，现在都很少见了。鱼类不论大小，从物种的角度来看毫无高下之分，要延续物种，就得都要重视。从去年开始长江和湖泊设定禁渔期，是件大好事。”

    水产工程师田祖善说：“长江鱼类志上记载的鱼，三峡江段百分之七十都有。80年代初这些鱼还常见，1984年还能大量捕捞野生鳜鱼，现在都成宝贝了。葛洲坝修建了这么多年，国家应该组织资源调查，对水坝对生态的影响作阶段性的评价，以免在其他地方出现同样的错误。”

    水电部中华鲟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肖慧历经了中华鲟保护研究的全过程，她说：“一种生物的抢救，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种群量。因为你要研究它，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可供研究的材料。像中华鲟在人工繁殖研究的初期使用的不是人工激素，而是靠已经性成熟的鲟鱼本身的脑垂体作为性激素给鲟鱼催产的。催产一头鲟鱼，就要相应杀掉七八头成年鲟鱼来获取脑垂体，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残酷！中华鲟的保护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得益80年代还有较大的种群数量，让我们有机会有材料进行研究。白鳍豚‘琪琪’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呆了十几年都找不着一个伴侣，这怎么研究怎么保护？长江鲟、白鲟，还有长江豚都已非常稀少，等到我们要来抢救时，可能种群已下降到无法开展研究的境地！我估计实际情况也已经是这样了。”

鱼类千百种，中华鲟则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小鱼相对于大鱼则更不受人重视，葛洲坝坝首北面即是长江支流黄柏河。从入江口到宜昌县城约六公里的河段，原来生长着一种虎头虎脑的爬岩鳅科鱼类。一寸来长，为抵御激流冲击，胸鳍进化成吸盘状，牢牢吸在卵石块的底部张着嘴守食清流中的饵料，当地俗称“巴巴鱼”。捕这种鱼是一大乐趣。捕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一人猛地用双手将石块端出水面，一人则跟着将手里的竹箕伸到石头下面。石头一离水，这种鱼的吸盘就吸不住石头了，正好掉在竹箕里。这种捕法叫“端巴巴鱼”。二十年前这个河段的男女老幼没有不“端巴巴鱼”的，至今回忆起来，仍津津乐道。葛洲坝截流后，这里的河段成了洄水淹没区，不出二年，“巴巴鱼”绝种了。据说这种巴巴鱼还没来得及上图谱并拥有一个拉丁文名字就没有了！

    有多少鱼类连标本都没有留下就已淹没？有多少普通的已变得稀有？有多少大鱼小鱼应该列进保护名录？有多少人们在关心它们的命运？有什么机构在进行普查、研究？……

    最后，让我们在舒伯特的《鳟鱼》的旋律中结束这章文字吧：

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

    快活地游来游去，像箭儿一样

    我坐在小河岸上，静静地向它望

    在明亮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

    但渔夫不愿久等，浪费时光

    立即就把河水搅浑，我还来不及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