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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陕西一个小村里，二十多岁的大伯和婶子生下第一个女娃。两口子想再要一个男孩儿，于是又怀了一胎。
1989年，第二个女儿出生。还没取名字，嫌女娃的大伯在月子里就把这孩子送给临乡的一户人家。
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乡镇里，重男轻女是一件约定俗成的事情。再加上大伯和婶子年轻，生儿子成了他们的一个信仰。于是，1990年的夏天，婶子又怀孕了。
怀儿子怀到第三胎，本就是很丢脸的事情了。外面都说我婶子身体有问题，这辈子也不一定能生儿子。我奶奶，也是从婶子嫁到我们家开始就不喜欢这儿媳妇。说起来我婶子也奇怪，她从来不叫我奶：既不叫妈，也不唤婆婆。我奶奶生了四个孩子，孩子们结了婚，填进来一男视为半子，填进来一女视为半女。可填进来从不叫妈的我婶子，我奶奶从心眼儿里不喜欢她。再加上生个孙子那么费劲，这一胎根本没在乎。
怀孕到六七个月了，大伯和婶子去乡里医院做孕检。大伯问医生能不能看出来是男娃还是女娃，医生说男娃的可能很大。这可给大伯和婶子高兴坏了，回家里就告诉我奶奶，婶子肚子里是个儿子：“医生说的！”
我奶奶当然也高兴了，尽管不喜欢这儿媳妇，但看在孙子的份上万事都好商量。所以对婶子的态度都好起来了。婶子这么多年被奶奶冷眼看待，这次正好恃宠而骄。但奶奶也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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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过了一个礼拜，村子里的一个老婆婆来大伯家找我奶奶。奶奶很热情的让这老婆婆看婶的肚子，还说这是我们张家第一个孙子。老婆婆端详了一阵，摸了摸婶子凸起来的肚脐，说这不像是儿子，因为肚脐是扁的。还说肚子的颜色不对，女娃男娃两个颜色。我奶奶那时候比那个老婆婆岁数小的多，就听信了那个老婆婆的话。晚上就回自己家住，不伺候我婶了。
最重要的是我大伯和婶都信了，俩人想了几天：女娃，要不得！可这也是自己怀上的孩子，自己的亲女儿。当爹当妈的心里没有一点心里斗争是不可能的。听之后我爸给我说，当时我妈刚刚嫁过来，家里头都盼着我妈能生个儿子，所以格外偏爱。而我大伯家那几天则是冷冷清清。
一边是亲生骨肉，一边是男娃主义。“不要了吧，就当我俩对不起女儿。”大伯和婶子最后决定到医院去做引产手术。
手术那天，婶子坐在去医院的车上，肚子一直有强烈的胎动。
“要不我们回吧，大不了再给出去。”婶子几乎央求大伯。
“谁还愿意收个女娃？谁不想要儿子？”大伯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既然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家里的兄弟姐妹也在家劝大伯，大伯是大哥，不能食言。
3
七八个月的婴儿，已经成有人型了。抱在手上，还能清楚的看见孩子的眼睛很大，长大了应该会很好看。但可惜，后悔发生在引产后。
引产之后，医生把婴儿的遗体裹在单子里交给大伯，好像所有新生儿裹在襁褓里一样。可当大伯打开被单才发现，怀里抱着的这个死去“女儿”，其实是个男孩。
妻子还在病床上睡着，怀里的孩子冷得像个瓷娃娃。
回到家，奶奶又急又气，连叹了三天“造孽”。怀孕三次，一个孩子送了人，又一个好端端的孙子死了。这些冲突，还有婶子怀儿子的委屈，并没有让婆媳关系有所缓解。奶奶反而怪大伯和婶子造孽太深。
大伯和婶子在村子后山找个块地，把儿子埋了起来。从此再也不提这事，太伤心，
过了两三年，婶再一次怀孕了。
这回无论是男是女，都得生下来养。两口子也死了心，不要男娃了。“造孽太深。”
手术室门推开，医生抱着这一胎，女娃。大伯的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吧。这个女儿，究竟是上天的惩罚，还是天赐的礼物？
大伯和婶子拉扯着这两个小姐妹长大。这过程不能说万般宠爱，也可以是倾尽所能了。一直以来，两个女儿也都很乖巧懂事。家里的农活干起来丝毫不比男人差，总而言之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姐姐嫁人以后还一起做起了木材生意，在县里生活得不错。
大伯和婶年纪越来越大，突然有了个念头。我要找到那个送出去的女儿！
4
大伯托人问了临乡那户人家的情况，结果那朋友来消息道，那户人家早就搬走了。
搬走了？搬哪里去了？谁知道呢，那是人家的生活，想搬到哪就搬到哪。
于是这就成了婶子的一块心病了。白天种地的时候，每站起来抻抻腰的功夫，都自言自语类似：“我的二女儿在哪里呦”这样的话。
大伯不愿意找。我们把孩子刚出生就送人了，现在找到她，她也不认识我们了。找啥子！可婶子把这当做心事，郁郁寡欢，大伯也只好四处托人帮忙寻找。可找了一年多也没有着落。
中央电视台的寻人节目《等着我》，婶子在电视上看完之后很感动，和大伯商量要让倪萍帮忙找找女儿。大伯坚决不同意，这不是等于让全国人都知道了？
求你了，我这辈子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我不能再失去一个女儿了。
大伯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婶子。而就在大伯同意报名找女儿的第二天，朋友来了电话，说找到了二女儿。她和她的养父养母一起搬到了四川住。老两口和我爸马上就坐上通往四川的火车。
她的养父养母和同乡人一起去四川打工，刚开始是在工地里做力工，到后来跟着一起修铁路工程。她们的二女儿高职毕业以后在一家服装生产厂做纺织女工。她们家过得如何，二女儿的成长经历，以及她们家的未来，大伯和婶无从得知。
我爸回忆，去见二女儿的当天，四川特别闷热，随时都有一阵急雨。雨点落在身上并不消暑，仿佛连雨都是热的。大伯和婶子在火车上想了一路和二女儿说什么。
我们不一定要你回来，我们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当年是我们的错，我们也不期待你能原谅，只是希望你能过好。我俩还给你带了一些东西，都是家里种的，你小时候应该也吃过吧。哦，你的姐姐和妹妹现在过得很好，在做生意。
服装厂随便打听了一下，同事带他们三个去她的工位。婶子把大伯的袖子攥得死死的，胸前的黄色纱巾整理得很工整。
她就在那。同事一指，夫妻俩望眼欲穿，顺着方向，一个后背对着他们。她踩着缝纫机，低着头。看不出一点模样，也给不了人一点印象。
回去吧，这就够了。
可她就在那里啊。
还是回去吧。
我也同意回去，我没脸见她。
我爸看着大伯和婶转身，然后分辨两代人一点点得拉开本已经很近的距离。这样的结果并未出乎我们的意料，世界上我们该承认有缘分的存在。我们没有成为彼此重要的人的机会，甚至连再见一面的勇气，都没有。无论这个动作有多随便，距离有多么近在咫尺。但仿佛要有一个有力的杠杆才能撬动在心里封盖住的情感。打开它，需要勇气；承受打开它所得到的改变，更需要。
回去的路上，婶子好像轻松了好多。一路上三个人一直在开玩笑，聊天。
“你还记得当初你给儿子起得名字吗？”婶子突然问起来。
“不记得。”
“我记得，叫李楠。楠是木字旁加一个南方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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