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增补版）赵越胜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73页，15万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深感谢那些燃起火焰的人。我们受其所赐，就应向赐予者表述我们的深谢之情。”——史怀哲
是的，表述的作用至少有二：使燃灯者也感受精神回馈的温暖，让更多的人感知火焰、传递火焰。也正基于此，才有作者所谓私人情感笔记的出版，才有如我一样的读者深深被这文字打动并难以自禁地为之感喟。
这感喟来自于书写者的真诚。
一个人，无论之于师长、爱人还是朋友，能持续记得相交往的细节并一一记录回顾，足可见其为人行事之诚挚；更何况并不为对象所讳，在充分写出对方特点的同时，也写之中产生的异见及其原因。比如对周辅成先生，作者可以记得从初识到先生去世三十年多间的点滴往事，包括音容笑貌饮食思想精神的交流过程，还有对先生哲学美学理论观点的阐释，以及两人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比如对张志扬对唐克，作者说起期间的趣事如数家珍，包括对方的话语与交往时的神情，还有辩论内容与歌词……若非一个有情义之人，如何真切记得往事？
感喟于文中所记之人的秉性。
周辅成先生“为国尽忠”“义之尽”、“为民族尽孝”“仁之至”，对待学问博观约取、谨言慎思、求真据实，对待学生严宽有度、关爱尊重、鼓励督促……读完书的这部分重头戏，一个伟岸纯正又广慈的师者形象如在眼前。又如张志扬与唐克，前者七年牢狱生活给他原本睿智多思的性格带来的激烈多辩，后者聪明叛逆果敢性格带着的浪荡江湖气息，都叫人觉得可敬可爱。而通过两封信描绘的顾圣婴的故事，又清晰可见一个美丽的音乐天才如何难以突破性格的桎梏，在被时代所戕害时，只能选择跟自己至亲之人一起走向死亡之路的悲怆！
于是，更感喟于时代之于个人的威严，严酷时期人间友情的可贵！
利维坦的凶残，在于压制人性中的自由豁达善良，挑起人性之自私愚昧怯懦。那个时代的重压下，言说是威权的蛮横，是词汇的空洞，它隐蔽或者索性就表现为暴力，而非思想的真诚，更遑论爱与美的表述与激发。个人在此时，更容易苦闷困惑沉沦或者甘为qiang权的附庸。风雨如晦，方见烛光之暖之亮。
作者自序中引述汉娜•阿伦特的话：“人性原本有它自然的生长。但在遭受迫害的强力下，受害者会彼此接近，使他们之间的距离完全消失。……如果这种关系能顺利发展，它会培育出一种稀有的仁厚和至善。它是生命里的源泉……”恰可说明周国平所写序言中“周辅成点燃了他对书和正义的爱，唐克点燃了他对音乐的爱”的情形，作者赵越胜也才成为如此深智博爱之人。
我又想，假使顾圣婴除了教授她音乐专业知识技巧的老师，若还能有如周辅成一样的给她人文与人道思想的老师，甚至有像唐克一样放荡不羁的朋友，在她陷于父亲被拘押的痛苦中时，在她徘徊于追求政治正确与艺术自由的迷茫时，是否会给她方向的引领、精神的鼓励？是否可以帮她避开因受辱而走向死亡的命运？想到她坐牢20年的父亲，出狱后得知妻子儿女在10年前已经自杀的画面，就觉若身处荒漠，被茫茫大雪，人世之悲凉，何可胜道！
所幸，此书面世。
我得以看到并确信：寂寞者，亦有同行之侣；燃灯者，自暖亦暖人。
以下为摘录。
一
周相题白鹿洞书院：
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
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
文会堂朱熹手书：
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
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
李梦阳诗：
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
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
宗白华译歌德诗《游行者之夜歌》：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杪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罢 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
——《辅成先生》
二
彭皮尼骄傲地告诉凯撒，您可以给人民以公民权，却不能给人民语词。这堂堂正声捍卫着精神和语言的尊严。
——自序
贫乏的心灵觉不出贫瘠的语言，壅塞于途的闲言、高台之上的喧哗，往往会被视作丰裕的明见。终于，轻肥的言语遮蔽起苦寻的真知，像波舒哀所言“我想给你们的肉体创造精神，谁知你们连精神都充满肉欲”。
—— 《自序》
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辅成先生之二》
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才。
——《辅成先生之三》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
——《辅成先生之三》
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拼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谟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
文ge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过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
——《辅成先生之四》
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与众也。”
——《辅成先生之五》
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便觉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辅成先生之六》
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
——《辅成先生之七》
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明通，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先生说其实务实人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做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当“哲学王”呢！顾宪成、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尊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
和先生分手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在一九七六年之前，“谈明史是很危险的”。
——《辅成先生之八》
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
——《辅成先生之九》
依照班达的经典论述，真正的智者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讨论政治。他们所支持和维护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常常是在现世被视为无效、无益、无利可图的。在班达所举以为例的人物中，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伏尔泰、勒南都堪称智者。萨义德的定义更简洁明快，智者就是那些不被政府和权势集团收编的人，他们言说那些常常被遗忘和抛弃的命题。
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做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
——《辅成先生之十》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
——《辅成先生之十一》
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
“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
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正义啊。……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
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
——《辅成先生之十二》
先生指出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辉，自“定于一尊”，便暗淡无光。经董生之手，成为维护统治集团的护法之说。先生指出，董仲舒隐去了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自由高蹈。以“大一统”和不可僭越的君臣之礼将社会各阶层禁锢起来，铸就一套僵死残酷的统治之道。
儒家精义不彰，反沦为竞进之术。
先生谈及“儒分朝野”时说：“孔子与儒家未必相当，民间儒家与官方儒家未必相当。”
——《聊与梅花分夜永》
处于奴隶状态的个体无所谓言说，“缺席”就是他保有个人尊严的惟一方式。
缺席于众声，便选择了独见；缺席于迎合，便选择了批判。勇敢的思想者不会泯然于宣传机器造就的“共识”，在他看来，这只是本真生存“遮蔽”于言词的“欺瞒”。
从这一视角（启蒙的核心价值“个体的自由”而非“人民性”——轩窗注）看，启蒙思想所高扬的自由理性，是一切既定秩序、现存意识形态的永恒挑战者，志扬称其为“渎神”。志扬亲身经历过造神、崇神的社会狂热。以他思想的叛逆天性，心底总藏着“渎神的冲动”。“渎神”是自由理性醒来的第一象征。
我甚至认为，只有用中文讨论的哲学，而没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哲学。只要我们面对同一问题，无论你用什么文字表达，所论同一。
我想斗胆劝志扬一声，当思所行于至高处，何来畛域古今之分？理性秉性本是自由，又何必作茧自缚？
在智性的精神生活中，在自由的哲学思考中，只有智慧的互相吸引，养料的互相汲取，而断无“敌情观念”。那是三流政客的下作把戏。老富兰克林说得好：“请让地上各族各邦，爱自由亦知人权，哲人踏足任何一地，均可宣称’此乃吾土’。”
——《渎神与缺席》
九州并非不产精灵，牛山濯濯，只因斧斤者众，纵天降英才，瑰伟卓荦，天朝戕伐亦如割野草。如有美玉，日月孕育，山川滋养，逾百千年而成，要毁灭亦不过一击。
——《若有人兮山之阿》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巴尔蒙特）
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
——《骊歌清酒忆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