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就旧体诗创作问题，郑欣淼先生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高昌采访。本文刊载于《中国文化报》2006年6月22日，《新华文摘》2006年第19期转载。
中国文化报：目前旧体诗创作队伍、作品数量都很可观，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您也出版过《雪泥集》、《陟高集》等受到许多读者赞赏的旧体诗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文化生活中出现的这一旧体诗热潮？
郑欣淼：现在的确有一股旧体诗创作热潮。我查了一下资料，仅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就有一万多名，除去西藏，全国其它各省区市都有诗词学会，再加上一些市县的诗词组织，粗略估算，每年参加诗词活动的不下一百万人。而从诗词刊物来说，公开与内部发行的有近六百种。中华诗词学会编辑的《中华诗词》杂志，发行量已达到二万五千册，跃居全国所有诗歌报刊的首位。连我的家乡陕西省澄城县也有《澄城诗词》，每年一期，现已坚持出了十多期。诗词创作结集出版的也不少，就我所见，已有好几套丛书问世。特别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海岳风华集》（修订本），选收了五十二位中国当代中青年作者的近一千二百首旧体诗词，其中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75年，他们有的是空军飞行员，有的是变压器修造厂职工，有的是机场海关职员，其作品的精美、功力的深厚，受到专家们的赞许。此外，还有众多的诗社、词社和诗词网站。特别是诗词网站，全国性、地区性的都有，为旧体诗的普及和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传尧时已有“击壤”、“康衢”等歌，舜时亦有“股肱”、“元首”及“卿云”等歌。而从“诗三百篇”到有清一代，不同时期留下来大量的诗歌作品，更是绵延不绝，是我们文学遗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旧体诗被作为“封建文学”受到批判。出版过我国现代第一部新诗集的胡适，就断言中国古典诗歌已到穷途末路，传统格律已成为绞杀诗情的绳索。他甚至还拿诗词格律与女人裹脚布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同等的怪现状”。从此旧体诗创作就出现了断裂。当然，这与当时旧体诗创作本身存在的内容空洞、思想陈腐等弊端不无关系，也是当时人们追求民主自由、思想解放的时代大势使然，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很有关系。不过，因此就绝对化地对旧体诗创作采取否定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对的，是形而上学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
由此可见，旧体诗创作的戛然中断，不是艺术规律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为的结果。旧体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因此虽有人为的阻压，但它的发展仍然不绝如缕。多少年来，写旧体诗的现当代人还是不少。我们最喜欢列举鲁迅、毛泽东，一个代表着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一个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们脍炙人口的旧体诗为人所称颂，一些篇章列入学校的教材。周恩来早年也写过诗。朱德、陈毅、董必武等领导人都擅写诗。郭沫若、茅盾、田汉等文学大师的诗词都很出色。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现代一些著名的旧体诗作家，例如沈祖棻、程千帆、常任侠、陈迩冬等，年轻时都曾是新诗人。有的是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臧克家就说：“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上世纪60年代，赵朴初、胡乔木的诗词都曾刊登在报刊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在某些人眼里，旧体诗的创作毕竟是个“另类”，不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诗歌的一统天下是新诗，即自由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印的《中国文学年鉴》，当代旧体诗创作一句也不提及，这不是疏忽，而是固有观念的反映。
旧体诗创作三中全会以来得到复苏，现在正逐步复兴，并出现了上述的热潮。我想，这首先与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关，它使人们理智地回顾过去，其中包括长期以来对旧体诗人为的简单、粗暴的否定。“诗为心声”。许多诗人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表达心声而选择了旧体诗。几十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这一文学体裁也可随历史前进获得新的生机，它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里，而且能够表达新的社会内容，适应新的读者需要。思想解放了，禁区打破了，人们可以自由地、理直气壮地去创作。这一良好的环境，也为旧体诗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机遇。
从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来看，旧体诗的复兴有其必然性。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以其特有的声、韵、调，构成特有的韵律美。旧体诗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韵律美。例如，对偶是旧体诗的韵律美的一个重要体现。学会对对子，不仅是写好旧体诗的必然条件，也有益于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1933年，陈寅恪在致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叔雅的《论国文试题书》中就说：“对对子，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可以测验应试者之国文程度与思想条理。”他建议高考试题应有这方面的内容。那年清华文科入学考试的试卷中就出现了对对子的内容。有考生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留下一段佳话。无独有偶，2004年元月，北京大学的一场特长生选拔考试的试卷中也出现了对联试题，主联是“九天揽月，华夏英豪驰宇宙”，要求以“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为内容来对下联，好多考生措手不及。对对子对平仄、词性都有严格的要求，分辨平仄、虚词实词，其实是一种综合性考试，也是进行旧体诗创作的一种锻炼方式。
如果再把这股旧体诗热潮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可以说它是人们对适应新时代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一种探索。“五四”以来，新诗虽然有了独尊的地位，但其存在的缺陷也是不容讳言的。鲁迅在1934年致窦隐夫的信中就曾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过去了七十多年，鲁迅所说的问题仍然存在，旧诗仍未被“挤出”。我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程中，也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逐渐变化，诗歌创作本身也发生着变化。例如，“诗界革命”就曾对旧体诗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过革新，包括描写新事物，“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黄遵宪语）。虽然基本上仍然是古代诗歌的体制，但是近代诗人对古代诗歌的观念已经在更新。即如最受近人垢病的“同光体”，其实其中各派在艺术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绝不同于明朝前后七子的摹仿盛唐。目前的旧体诗热潮，正是人们这种探索的一个继续。我们说旧体诗可以适应新的生活，并不是说它就不需要变革了，需要变革的地方还有很多，任务还很艰巨，还要坚持不懈，要敢于尝试，欢迎不同流派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新诗旧诗，并存是客观事实。现在留下的都是各自探索的足迹，同时也都面临继续探索的任务。两者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应互相借鉴学习。没必要融合为一种诗体，可并行不悖、比翼齐飞。
中国文化报：当代旧体诗界也遭到诸如人员老化、内容陈旧、词汇因袭等一些批评。旧体诗创作要健康发展，需解决哪些主要问题？
郑欣淼：人员老化不应该算是问题，因为人总是要老。一些老同志旧学根底很深，对旧体诗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写诗词的不仅中老年，有些70年代出生的人写得也相当棒。不过，从思想认识上说，旧体诗倒是很怕“老化”。这一诗歌体裁是特定时代环境、语境下的产物，与新时代、新的生活内容能不能适应？实践证明是可以适应的，还出现了启功、聂绀弩等很活跃的一批旧体诗人。我坚持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讲，掌握格律并不难，难的是要有诗意，要有形象思维，即真正能“带着锁链跳舞”。不然，徒具形式，诗味索然，有形无神，会倒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是当前一些旧体诗受人攻讦的重要原因。
旧体诗创作要健康发展，我认为应该重点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应该有一定的诗词创作的基础知识。要写旧体诗，首先当然必须掌握它的格律，知道平仄、用韵等一些基本要求，明白它的多种限制。现在有些人连平仄都不清楚，就大胆写作，并美其名曰“创新”，这是不可取的。词和音乐关系密切，许多词牌适宜抒发特定的感情，比如“满江红”这个词牌就多用入声韵，表达慷慨激昂的悲壮情绪。龙榆生在《唐宋词格律》一书中对此就有说明。诸如此类的知识，都应注意掌握。要多读一些经典性的诗词作品。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是有道理的。还要增加一些文史知识的积累。《老子》五千言，却有大智慧。《论语》也不长，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从事诗词创作，就要对这些元文化有所了解，要有知识的积累，当然也包括生活的积累。
二是要有真情实感，要有鲜明的个性。不能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诗歌是感情不可遏止的抒发。《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有深厚的感情，压抑不住，所以要表现；表现为言还不够，所以要唱叹，也就是表现为诗的形式。我们所能铭记的古今诗歌的佳作，不管是咏物记事，还是怀人感时，都能从中体会到作者的感受、感情。乾隆皇帝一生写诗四万多首，接近《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诗歌作品的总和，但缺乏情致，总体艺术水平不算高，唯怀念结发妻子富察氏（孝贤皇后）的少数诗篇，被人们普遍称为佳作，就是因为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缘故。
三是要注意创新。毕竟我们面对的生活环境与古代有很大不同。古人说“残灯如豆”，今人用的是电灯。古人说“更漏尽”，现在用的是钟表。古人说“细雨骑驴过剑门”，今人除了我前些年去新疆一些地区见过骑驴的兄弟民族的老人，大多数人出门都是车船飞机，谁还骑驴？当然，我们说创新也不是简单地使用几个新词汇，像“刘郎不敢题糕字”（宋祁《九日食糕》），最重要的是要与现实相通，要有现代意识，创造新的意境。传统诗词用典较多，现在有人反对用典。我认为，在用典上不可绝对化。我们反对“无一字无来历”，反对掉书袋、獭祭鱼，但不是说典故毫无用处。许多典故蕴涵丰富，运用得当，有利于创造启发读者更多联想的意象、意境，增加表现力。毛泽东、鲁迅的作品中，就多活用典故，使读者印象颇深。当然，我们反对用僻典，或者是生造，令人看不懂。鲁迅晚年曾为杨霁云书一直幅，引了晚清“诗界革命”一位诗人用《圣经》中的“典故”写的诗：“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然后批评说：“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
四是要注重推敲修改。这于诗意的强化和诗境的提升很有意义。写时字斟句酌，认真推敲，写好了再作进一步的甚至反复的修改，这是“苦吟”即锤炼的过程。“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的话有些夸张；传为李白赠杜甫的“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虽是调侃，但说明写诗不容易，是个苦差使。王安石评张籍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属于正常情况。因而有些人不仅自己改，还请旁人帮忙改，这方面的佳话很多。毛泽东写诗曾请郭沫若、臧克家推敲，胡乔木写诗曾请钱钟书斧正，还留下了彼此商讨的信札。中华诗词学会最近提出提高诗词质量问题。提高质量需要多方面努力，注重推敲修改不容忽视。现在有些人率尔下笔，只求数量，没有精品意识，这是不好的。
中国文化报：现在一些诗词刊物在用韵上大多实行旧韵、新韵并行的“双轨制”，《中华诗词》等刊物最近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新、旧韵的争论。我读到的您的一些旧体诗作品用的是“平水韵”，您怎么看待新韵？
郑欣淼：诗韵是诗词界一直关注并热烈争论的问题。中国的古音，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或三个系统。我们所说的诗词，主要是中古阶段的产物，也是依照中古音系统创作的。中古的韵书，从隋陆法言的《切韵》到经唐人修订的《唐韵》，再到宋人的《广韵》，韵部达到二百零六个，声调为平、上、去、入4种，这么多韵部，在实际应用方面显然不适宜，就容许邻近的韵部“同用”。在此情况下，南宋刘渊编了《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把韵部减到一百零七个；金王文郁据此编了《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又把韵部减到一百零六个。刘渊是平水人，平水即今山西省临汾市，所以称之为“平水韵”。从宋、金直到现在，一百零六个韵部的“平水韵”，已经运用了八百年。现在诗歌创作用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恪守“平水韵”；二是用韵较宽，但原属入声今读平声的字仍作仄声用而不派入平声；三是完全用新韵，没有了入声（所谓“入派三声”），平仄按照今天普通话的读音。
我的诗词属于以上第二种情况。约在1965年，我买过一本上海中华书局出的《诗韵新编》，后来写诗用韵就按这本书，但我对原是入声今读平声的字，仍作仄声用。毛泽东、鲁迅也是坚持保留了入声，但在用韵上并未完全遵守“平水韵”。例如，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和柳亚子先生》分别为“寒”“删”、“江”“阳”通用，鲁迅的《无题·故乡黯黯锁玄云》三个叶韵的字分别出自“真”“文”“元”三个韵部，在当时和今天读来都很顺畅。
诗为什么押韵？就是为了声调、韵律上的和谐上口。诗歌和音乐联系比较紧，声韵是诗歌音乐美的载体，是诗歌易于流传的艺术要素之一。旧体诗歌以韵律精严著称。我个人认为，写旧体诗歌，平仄一定要遵守，它可使音节协调，产生一种抑扬顿挫、往复回旋的韵律，这是古人创作实践的总结。但在用韵上应注意语音的实际变化。有人主张，既是旧体诗，用韵则必须遵循“平水韵”，例如“十三元”，即使此韵中有的字在现代有多种读音，易与“先”“真”“文”等韵相混，也还要照用不误。我对此难以苟同。高心夔是清晚期的著名诗人，但他两次考试都因为在“十三元”一韵上出了差错，被摈为四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成了终身的憾恨。难道我们还要今天的作者像当年的高心夔那般犯难？道理很简单，今人的诗是写给今人看的、吟的，随着时代递嬗，语音已经变化，还要坚持八百年前的读音，那该多别扭！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欣赏效果，也桎梏了旧体诗歌在今天的发展。
我认为诗韵应该改革，应该放宽，应以今天的实际语音为主。因此我是赞成新韵的。但是新韵宽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些人习惯于“平水韵”，大多数诗刊仍是“平水韵”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赞成中华诗词学会在《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主张，即一方面尊重诗人采用新韵或运用旧韵的创作自由（新、旧韵不得混用）；另一方面又要倡导诗词的声韵改革，大力倡导使用以普通话语言声调为审音用韵标准的新声新韵，同时力求懂得、熟悉、乃至掌握旧声旧韵。总之，在较长时期内，应为诗词创作造成一个选择不同用韵的宽松范围。
中国文化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传统诗歌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郑欣淼：积极因素，传统诗歌中总体上很多，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中也有现实意义。前天晚上，我刚刚看过陕西创演的秦腔剧《杜甫》。这个戏勾勒了诗圣杜甫坎坷跌宕的生命历程，我认为不错。我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周老师曾送我一本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绝大部分我都读过，这对我的诗词创作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使我对杜甫十分敬仰。
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积极向上、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的典型体现。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呼吁，“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对美与丑、善与恶的强烈鲜明的态度，千百年来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往理想人格，追求大丈夫的浩然之气，这在诗歌中有着充分的反映，也成为激励今人的精神财富。例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都成了广为传诵的名言佳句。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田园风光的向往，抒发了诗人的美好情感，也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许多诗作，或表现人类共有的情感，或反映对事理的体悟，都有其不朽的价值。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中国传统诗歌中都浸润着很多儒家思想，关心现实，强调自我道德的修养与完善，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的责任。
至于消极因素，传统诗歌中当然也不少，比如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囿于个人生活小圈子里的清高孤傲，幽怨怅恨，等等。传统诗词的积极因素又往往与消积因素结合在一起，不好截然分开。例如，屈原、杜甫的爱国主义就与他们的忠君思想分不开。这就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具体的分析，防止“摘句”带来的片面性。
中国文化报：传统文化形式（如国画、京剧、旧体诗词等）的继承和创新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郑欣淼：国画、京剧、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化形式，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体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一些特有的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已深深地扎在国人的魂魄里。在今天，它对于我们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民族特性，提高国民文化素质，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忽略了这些传统文化形式的继承和创新，就容易迷失自我。
传统诗词创作目前实际已成了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心声的重要载体。继承传统文化，有发展和弘扬的问题，但不能与当代文化割裂来看。首先要继承，然后才能看清不足，推陈出新，有所发展。继承的过程实际也是研究的过程。不能非此即彼。
中国文化报：旧体诗歌在政治、外交和日常交际中是否有独特的作用？
郑欣淼：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旧体诗歌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在政治、外交和日常交际中加以巧妙运用，能收到普通语言达不到的效果。舜说：“诗言志。”（《尚书•舜典》）舜说的“诗”，属于泛指。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说的“诗”，指的是《诗经》。古代常见“献诗陈志”、“赋诗言志”。《诗经》在外交和日常交际中发挥着表情达意的工具作用。当时贵族子弟学习“诗”，就是为了在政治活动和社交场合中陈志、言志。《左传·襄公八年》记晋国范宣子出使鲁国，意欲鲁国帮助晋国讨伐郑国，但不便直接言明，同时也想探探鲁国对伐郑的态度。于是就吟了一段《诗经·召南·摽有梅》里的诗句：“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他用这段话作为外交辞令，表达了不要错过用兵时机的意思，显得婉转含蓄，也留有回旋的余地。
写出诗歌“藏之名山”，被看成是很神圣的事情，也是一种文化素养的体现。因此作诗诵诗，就成为中国政要的一个传统和特色。历史上许多帝王，从刘邦、项羽到唐太宗，都有诗篇传世；朱元璋文化程度并不高，相传也吟出过“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这样的诗句。民国时期，孙中山、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袖多有诗词传世，北洋政府也有涉猎风雅的人。袁世凯能诗，徐世昌诗、书、画俱工，连段祺瑞也有《正道居诗》。如前所说，我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能作诗，毛泽东的词尤为人称道。如前所说，既然“诗言志”，那么，政余事诗，以志其怀，自然成为政治家的时尚。为什么我们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喜欢作诗？我想大概与这种传统有关。
诗词酬唱自古以来即是文人间的雅事，《全唐诗》、《全宋词》里这类事例已经很多。毛泽东与柳亚子的唱和，更成为一段佳话。在国家政治外交活动中引用旧体诗词等民族文化瑰宝，可以很简练地表达很丰富的内容，不仅有历史感，也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去年布什访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引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著名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来比喻中美关系应该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妥善处理分歧，在海内外颇有反响。
总之，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从历史长河看，这里的诗，指的都是包括古体诗在内的旧体诗。这种旧体诗，虽然曾在短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沉寂或不振，但至今仍然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并且从复苏走向复兴，已经证明它确实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相信：旧体诗作为当代文艺百花中的一花，只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本文选自中华诗词学会官方公众号 微刊 ， 由河北省诗协女工委诗教工作负责人王晓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