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首部“非典型”航空题材“灾难片”，《中国机长》可谓是以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达与类型化书写塑造了职业岗位的平民英雄群像，并以后劲颇足的票房成绩献礼新中国七十周年。
该片在与《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三足鼎立”中表现甚佳，上映24天票房突破27亿，强势赶超《我和我的祖国》。
随着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主题更为集中突出、时效性更强的国庆档影片热度的退潮，《中国机长》这样类型清晰、本土化、新主流升级的视效大片，因其对工业化视听效果的完美呈现，对创作的“中国速度”下中国品质的彰显，灾难片的本土化与中国式表达，无疑会有更充足的后劲。
影片以民航人的普通一天为切入点，不避生活的琐碎芜杂而在一种日常生活背景、职业生活经历中描绘出一幅形象鲜明的英雄群像画卷。
这一群像在与近期一些新主流电影的“互文”中更具独特性——如与近年的新主流大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的宏大历史题材、主流国家形象建构不同，与《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书写执行跨国特殊国家任务的中国血性军人也不同。
《中国机长》取材于现实真实事件，关注平凡岗位中坚守职责的普通人，致力于平民化英雄形象的书写。
在我看来，影片甚至表达了以往主流电影不多见诸如“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的理念，呈现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就此而言，《中国机长》不仅是一部具有类型突破和升级意义的类型电影和新主流电影，也是一部表达新型价值观的一部安全教育片、职业剧。
类型化发展是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然之路
类型化发展是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然之路。“类型电影”生产亦为电影工业美学之重要原则之一。当然，出于中国的语境和体制，与“体制内的作者”相近，类型电影的本土化也为必然之势。
《中国机长》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笔者亦曾把《战狼2》这样的以现代功夫片为主打类型，兼容战争、武侠、动作的强情绪、强节奏的影片定义为“类型加强”的强类型电影。循此，与灾难类型相结合并进行本土转化的《中国机长》也可谓一种新的“类型升级”：时间空间更加集中，情节更加紧张刺激，灾难则经渲染而终结为大团圆，表达的价值观也更为持中和普适。
这种追求逼真性、体验性，凸显“空间消费”、视听震撼的场景再现，以及对于机舱玻璃碎裂原因追究的回避，无疑是明智的也是合理的。毫无疑问，电影因为安排在国庆档放映，有着重要的献礼任务，国庆档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是压倒一切的。
在这种非典型灾难片的类型定位下，影片在相当集中的时间和空间内展开简洁的线性情节发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剧作上三段式的叙事方式为建立、冲突、解决三个阶段，其起承转合高潮都几乎与影片时间序列相一致（不禁让我联想到剧情时间与放映时间一致的美国西部片《正午》）。但影片在线性情节的简洁叙事中充满张力，在紧凑的时间节奏中营造出了虚拟影像、视听效果的极度现实感和震撼力。
显然，有着极大票房诉求的《中国机长》，应时应势选择就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和封闭的空间展开叙事，它不可能把更深层次的内容，诸如人物性格、人性和制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等展现给观众。情节节奏的紧张，视听效果的震撼，人物群像的基本立起来，其任务已经完成大半了。
影片中机长、机组成员这些英雄群像，都是生活化、职业性的平民英雄。他们恪尽职守，同时也是独立的个体生命。也就是说，《中国机长》把中国惯常的“舍己为人”式英雄形象模式悄悄置换成了“英雄也是普通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个人主体性主题。
片中乘务员临危不惧，缓解乘客情绪，应对突发事件，在无氧的情况下不断对乘客以安慰、劝导。机长更是在高压、无氧、狂风、噪音的极度挑战下保持理性判断，但他们在调整受众心态时不是讲大道理，不是作大无畏宣誓，要自我牺牲状，而是强调“我们也都是子女、父母，我们也都想回去”。机长更是在幻觉中出现了回家为女儿过生日的幻景。
这其实有着某种偏重个体价值观的观念融合：飞机是一个共同体，生命安全不仅是乘客所需，更是机组乘务人员所需。大家都是平等的生命，都在飞机这一命运共同体上。
该片在人物塑造如塑造机长时，没有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塑造，而是对英雄进行某种“祛魅化”：影片中的机长沉默寡言、“脸色臭”，但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更兼心理素质极好，而且顾家。
副机长更是被诸多受众吐槽“语言轻挑”、“行为怪异”，但他遇事冷静，坚毅果敢，在大风中艰难地爬到驾驶舱。因此影片没有浓墨重彩刻画个体英雄，而是聚焦整个机组的团队协作，这自然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显影。
高标准工业化制造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品质”
制作成本6000万美金的《中国机长》，由执导过《古惑仔》、《无间道》等典型香港电影和内地主旋律大片《建军大业》的刘伟强编导，因此也可以视作一种内地香港合作影片，也有理由相信，刘伟强在《建军大业》水土不服的“试错”之后，会把主流要求与香港“港味”融合得更好。
实际上，影片实际确乎在类型打造、价值观表达、人物设计等方面不乏“港味”，职业精神的强调，民生化、平民化导向，包括一些生动鲜活但也招致批评或争议的细节，等等，都为“港味”表征种种。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机长》的工业化程度和一种“中国速度”：2018年7月申请，2019年1月开机、10月上映，使《中国机长》成为“中国速度”的代表。
《中国机长》的拍摄是整合了很多工作人员的完整、协作、系统的工业化制作，这还不包括摄制组外的大量人员。刘伟强说，“给《中国机长》提供过直接帮助的民航系统工作人员，大概就有一千多人，是大家帮我们拍成了这个电影”。
无论是导演对飞机“真实”（客舱真实、效果真实）的高要求，还是演员对表演的高标准（张涵予等人在拍摄前接受专门飞行训练、袁泉等人接受专门客舱训练，张天爱为求真实而真摔、欧豪也曾因多次在强风下表演而脸部过敏），亦是出品、制作、发行的高指标、高协调，都在艺术表达和技术制作方面体现出《中国机长》的“工业品质”。
《中国机长》的“工业品质”在视听表达、演员表演等方面亦有体现。在1：1的飞机客舱中，我们似乎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观赏体验，无论是驾驶舱，还是乘务员休息室，亦是头等舱、经济舱，都在呈现一个真实的场景，进而促使受众从“真实场景再现”中获得感官刺激与场景认同，提升观影体验。
飞机出现故障时，特写镜头下从缓慢脆裂到瞬时爆炸的玻璃、突然熄灭的灯光、飞出机外的副驾驶及远景镜头下飞机下落的外部表现……种种通过镜头、音乐、音响等视听语言合力“再现真实”场景的手法都是其工业品质的明证。
以演员表演来说，在“封闭空间”进行表演的演员，其情感的渲染力、现实的真实感表演也颇为到位。张涵予的“无表情”的表演再现了处于高寒、缺氧下极端环境的机长：在极端环境下，虽眼睛肿大、身体僵硬、肌肉收缩，但依然目视前方、紧握方向，此时张涵予无言的表演便最好地诠释了机长对职业的坚守与对使命的忠行。
同样，袁泉也把乘务长巾帼不让须眉的胸怀魄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袁泉一边吸氧、一边指挥安慰乘客的画面令诸多受众难以忘怀，近景镜头下乘务长凌乱的秀发、坚毅的眼神、简短的语言（“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请相信我们”），平实质朴却掷地有声。
因此，影片视听的真实震撼，表演的朴实厚重，都彰显了《中国机长》高标准工业化制造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品质”。
自然，一定程度上，《中国机长》以“献礼片”之名占据国庆档（影片实际上可以在任何时间放映）优势之天时，也因综合优势在排片上占据地利，以颇具话题性、知名度的真实事件改编占据人和，故其成功并非绝无偶然。
客观而言，影片在“封闭空间”叙事中多有情节强度不足，人物关系单薄，人物性格不够丰满的诟病，有第二机长“撩妹”这样的或为“港味”体现但相当不和谐的“尬笔”，还有在有限的时长内画蛇添足的“航天爱好者”的“插科打诨”和太多的地下指挥人员等非必要叙述——这些，都使得影片在剧作、情节、人物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得更好，影片优化空间依然很大。
总体而言，《中国机长》体现了内地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雄厚资本与香港电影人对类型创作的娴熟，对视听震撼的工业品质追求，对平民化、民生化理念表达等的较完美结合，也体现了崇高紧张强节奏型美学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经验型的世俗化平民美学的融合。故亦可为笔者心目中较完美达成工业与美学之融合，基本符合“电影工业美学”理想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