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山:世界对《易学》的关注

《周易》的研究价值，蕴涵着原始巫学、数学、天文地理学、文字符号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与文艺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因素，是一个集中华古代命理、数理、天理、圣理、哲理、心理与文理等于一炉、属于颇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化集成。这用古人的话来说，叫敞“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虽说这是推崇《周易》的古代易学家夸饰有过，因为世上决没有哪部书的文化内涵可以囊括、穷尽这个无穷的大千世界，做到“无所不包”。然而，其文化意蕴的庞繁、深邃与独特，尤其是它那独具的文辞符号系统所造成的独异的文化品格，确是无与伦比。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易》是一部中华古代文化思想的“综合知识”库，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也是诸多中华古代文化智慧的综合体。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周易》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这不是我们的幻觉，也不是思想走入迷途，而是说明《周易》的思想容量确实很大。这也许就是

这部文化典籍的特殊魅力之处吧？

自古至今，对《周易》的研读即易学几乎持续不断，历代未废，它基本上一直是一门显学。据近人高享先生说，《周易》的注家不下千余，据说在这方面留下的著论约三千余种，比较重要的也有一、二百种。有人作过统计，将“五经”其余各经的注解文论加起来，也不及《周易》一经的著论多。千百年来，历代儒生往往皓首穷经，读《易》不辍。

把玩沉思，大彻大悟；有的为此一坐显达，声名远布；有的却弄得两袖清风，穷愁淙倒；也有的装模作样，附庸风雅．....,然而不管怎样，似乎都以为《周易》是“好东西”。

虽说“五四”以后半个多世纪里易学领域稍显沉寂，仍有一些所谓“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读易心醉。现在呢，又在新的文化“热”中大有使易学重新“热”起来的势头，当然，这不会走历史上研读《周易》的老路。

不仅在中华本土，《周易》居然也讨外人的青睐，在欧美、日本与东南亚等地看来也不乏知音。

早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有一位西方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与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教传教士鲍威特友善。鲍威特入乡随俗，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居然也“崇洋迷外”，成了《周易》的一个爱好者。他于1698年，将两张易图带欧洲，并赠予同样热爱中华学术的莱布尼茨。这两张易图，一张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简译： Segregation - table )；另一张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Square and CircularArrangement )，据说，原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晚年派其朋友蔡季通经荆州到四川从民间购得，源于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一书。大家知道，莱布尼茨是二进位制数学的创始者，二进位制数学是现代计算机的数理基础。莱布尼茨首次将传入欧洲的易图进行数学翻译，从中发现，《周易》六十四卦即64=2^6，与其所创始的二进位制数理不无相通之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我们看到他（菜布尼茨）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体系预示二进制一样。”

的确，从现存的莱布尼茨的一些书信和手稿中，尤其在其所著《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一书中，人们可以听到许多中华古代包括《周易》文化思想的来自西方的“回声”。

由鲍威特、莱布尼茨所开始的关于易学的中西文化交流，到十九、二十世纪，已蔚为大观。此时西方已流传多种《周易》文本，其绍介、翻译与研究者，主要的有法国菲拉斯特、艾滔耳德．恰旺那、亨利．马斯伯罗、英国詹姆士号勒奇、德国理查德，威廉父子、荷兰鲍莱尔等。其中法国的菲拉斯特是十九世纪人，他的《周易》本为人所推重；英国的詹姆士．勒奇的英译本《周易》是当时西欧的最佳译本；德国的理查德．威廉父子试从心理分析角度研习《周易》，并曾来华作报告演讲，其《周易》德文译本后转译为英文、法文译本；最有意思的是法国的艾滔耳德．恰旺那，此人是一位中国学术迷，有人以中华文化为非，不相信中国能走上近代化道路，他坚决反对，竟争辨不下导致与人决斗而成重伤。

在现当代，西方的《周易》“热”大约以美国为最。据说有七种《周易》译本，曾经年销十余万部。其易学研究较多地从自然科学角度入手，也从文化哲学、巫术学等角度入手，研究自然宇宙与社会人生（人的命运）的深刻文化意蕴，尤其对太极、八卦、六十四卦等文化模式一往情深，如痴如酔者确有人在，表现出对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巨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