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
二十世纪的苦难用什么衡量？那些经历了战争、饥饿和迫害的生者与死者，分别遭受到了什么？在此，统计数据没有意义，衡量这苦难的深度亟需健康的个体，成熟的灵魂——将时代的扭曲悲惨以文学充分显现。
有这样一个“个人”，他热爱自由、艺术、美，但被锁在地牢。他靠回想儿歌、作曲、设想鞋子的流行款式渡过光阴。他以哲学自坚其心而“自始至终保持镇静”。他写道：“莎士比亚、贝多芬都被赶上大街来批斗，我安之若素，因为无损莎士比亚、贝多芬一根毫毛，而有莎士比亚、贝多芬存在的世界，我为何不爱，为何不信，为何不满怀希望，为何不凛凛直视走过我面前的一个一个历史的罪人。”
谁曾就浩劫年代的心志，作过这样的表述？而有了这样一个“个人”的受难，苦难，这才变成真正的苦难。
“我曾是一只做牛做马的闲云野鹤。”闲云野鹤耕地拉磨，荒谬之甚，不言亦明。这样的“野鹤”，你再精通驯术、驭道，再怎么绳捆索绑，也难于使其就范，即便做了牛马，也不能阻止它是其所是。因为“是”的力量强过“做”的力量。 “人是浪漫得起的，浪漫不起的还好算人？”。在丧失任何浪漫的可能的时代而依旧浪漫的人，才令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浪漫。
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无法回避中西文化的交遇及传统文化的大面积流失。在这大际遇中，木心艰难地言说了浪漫主义的现实真相，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浪漫主义可能的一笔。读者在他的作品中充分歆享到美妙的思想与情感，这种思想与情感竟能自谋活路，自我拯救。
作家有的是一支笔，读者有的是一双眼睛。但阅读木心，我的心从未与他的心分隔。关于生活与艺术的距离，他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可能。七八十岁这一代人，以亲身经历眼看诸多传统流失殆尽，同时，以身家性命予以维系而保存。如此强调这一点，是基于对当代某些作家与自己作品关系游离的写作方式的遗憾，这距离，形成了我们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腔调”，二者距离越远，腔调越浓重，而木心，敞开而裸露，我时时感到，轻言细语，以至于拨动我们这时代的神经！读者细微的疼痛，在阅读中，时时被触动，于是，疼痛成为艺术，在作品里。
2.
1971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一位共产党员，生前在自己的祖国智利，几度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瑞典文学院，超越了意识形态，把这个神圣的奖项授予他？原因就是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大力量，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毫无疑问，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加入智利共产党，和阿连德、格瓦拉、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过交往，他被祖国抛弃而流放过；他当过外交官，也竞选过总统，当切-格瓦拉拿起武器为梦想和信仰而战，而聂鲁达则是用手中的笔和诗人的歌喉，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歌唱。
因此，有人说聂鲁达是20世纪文明的象征，他告诉我们生命就是革命，就是爱情，更是一首诗歌。他爱革命如同爱女人，爱美酒和佳肴如同爱诗歌，其情诗是深情和肉欲的混合体，充满强烈的情欲渴望，就象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两者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读他的情诗，有如沐浴着南美的阳光，火烧的山峰在黄昏下闪烁，那种热烈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
你像我的灵魂，一只梦的蝴喋，你如同淡淡的忧郁。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鸽子般悲鸣的蝴蝶。你从远处听见我，而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遥远而明亮。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而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彼时，一句言语，一个微笑，已经足够。而我会觉得幸福，因为那不是真的觉得幸福。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一样。在这里，聂鲁达的爱情，又是如此富于精神的意味，没有一点欲望参与，爱情显得如此神圣而纯洁。只是纯纯地、静静地守着一份情感，即使所爱的人早已远去。他对于爱情，小心翼翼到如此程度，干净明澈至于苛刻。让爱情里只允许有爱情，容不下别的杂质，甚至连具体的影象都容不下，只是默默地守着，一片没有人影驳杂的神圣静默。
虽然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们无法把他和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区别开来，他和我们概念中的那些怀抱意识形态的正人君子，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明了他的政治企图，但是，我们确实感到，没有谁象他那样，更适合向那些绝望而美丽的青春，述说着革命史诗与真实的爱情。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聂鲁达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被介绍的，而他的政治抒情诗，便是我们了解这个伟大诗人的唯一途径。
当然，他的诗歌具有的力量，可以从对于那个红色时代的震撼力，也可以从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来加以认识。这个故事曾拍成电影《邮差》，广为流传。记述的是上世纪50年代，聂鲁达流亡意大利期间，居住在一个小岛上，小岛上的人民以捕鱼为生，安静而平和。而诗人的信件需要专人来投递，年轻的马洛便成为了聂鲁达的专职邮差，每天骑着自行车为他送信，乐此不疲。
此后，聂鲁达离开那里，而失业的邮差则陷入了对诗人无限的怀念中。在一次集会中，马洛有幸成为工人们推选的诗人，上台朗诵，场面热烈。然而，马洛在镇压中不幸丧命。几年后，当聂鲁达重返小岛，才知道马洛的死讯。而邮差的妻子苏西也尊重马洛当年的遗愿，将他们的孩子命名为聂鲁达。
在西方人眼里，聂鲁达的生活无疑是一种另类，因为他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他的诗歌也是存在于潮流之外的，因为他的诗歌风格和西方现代诗格格不入。但是，不能否认，几乎没有哪个诗人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聂鲁达的诗歌，和格瓦拉的形象一样，在南美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被尊崇为革命的象征。就像这个故事里说的，它可以把一个邮差变成诗人和革命者。
有人说，读聂鲁达的诗是一种享受，一种回味，一种咀嚼。体会生命，只有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我更愿意去感受聂鲁达的革命和爱情，他的生命中最出彩的华章，以及他的爱情诗。他说，爱是最温柔的暴动，当蓝色的夜坠落在世界时，黑夜即将降临时，这场暴动也就发生了。他是一个把革命和爱情结合得最好的诗人，当然，他的革命以及她的爱情，都不是我们的红色时代所理解和接受的。
3.
知道荷尔德林是因为他的这句诗“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自海格德尔对荷尔德林的诗进行了哲学阐释之后，“人，诗意地安居”便越来越成为诗学和哲学所推崇的理念。海格德尔在解释这句诗时作出如下判断：“正是诗，首次将诗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
也许只有诗才是最重要的，她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幻想和渴望，她让我们热爱生活。海子在一篇被后人称为诗学遗嘱的文章《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将诗人分为两类：第一种诗人只热爱自我，“而另一类诗人，虽然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凡高和荷尔德林是后一类诗人”。在这里荷尔德林其实就是所有风景中一个聆听和畅游的精灵，他接受了大自然恩赐予我们的一切，并和他们在故乡亲切地交换秘语，他们之间彼此是心心相映地，他写道：“曾经在其中玩耍过的树林/如果我回来，你能再次让我平静”（《故乡》）。在诗人心目中只有故乡是最真实的，在那里他可以诗意地栖居，可以一次次大胆地走进阳光、湖水、鲜花铺就的小路……
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荷尔德林不幸的命运。两岁失去生父，九岁失去继父。1798年秋因不幸的爱情离开法兰克福，1902年听到情人死讯从法国西部横穿法兰西平原，徒步回到故乡，神经开始错乱，后好转。1860年经刺激最终导致疯狂，后一直住在一个小木匠家里，直到1848年病逝。然而他一生的不幸并未引起同时代的人对他诗歌的关注。直到一战后人们才开发始注意他光彩夺目的篇章。是漫游使他开始了诗歌意义上的生活，他独身一人在空旷的法兰西大平原上，含泪微笑，目睹了每次日出，倾听大自然的每个声响以及那个源于他的在他头顶上飞旋的灵魂的歌唱。正是那次漫游还乡，使他最终成就了自己。在他的诗中“还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荷尔德林还乡的主题永远都在向各个时代的诗人诉说关于诗的最终秘密：把苦难当成回忆。把诗歌当成故乡。故乡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它和诗歌一样，温暖平静，可以从任何一个熟悉或陌生的角度去眺望曾经漫游的远方。备尝了漫游的艰辛，故乡和诗歌同时抚慰了诗人，让诗人高饮不醉。荷尔德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他没有抱怨，“我是大地的儿子，我拥有爱，同时也拥有痛苦”（《故乡》）他的痛苦因爱而生。在茫茫的法兰西平原上，日夜兼程，从西到东，因为爱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是第一个真正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诗人。世界黑夜贫困时代有着双重的内涵：一方面，上帝之死、信仰危机、价值缺失、道德沦丧带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漫漫长夜和精神陨落的贫困时代；另一方面，技术中心、物欲横流、心灵目盲又带来了一个生存异化的沉沉暗夜和诗意消亡的贫困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庸俗的思想麻痹了人们的神经，技术的白昼刺瞎了人类心灵的双目，欲望的追逐使人们迷失了自我，模式化的生活习惯使人们遗忘了本真的存在。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无法洞察到自身生存的本质和真相，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
正如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所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即有拯救。”对于荷尔德林，世界黑夜同时又是一个寻找光明的神圣之夜；贫困时代同时也正是一个创建诗意栖居的时代。人们都在忙着追求物质、利益、欲望，把世界和他者都当成对象去征服、利用和追逐。真正的诗人却不追求任何尘俗的事物，作诗乃是世界上最清白无邪的事情。这种诗召唤着人们挣脱外物对心灵的重重遮蔽，重新发现本真的存在和自由，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里，诗人为了众生去寻求真理的光芒，抓住神圣的光辉本身，为坠入精神深渊的同类们照亮回归本心的路途。这些贫困时代的诗人宛如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必然易被过度的光热灼伤，他们的生涯就像夸父逐日一般，注定了作为精神殉道者的悲剧而崇高的一生。
4.
1975年，四十二岁的桑塔格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发现了她得了乳腺癌。那是一段可怖的经历，因为有医生告诉她说再活两年的几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十，还有的医生干脆告诉她只能再活半年。这种猝不及防的绝望一度让桑塔格陷入恐慌，她甚至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她的生活和未来被判了死刑。这也是第一次让她产生了那种“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觉。无论我们在马不停蹄地生活和追求上有多么大的不同，但是死亡总会拉近我们的距离，芸芸众生，平等的妄念就在死亡的一瞬间才是最为真切的。当然，对生命的渴望才是最为迫切和真实的，所以桑塔格最终选择了一种虽然极端但最有希望的方式配合治疗自己的病情：彻底切除自己的乳房。
在1975年之后，桑塔格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为强烈的变化也许就是 “我很庆幸逃过了死亡”念头，所以她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继续旅行，写作，出版，演讲。她越来越多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她的名气越来越大，死亡的阴影早已随着她的第二性征的模糊消散无形。直到2004年3月底的一天，她又一次被死亡扼住了生命的喉咙：她再次被查出了身怀癌症。而且这次明确告知她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她所患得的是一种致命的血癌。换句话说，这次死神已经帮她预订好了启程的车票。那种绝望的气氛，熟悉的恐慌，脆弱的感情，沉默的窒息感，“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觉又一次回来了。
第二次，就算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日中，她仍然没有没有放弃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热爱生命，这个我们平时喊出的空洞口号，在这里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在我们的印象中，桑塔格好像始终生活在未来，在不幸福的童年，她沉浸在自我阅读的世界中。
在苏珊·桑塔格的小说里，几乎没有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传统要素和外壳，它们基本上只剩下她本人的记忆和观念。她去掉了所有形式的东西，却掌握了小说最核心最坚硬的部分。总的说来，苏珊·桑塔格使用了一种“断片式”方式。她把这些断片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幅色彩绚烂的“拼贴画”。此方式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是社会与人最真实的写照。
苏珊·桑塔格采用这种方式用心良苦，它在形式上与这个时代是最好的对应，而且在效果上，更能做到触及问题、揭示深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今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里，有那么多大而化之的人不喜欢苏珊·桑塔格的小说，也是不会让人感到奇怪的。的确是这样：苏珊·桑塔格作出的贡献其实与别人不同，她做出了对现实、人性的关注以及对既有观念的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带有一种形单影只、绝不妥协的意味。
注：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获得2003年度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2004年12月28日病逝于纽约。
5. 在这几日孤独的荒凉中，我望见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作家——卡森•麦卡勒斯。
我望见了那张苍白的脸，还有那双病态但能洞穿人间炎凉的眼睛。
那么，卡森•麦卡勒斯望见了谁？ 我在2007年的某一天，在五月的清晨，望见了20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南方小镇。贫穷、混乱、忧郁的小镇。望见了辛格向我走来。谁都不了解他，不知道他内心的孤独。
唯有卡森•麦卡勒斯知道，因为，约翰•辛格就是她的灵魂，她的孤独。
卡森•麦卡勒斯，这个优秀、病态的女作家，在她的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里，就是这样被她叙述的人物牵引着。我能看到卡森•麦卡勒斯在叙述之前、或是叙述之后的孤独。
从安东尼帕罗斯进疯人院那天起，对于辛格来说，在他以后的岁月里是一段孤独、漫长的历程，他离开了和伙伴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小镇，只身去了一个陌生的小镇。小镇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在小镇住多久？而辛格和小镇上的每一个人友好相处，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在他的内心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关闭在疯人院的安东尼帕罗斯。隔上一段时间，他要请假，坐火车去看他的伙伴，给他带上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能够在每年的几天中看到安东尼帕罗斯，和他短暂的交谈几句，辛格似乎就知足了，就还有活下去的理由。
没有在世的牵挂，我们活着还有没有意义？
牵挂一个人，牵挂一方山水，牵挂一份梦想，或许都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和情趣。尽管有的牵挂是渺茫的，让我们一生也找不到着落，就像辛格一样，但我们还是愿意承受那一份渺茫。
没有在世的牵挂，人，如同在无边的沙漠行走。
我们活着，都有各自不同的牵挂！
麦卡勒斯，她的在世牵挂是什么，除了写作，还有什么是她的在世牵挂？
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29岁就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写作。坐在轮椅上，注定了她的四肢要行走的空间是有限的，身体所要接触的世界非常狭小。于是，她只能过一种沉思默想的生活。正如她在书中写到辛格：“焦虑慢慢地化成疲倦，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深深的平静。沉思般的安宁造访了这张脸，如此的安宁你往往能在最悲伤或最智慧的脸上瞥见。是的，他仍然漫步在小镇的大街小巷，永远地沉默和孤单。”
一个能说话的人，却终身不说话，用纸条和小镇上的人交谈。
辛格的一生，拒绝开口说话，保持独立的孤独和沉默。读麦卡勒斯的作品，总让我想起史铁生，他们都是后天因病痛瘫痪的人，都是坐在轮椅上的作家。但他们拓展的空间，比一些四肢健全的作家走得更远。
有的作家的写作是深入灵魂的。他们的行走也是深入灵魂，麦卡勒斯和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作家。
沉思默想的时候就是他们孤独地行走的时刻，这种心灵和精神上的远行，是需要孤寂和独处伴随。所以史铁生有他的《务虚笔记》、《我与地坛》。一个在喧嚣在人群中打发时光的作家，精神的足迹不可能走多远，文字的叙述也不可能是深入灵魂的。只有像麦卡勒斯、史铁生这样一生在孤独中不断地行走的作家，才是精神的高贵者，才是深入灵魂的叙述者。在他们的孤独里，心灵的空间和精神的世界比谁都广阔、深远……
6. 一部《红楼》，就是众生之眼。
最多的当然是肉眼。“因空见色”，大多人见到的却只是“皮肤滥淫”之色：贾珍、贾琏、贾蓉、薛蟠之流即为此。当然，曹公并未因此而只对对他们口诛笔伐，并有意无意的写出了他们些许可爱之处。因为他明白，肉眼凡胎，谁都无法免俗。倒是贾瑞一节颇为意外，一出“风月宝鉴”，难免陷入生硬的说教，与全书的风格不太协调，窃以为乃《红》一大败笔。相较而言，第六回写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倒是与后文晴雯的“越性如此”形成前后呼应，显得真实而深沉。
“天眼”，乃是“见山不是山”的智慧，观照自身而获内定。此等境界，宝钗、黛玉有之。宝钗之眼，在于能见自心，并用儒家“推己及人”的智慧待人处事，虽难免心机过甚（如滴翠亭一节），然却能直达人心（如“小惠全大体”一节）。黛玉之眼，在于天生与俗世的距离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还泪之旅让潇湘妃子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旁观者“的角度，对她而言，”山“，从一开始就不曾是”山“。
”慧眼“，已达无我。”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曹雪芹的调侃看似戏谑，实则是对宝玉的无限褒奖：看透了自身”臭皮囊“的本质，这是宝玉最大的”慧根“，也使得他能无视一切”障“而沉溺于俗人眼中不可见之美：秦钟、蒋玉菡、冯紫英、柳湘莲、二丫头、晴雯、芳官、龄官……。所以，他会在二丫头”展眼无踪时“怅然无趣”，也会在自己早成落汤鸡之时“痴看”龄官……
从这个意义上讲，宝玉已达“慈悲为怀”的法眼境界。只是曹雪芹清醒的意识到，“法眼”之苦，在于无法悟“情空”，所以他借宝玉之手，写出了自己的困惑：“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没想到，此偈遭到了宝钗黛玉的一顿调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看来，宝黛二人，已达“佛眼”之境界了吗？
我辈肉眼，如何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