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末俄国享誉全球的短篇小说大师，和莫迫桑、欧·亨利一齐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第六病室》是他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的作品具有了更强烈的批判性。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小说，文字犀利忧郁，思想的深刻隽永超越了时代，对生活和人物注重细节描写，尖刻而不失温情。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小说中一个小城镇医院的精神科，专门收治当地的精神病人。不过说“收治”有些过誉，因为事实上这儿只收不治，没有专业的医生，没有治疗手段，没有药物，只有一间冷落在荒芜院落的闷臭厢房，以及一位拳头粗大、头脑简单的看守人，任务是不让疯子跑出去。
小说讲述了医院院长安德烈，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变成病人送进这个“第六病室”。看似荒诞离奇，实则对陈腐的社会规则、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讨论，充满了深刻的隐喻和嘲讽。
安德烈院长有修养、有理想，年轻时准备干教士行业，遭父亲强烈反对而转学医。刚来时，医院状况混乱不堪，医疗条件极差，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连温度计也没有；卫生条件极差，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满地蟑螂、臭虫、耗子，交叉传染从未绝迹；医护道德极差，从医士到院长都向病人勒索钱财，前任老院长甚至私卖医院的酒精敛财，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
面对这么个烂摊子，安德烈院长的内心是崩溃的，他认为最好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他不断说服自己放弃这种冲动：一个人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他安慰自己：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也许，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时不沾一点肮脏。
安德烈院长上任后，购置了满满两柜子的外科器械，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过夜……但他到底性格软弱，缺乏正面斗争和改变现状的勇气，他不能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也没有能力取消这个寄生的职位，看到明知是假造的账单要签字时，他的脸就涨得通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助理护士，他就发窘惭愧，嘟哝“一定出了什么误会……”
开始时，安德烈院长工作勤奋，每天从早晨到中午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可每天上午四十个门诊病人，掏空了安德烈院长的身体。日子一长，他彻底厌烦了这个单调无味的工作，并产生了自我怀疑：一天天、一年年这样干，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虚伪的医治对病人真有帮助吗？还不如将医院建得干净通风，聘请有良知的医生，重建医院的运转制度。
然而这些沉疴宿疾，哪里是安德烈院长一人就能改变的，对此他心有愧疚“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但谁能长久地生活在愧疚中呢？安德烈院长在挣扎中逐渐从勤奋转向了逃避，把自己关入书房，不再天天去医院了。他安慰自己：“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我等普通人生点病有什么关系？”
安德烈院长更深刻的绝望和心灰意冷在于，他看到了社会规则的虚伪残酷、众人的麻木迂腐。从自己所在的小医院而言，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从整个医学界而言，近二十五年医学的发展令他惊奇，甚至入迷，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泼冷水、给他们穿紧身衣了，然而又如何呢？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人们哪怕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他们命运的实质没有改变。
在看似平静的书房中，安德烈院长孤独的灵魂没有找到答案，他也没能找到一个知己，倾吐这份困顿苦闷。迷茫的安德烈感到无力和悲观，直至遇见了伊万，他看到了光。
伊万是第六病室的一个病人，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在他眼中，人们的生活无聊又烦闷，没有高尚的趣味，强暴、粗鄙、放荡、伪善。伊万发现普通老百姓尽管不杀人、放火、偷盗，但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而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敷衍了事、冷酷无情。因此伊万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人群，却被当成异类投入第六病室。
院长极偶然地来到第六诊室，二人的苦闷一拍即合，尽管伊万对身为院长的安德烈充满敌意，安德烈却再也不能忽视这位讲出他心声的病人。笔者认为二人对人生困境和生存方式的讨论和思辨，是整篇小说最精彩的部分。二人相遇时对牢笼的讨论令人动容。这番讨论以伊万对安德烈院长的一顿痛骂告终。
“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
这番话戳中了多少人的心病。人们一方面对丧、佛系、躺平等话语的调侃和反抗有种心知肚明的乏力，另一方面对职场PUA、内卷、鸡娃等话题代表的社会焦虑深恶痛绝又毫无办法。我们像伊万，在痛苦中辗转愤怒又无路可逃；我们也像安德烈院长，自我麻痹、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笔者读来如芒在背。
由于被伊万吸引，安德烈院长没事就往第六病室跑，逐渐被身边人看成异类，没人看得懂他和一个疯子的交谈和共鸣。身边人开始躲着他，同事劝他服用镇定药物，市政厅甚至组织委员会考察其智力水平……人们劝安德烈院长离开岗位，朋友米哈依尔也提出要陪他外出散散心。
正直的安德烈满不在乎地辞职了，并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市，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然而一路上朋友米哈依尔的粗俗和平庸却令他忍无可忍。米哈依尔身为邮政局长，喜欢穿着军大衣招摇过市，看着兵士们见他都立正行礼；喜欢有人伺候，在女仆面前只穿着内衣也不觉得难为情……安德烈接连隐忍了几天，便声称生病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旅途即将结束之时米哈依尔打牌输了，向安德烈借钱还清赌债，二人草草回城。
安德烈失去了工作，只能搬去简陋的公寓。他努力保持心态平静，然而债务总让他感到焦躁不安。他二十多年手握权柄却不曾敛财，想到自己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性的补助，不由得愤愤不平。然而他内心仍然在跟自己斗争，懊恼自己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朋友米哈依尔欠债不还，也总令他如鲠在喉，吞吐不出。
令安德烈情绪失控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这位借钱不还、虚伪的朋友米哈依尔，他仍旧夸夸其谈：“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 安德烈忽然就被激怒，赶走了同事和朋友，像发烧一样哆嗦，反复说了很久：“蠢材！愚人！”
等到火气平下来，莫名的道德感又让安德烈不断反省自己，觉得羞愧，自己的智慧和客气去哪儿了？正在安德烈和自己斗争的时候，人们都确信他真的开始发疯了，同事将他骗到第六病室后离开。在守门人尼基达的指点下，安德烈才明白这个圈套。
长夜难眠，“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感到害怕、绝望和屈辱，他进行了平生第一次激烈的反抗，用尽全身力气撞门，大喊“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主，难道下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儿……”然而他得到的是守门人尼基达毫不留情的殴打。安德烈痛苦地想到，这里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他抛弃了所有的自我麻痹和自我安慰，痛恨自己过去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麻木冰冷中。第二天傍晚，安德烈就因为中风而死了，他的哲学终于成了对自己的终极嘲讽。
这篇小说构建起令人窒息的牢笼意象，契诃夫在小说中点出：“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逃脱的牢笼里面。”第六病室是具象的小牢笼，当时的俄国是个大牢笼，沙俄政府进一步强化专制统治，整个社会黑暗、腐朽、令人窒息。
青年时期的列宁读完这篇小说后说道：“读完之后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我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号病房’里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不也是如此吗？他进一步延伸解读：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全景敞式监狱，从家庭、军队、到工厂、学校，都在模仿监狱来规训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张隐秘的“监狱网”，谨慎地将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