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都是北宋时期如雷贯耳、光照千秋的人物，其中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以一部《资治通鉴》就足以名垂青史。四人中欧阳修（1007年－1072年）最为年长，他比司马光（1019年-1086年）大12岁，比王安石（1021年－1086年）大14岁，比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大30岁。他们四人同在朝廷做官，四人之间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欧阳修年纪最大，又对其他三位有推荐之恩，所以我先从欧阳修谈起。
欧阳修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有推荐之恩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以“好贤”著称，一生荐才无数，而且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包拯等都成为北宋政局的主宰者，这些人大多继承了欧阳修的政治人格，所以说欧阳修的“好贤”对北宋政局影响很大。
1、欧阳修和司马光
欧阳修和司马光交情不深。
嘉佑二年（1057年）司马光入京任太常博士、直秘阁，次年，迁开封府推官。当时欧阳修判秘阁、秘书省、权知开封府。欧阳修是司马光的直接领导，两人此时才相识，两人上下级关系有两年时间。
两人在京城共同为官有十年之久，却没有直接的诗书交往。
宋神宗即位之初，参知政事欧阳修向宋神宗推荐了司马光，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任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于是，宋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欧阳修是庆历新党，早期也是改革派，在政见上和司马光多有不同。两人最激烈的一次交锋是“濮议之争”。
宋仁宗无子，宋英宗以旁支身份入继大统，宋英宗的生父为濮安懿王。治平二年，宋英宗想给自己生父皇考的名分，把此事交给群臣商议，拉开了濮议之争的序幕。
以欧阳修、韩琦为首的宰执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而以王珪、司马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
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用了18个月，才最终达到目标。
政府大臣一派虽然取得胜利，但在社会舆论上却失利。
司马光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两人交情不深，此事是重要原因。
2、欧阳修和王安石
欧阳修和王安石关系比较复杂，难以说清，这里面有一桩历史公案。
王安石早年的成名与欧阳修有莫大关系，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提携下入京城为官。欧阳修既然对王安石有提携之恩，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但历来学术界认为王安石“忘恩负义”，导致两人不和。
两人的相识得力于曾巩的大力撮合，欧阳修很赏识王安石的才华，尚未和王安石见面就向朝廷大力推荐。
嘉佑元年，两人初次见面，欧阳修向王安石赠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则答诗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
欧阳修在诗中以李白、韩愈勉励王安石，表现了对王安石的器重，他期望王安石能成为他的接班人，鼓吹古文运动，王安石的答诗则有婉拒之意。很多学者却认为王安石自许孟子对欧阳修不敬，两人自此不和。但欧阳修和王安石赠诗后，交往密切，经常聚会晤面，诗词唱和，这在事实打破两人“不和”的传言。
但从嘉佑五年（1060年）开始，两人关系生变，十年间没有任何交集。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赠给王安石，他也在此年致仕。第二年，欧阳修去世。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在欧阳修致仕时，曾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
欧阳修去世后，人们纷纷向这位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写祭文寄托哀思。写得最精彩、评价最高的是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这篇祭文压倒了和欧阳修关系最为密切的曾巩、苏轼、苏辙等写的祭文，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
祭文中，王安石称欧阳修是他敬慕且亲近的前辈，赞颂了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在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和突出建树。全文情真意切，誉而不谀，悼而不戚。
人们不禁要问：是王安石言不由衷，用祭文哄骗天下，还是《宋史》无中生有呢？
我认同梁启超先生的看法“生则诋其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
3、欧阳修和苏轼
欧阳修和苏轼交谊深厚，不但于此，欧阳修家族和苏轼家族也交谊深厚，两个家族的友好关系延续了四代，称得上是世交。
据统计，苏轼文集中提到欧阳修176次，其中106篇诗文和欧阳修或欧阳修家族有关，直接赠诗欧阳修6首，唱和2首，怀念欧阳修的2首，祭文5篇。
苏轼和欧阳修的会面并不多，只有四次。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参加进士考试。两人进士及第后，一起到主考官欧阳修府上拜谢，这是苏轼和欧阳修的首次见面。
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记述了和欧阳修会面的情景：
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
这次见面，两人缔结了终生不渝的师生关系，终其一生，苏轼都对欧阳修执弟子礼。
欧阳修以“此我辈人，余子莫群”给苏轼至高的褒奖，并嘱托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希望苏轼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
文坛泰斗的揄扬关爱、引掖拔擢，让名声不显的眉山士子一跃成为名噪朝野的文章大师。
苏轼和欧阳修的直接交往虽不多，但关系密切，原因有两点：一是苏轼一直感激欧阳修对苏轼父子三人的知遇之恩；二是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都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
欧阳修和苏轼之间恩义有加、薪火相传，苏轼毕尽其功，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引向全胜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势同水火的政敌，其实私交甚笃。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年纪相仿，才华相当，又一起在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谈到和王安石这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而王安石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两人在道德品行上最相契，用正统的士大夫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无疑是佼佼者。邵伯温、朱熹都称赞“二公不好声色，不好官职，不殖货利”。
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学高而才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而王安石看司马光，“司马十二，真君子也”。
熙宁二年，王安石大刀阔斧主持变法，而司马光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这对好友成了势同水火的政敌。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两人依旧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
反对派吕诲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写了墓志铭，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襟怀磊落，他们之间的争执分歧，是以维护国家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这正如司马光所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十分悲戚，唯恐王安石死后会受到小人的凌辱，立即写信给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中国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王安石能寿终正寝，死后哀荣，也算个异数。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
苏轼和司马光交情深厚。司马光比苏轼大18岁，中进士也比苏轼早19年，司马光是苏轼的士林前辈。苏轼对这位士林前辈是十分敬仰的，“公以文章名于世 , 而以忠义自结人主”，“名高当世，行满天下”。
嘉佑六年，苏轼兄弟俩参加制科考试，司马光是考官之一。司马光很欣赏苏轼兄弟俩，当苏辙的文章引起争议时，宰相韩琦等认为黜落苏辙，司马光认为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上《论制策等第状》，劝仁宗不要单看苏辙文章的一点小毛病，而忽略了谏诤的“切直”的精神。
文中司马光还对应试的苏轼、苏辙、王介的对策总体评价，认为“所陈国家大体，社稷至计，其间甚有可采择者”。
司马光的建言，对促使宋仁宗谅解并录用苏辙，起了决定作用。
司马光对苏氏兄弟特别是对苏辙的评价和保护，使苏氏兄弟直接进入仁宗视野，为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治平三年，苏洵病逝。司马光亲赴吊唁，并为苏轼母亲撰写了墓志铭。苏轼和司马光开始正式交往。
自此直到司马光病逝，苏轼和司马光的友谊持续了20年。
两人志同道合，在逆境中，两人诗书唱和，相互慰藉。期间，司马光也曾向宋神宗推荐过苏轼，也曾因苏轼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如果说苏轼的前半生，司马光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苏轼后半生的荣辱进退,和司马光有着莫大关系。.受司马光的扶持,苏轼在元祐时期享受了仕途的无限风光;受司马光的牵扯,苏轼在绍圣以后经历了人生的无尽坎坷。
苏轼一生以王安石为敌
苏轼和王安石没有什么私人友谊，他对王安石终其一生都是坚决反对，即便在王安石死后也是如此。
苏轼对王安石的“恨”始自父亲苏洵的影响。苏洵嘉佑年间初到京城，文章受到时人的推崇，苏洵也很自负。唯独王安石“不以为然”，认为“ 询机论衡策文甚美 , 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 。 ”苏洵因此极端仇视王安石，大骂王“ 囚首丧面” 、“异时必乱天下” 。
嘉佑六年 , 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间直接发生 矛 盾 ,苏、王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年苏轼兄弟俩都制科考试，苏辙文章言辞尖锐，用唐穆宗、唐恭宗比喻宋仁宗，被列入末等。王安石知制诰，认为苏辙攻击皇帝，不肯为他写诰书，苏辙一直羁留京城不能赴任。
王安石执政变法时，第一个上书反对的就是苏辙。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王 安石在用人上强调 “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 ” ,以支持新法与否来划线，凡是拒不执行新法的官员一律降黜 , 甚至对一些元老重臣也毫不客气。苏轼那样激烈攻击新法 , 当然不会被重用 。
苏轼不仅激烈批评新法，还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在熙宁年间及以后，苏轼常在诗文中骂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将他比作是王莽、董卓一类，这就超出了政见之争，纯属人身攻击了。
王安石罢相在江宁养老时，苏轼曾到江宁拜访过王安石。有人以此认为两人“一笑泯恩仇”，其实不然，苏轼这次拜访的目的性很强，就是借王安石之口推荐秦观。
王安石去世后，宰相司马光主张对王安石“尚宜优加厚礼”，因此追赠太傅称号。此时苏轼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了《王安石赠太傅制》。明褒暗贬，“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
元祐三年，有人提议王安石配享神宗庙，苏轼连上两书反对，直斥王安石是“奸人”，在 仁宗英宗朝 ,“矫诈百端 , 妄窃大名 。或以为可 用 , 惟 韩 琦 独 识其 奸 , 终不肯进”。
人们都说王安石个性执拗，苏东坡豁达，但从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上看，却不是那么豁达，他一生以王安石为敌。
究其原因，很难说清。除了政见不同的原因外，有学者认为是苏轼的嫉妒心理作崇。
相比王安石就要大度些。苏轼因“乌台诗案”有生命之忧时，苏轼的好多亲戚朋友噤若寒蝉，朝廷官员帮苏轼说话的也不多。当时辞官在家的王安石上书皇帝，给自己的政敌说了句公道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排行榜
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的才华光耀千古，在道德文章上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但我认为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分度的，因此给他们排了排位次，仅是一己之见，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道德品行：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
文学影响：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政治才能：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