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顶级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看待周期的呢?

凯恩斯主义如何看待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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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了,奥地利学派是如何看待周期的,这里说一下其它学派的看法,这部分主要分享凯恩斯学派的看法。

这挺像盲人摸象的故事,摸到耳朵的说是扇子,摸到大腿的说是柱子,摸到尾巴的说是绳子。听到所有学派解说后,可能更清楚周期究竟是什么。

凯恩斯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一定能拿诺奖,因为他的思想、观点和著作激发了经济学家持久而广泛的探索。不管这些经济学家形成什么派别,他们都会向最早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致敬。

凯恩斯是如何解释周期呢?他说首先不知道什么原因,人们不消费了,这原因莫名其妙,姑且称为“动物精神”吧。

不消费后,经济体灵活的话,大家就能相应调整,你吃穿用少了,大家就少生产一点,不会有什么经济危机了吧?

但情况不是这样,当需求和消费者忽然由于“动物精神”下降后,经济体里很多安排不能马上调整,有的甚至顽固地停在那里,改不了。

需求减少,商人本该降价吧?但菜单印好了,换是有成本的,没有哪家餐厅经常换菜单。

除了菜单还有外部性,一家公司降价,消费者省下的钱,会花到其它地方。你少赚了,别人多赚了,你就亏了。

第三,需求降低了,生产减少,本该给员工降工资吧?降工资不容易,不仅是契约精神,还伤感情。

凯恩斯学派提出了“效率工资“”的概念,是说老板会把工资定得比市场高一点,而高工资的结果就是失业的人过多,一些人找不到工作,而老板可以因此逼在职的员工更加卖力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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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社会的总需求降低、总消费下降,它对失业、产量和价格这三者的影响不是对等的,由于每当出现需求不足后,价格调整总是迟钝、缓慢的,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就业和产出。

换句话说,如果价格调整灵敏的话,世界本来应该是太平的,需求高一点、低一点不会出现危机。由于经济体不能自己调整,政府应该代替人们形成需求和消费。才能渡过经济难关。

所以凯恩斯学派的基本主张是,政府应该逆周期而行。人们消费时,政府少行动;人们不消费时,政府多行动。凯恩斯本人还是深信市场调节功能的。一旦社会正常,政府应该停止干预。

方法就是前文提到过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钱从哪儿来呢?不准印钱,就只能通过收税或借债的办法。这解释了二战后,大多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债台高筑的原因。

而谁来还债呢?未来的人?可这么做靠谱吗?把今天的责任推给未来的人,这国家长远怎么办?凯恩斯的经典回答是:“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他的意思是,管不了那么远的事情了。

问题:凯恩斯学派主张的反周期政策,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困难呢?

很多很多困难,比如:

1.时间滞后问题,政府意识到问题,形成对策,加以实施,这当中有时间的滞后,不可能太灵敏。

2.高地低谷不均匀,政府的钱有对应的对象,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不同。

3.资源使用效率较低,政府花钱不如私人花钱来的小心。

4.有可能请神容易送神难,有个新支出容易,结束就难了。

5.可能“投资加速器效应”,政府的投资是不是一次性的简单消费,而是耐用品,时间纬度的消费。就像为奥运会建的体育场,办完就荒废了。

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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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不同意凯恩斯观点的,就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他们有几个重要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货币数量论。

前文说MV=PY,货币流通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一般水平乘以社会生产总量。据此得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包括货币流通量、流通速度,以及一段时间的生产总量。

弗里得曼和安娜·施瓦茨曾发表过一部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得出结论,公式中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总量基本不变,所以流通量是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通胀就是多发了钞票造成的。

第二个主张是货币长期中性论。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短期不是中性的,对人的行为决策有引导作用,对经济结构有影响。但货币主义者却关注长期效应,他们说货币长期而言是水。

当货币流动到社会每个角落后,除了物价水平上升,什么事都不会改变。长期来说,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的努力是无效的。

第三个见解是,菲利普曲线应该是垂直的,也就是预言了滞涨的发生。长期看,制造通胀不仅不能降低失业率,还会造成失业和通胀并存的现象。

第四个重要攻击是所谓的“永久收入假说”。凯恩斯主义认为人们忽然不消费了,政府可以替他们消费。政府可以发钱,人们拿了钱就去消费了。

但货币主义者认为人们拿了钱也不会消费会说,“想想看,你一天消费多少不是根据你那一天的收入定的,而是根据你对未来平均收入预期定的。”

如果月薪两千,有人突然给了一万,你会用这一万买瓶红酒喝了吗?不会,跟你平时生活不符。如果真打算用这一万改善生活,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多买饮料、啤酒或二锅头,让每顿饭都改善,效用最大。

这就是利息理论中说的“熨平收入”,时间维度上的平衡消费,才是提高幸福感的方法。人们消费多少不取决于今天收入,很少有人把今天发的工资花光,而后近一个月饥寒交迫,人们的消费是根据他们的永久收入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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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通胀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怎样才能抑制政府乱发钞的冲动呢?

弗里德曼的办法是要盯死货币发行量,哪个政府都会乱发货币,把货币增长比例写到宪法里,谁都改不了。像美国GDP增长比例比较确定,货币增长也是2%、3%,作为常数写入宪法中。

具体是多少无所谓,关键是写进去,谁都改不了,有个明确的预期,这是货币主义提出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还发展出一套理论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接受了货币主义的主张,但进一步提出,人们不仅会盯住自己永久收入,还在解读经济政策时产生预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果失业率高涨,政府制造通胀应对失业,第一次、第二次人们真的以为经济变好了,增加投资多雇人了,但两次后,人们会形成正确的预期,投资雇人时,会格外小心,这时政策会失效。

同样政府看到消费不足,给人们发钱让他消费时,人们会明白,“政府发的钱不是白给的,迟早要通过加税来要回去,所以拿了政府的钱也别花。”这时政府的政策又失效了。

不是因为政策制定得不好,而是政策会被人们的预期所抵消。政府企图平息经济周期的措施,本身就会增加经济波动,就像噪杂的环境中,政府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吵”,本身可能增加了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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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把货币增长率作为常数写进宪法,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可行吗?为什么?

不可行,因为增发多少不能完全由政府喜好决定,更多反映了一定时间内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量。

货币起的作用,得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监控测试,才能比较精准地把握。所以货币主义者的政策建议不一定切实可行。

谢谢欣赏,观点来自《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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