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整理书柜，又找出了一本老作家梁斌所写的散文集《春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定价0.43元）。
为本书作序及封面题字的，是同在天津一城的作家、金石家、书法家辛一夫。辛一夫，生于1929年。他曾在中国书法函授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客座讲授金石、书法和书法美学理论。擅长章草、狂草，个人举办过书法篆刻展，著有书法理论《怎样写草书》、《怎样写篆书》、《怎样写隶书》，碑帖理论研究散见于《八小时以外》、《今晚报》等报刊。他还擅长文学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都市人家》、长篇传记文学《张大千》以及中篇小说《尼姑传奇》、《卞姐》、《０》等。与梁斌、冯骥才三人举办过“辛一夫、梁斌、冯骥才三作家金石书画联展”，可谓津门三杰矣。
这本书，是作家梁斌主谈创作经验的一本散文小集，编于1979年元月。作者编这本集子的用意，一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约稿，二是结集在一起可避免流失。书中13篇文章，其中有6篇在其另外一本散文集《笔耕余录》中曾经阅读过，且其所占本书篇幅过半【《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谈创作准备》、《〈播火记〉再版后记》、《复读者来信》、《保定“二师七·六惨案”四十七年祭》】。因此，看完这本小集，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梁斌30年代参加革命，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从1936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开始，再到中篇小说《父亲》，至50年代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红旗谱》系列。在《红旗谱》及其后的《播火记》和《烽烟图》这系列反映中国北方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革命的现代历史小说中，所塑造的朱老忠，严志和、张嘉庆、老驴头、江涛、运涛、大贵、二贵、春兰、严萍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其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豪放和瑰丽的艺术风格，也为作家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在这部文集中，有1963年4月13日记者访问梁斌谈河北作家张庆田的短篇小说的访问稿（刊登在《河北日报》1963年9月18日上）。
其主要内容是结合张庆田的三篇短篇小说《山村三杰》《吴哑巴记》《庄稼人》兼谈文学作品的民族形式问题。他认为，张庆田的三个短篇写得质朴无华，简洁凝炼，通俗平易，无论从小说的选材、构思、表现方法上，语言的朴素、色调的明快上，都给人一种不事雕琢、如出自然的印象。与作家早期的作品相比，风格不尽相同。这是由于其生活基础深厚，艺术表现的功夫成熟的缘故。
的确是这样，张庆田自小生活在河北无极农村，参加革命后也主要在基层县区工作。1946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解放后为了更深入地体验生活，他长期挂职在河北晋县周家庄深入生活，一待就是8年的时间。1958年因刊物编辑工作的需要，才把他从农村调回。长时间的农村生活，让他熟悉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熟悉了农民间使用的语言，也熟悉了农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同时，他也不断地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学习研究，读《聊斋志异》、《三言》、《二拍》、《清平山堂话本》等，熟悉古典文学中的评话体、民间传说、歌谣、笔记体小说等形式，并尝试着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进行运用。在语言上，汲取农村里农民群众中的语言精华，并经加工，使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生动、活泼、准确、富有表现力，让作品增色不少。 也正是这样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得以让作家写出了如《“老坚决”外传》、《秋山红叶》、《葵花儿》等名篇留存于世。返看当今追名逐利、被商品经济大潮挟裹期间的中国文坛，能像周立波、柳青、赵树理、梁斌、张庆田等这一代老作家一样，沉下心来，扎根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层次地体验农村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浓郁农村地方特色的农村文学作品，已是少之又少了。
以下是梁斌关于创作的经验之谈：
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
&文学作品只有走民族化的道路，才能成为新鲜活泼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
&解决民族化的形式问题，不能就形式论形式，不可避免要涉及内容问题。也不能只从定义和概念出发，最好从创作实践入手。
&民族形式的主要问题是语言问题，其次是章法和结构。
&文学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广大群众的语言。广大工农群众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很多表达力很强的、新鲜活泼的语汇，那是文学语言的可贵的原料。如《水浒传》，就吸收和运用了大量的群众语言。此外，工农群众的语法结构，也能使文学语言增加新鲜的特色，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
&在文学作品民族化的过程中，语言起着很大作用。没有经过提炼加工的、概括性很强的文学语言，没有为广大群众所习惯的语法结构，不能使文学作品进一步民族化。在这个问题上，两条道路我都走过。我曾经记录过我所爱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语言；也曾用心地记录我所爱好的群众语言。开始时，我是走了第一条道路，以过去别人用过的文学语言为基础，吸收群众语言，组成我所使用的文学语言。但是不好，因为它比较陈旧，写出文章来使人有黯淡的感觉。后来我又回转头来，以群众语言为基础，吸收古典文学及新文学中好的语言，结果，语言显得新鲜活泼，便于描写农民群众的生活，便于描写新的英雄人物和新时代的精神面貌了。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大量运用了群众语言，尤其是在《山乡巨变》中，运用了很多“家乡话”，写出湖南的山野风光和山乡人物的精神面貌。柳青在《创业史》中，也运用了家乡人民的语言，写出渭河流域风光和当地人民的精神面貌，看了特别亲切。赵树理把农民群众的语言提炼加工成为自己的文学语言。从《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到《三里湾》，都是用这种语言。孙犁的语言，是在古典文学和新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吸收了广大群众的语言，而且提炼加工得很巧妙，不着痕迹，他的文学语言的特点是便于抒情。老舍先生运用北京话，那样熟练，那样巧妙，完全是北京人圆熟的调儿。
&怎样才能学好群众语言？根据我个人的体会，不论学习古典文学及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或是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都不能就语言学语言，不能把学习词汇、语法和活生生的生活与人物分离开来。语言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作为文学形式的语言离不开内容。语言是劳动生活的产物，必须到劳动生活中去学习。《水浒传》是用了那个时代的山东的群众语言，描写了山东人民的斗争生活。《红楼梦》是以北京话描写了北京的贵族生活。必须深入群众生活，具备群众的思想情感，熟知群众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才能学好群众的语言，也才能运用自如而不是生搬硬凑地学习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精华。
&除了语言以外，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对于民族化，也是个紧要的问题。这就要涉及到文学作品的内容。要使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浓厚，首先要熟悉人物，熟悉人物性格，熟悉人物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熟悉人物的感情和表达感情的方法、生活方式、动作和语言，熟悉一个地区的地理人情、风俗习惯。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写什么地方的人象什么地方的人，写什么行业的人象什么行业的人。人物的精神面貌越是写得细致入微，微妙微肖，越能够使作品接近民族化。此外，要熟悉人民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的描写最能够使文学作品带上醇厚的民族化的味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风俗习惯的出现。
&一个作家要想熟悉更多的人物性格、地方风光和地方风俗习惯，只有长期到群众中落户生根。“四同”的工作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走马观花、下乡两三个月回来写短篇，下乡一年回来写长篇，为了完成突击性的任务也许是可以的。但为了写成内容更深厚的作品和根本解决文学作品民族化的问题，就非常不够了。根据做党政工作的同志的意见，一般地了解一个地区的情况、了解一个地方的干部群众，需要三年时间。这只是为着做一般工作，对于作家来说还是不够的。
&家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直到现在，我写起作品来，还是向往儿童时代在家乡的情景：村边树林、苇塘荒冢、小桥流水、枣林瓜圃。家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象母亲的乳汁一般哺育着我。鲁迅先生小说里的人物，从阿Q、孔乙己到闰土，不是他从儿童时代就熟悉的吗？还有什么地方的人物，能叫你这样终身难忘。有的作家深感了解一个地区的语言和人物性格很不容易，感到自己的作品缺乏地方色彩的痛苦。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一条解决的途径：长期地、真正地在群众中落户，或者到自己的家乡落户。我以为，到家乡落户，更为有效，事半功倍，可以一年顶三年用。
&地方文学，会使广大读者不易了解吗？不，从历史上看，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不会妨碍一部作品成为广大人民的财富。当然，假如一个作家单是把自己局限在生活基地，没有面向全国，关心全党全民的革命事业，不是站得高一些，望得远一些，这个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只有把作家观察、理解生活的深度和高度、广度结合起来，那么，即使他写了个别地区的生活，同样能够成为全民的、甚至受到外国欢迎的文学
&使用方言是为了丰富文学语言，方言可以加浓作品的地方色彩，但有地方色彩的作品，也不一定完全要使用方言。地方色彩浓厚，是为了更深刻地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使作品更加民族化。
&人物性格、精神面貌、风俗习惯、地方风光，是内容，也是形式，是广义的形式，两者互相作用，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而这些内容最能够透露到形式上。
&表现方法、章法和结构，也是和文学作品的民族化有关系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身份、精神面貌和性格。外国小说则多用叙述和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身份、精神面貌和性格。中国小说多用粗线条的勾勒来写人物性格。外国小说则多用工笔描写人物性格。前者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我个人不喜欢用工笔的方法，它容易流于繁琐的叙述和冗长的心理描写。但又觉得粗笔勾勒还嫌不足，还可以加上一些必要的叙述和一些细致的描写，以补不足。
&在目前，人们喜欢沿着事件的发展有始有终的体裁。赵树理所说的“扣子”，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在长篇创作的技法上是可以用的。从半腰里说起，不如从头说起，更合乎群众的习惯。但章回体中有些东西是多余的。在句和段的排法上，外国小说比中国小说醒目、清楚、容易读。在对话上，把“某人说”放在后面不如放在前面较合乎民族习惯一些。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
&要实现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就是要独创，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各人有各人的斗争历史，各人有各人的政治文化水平。在党的领导下，各人要在实践中摸索一条文学创作的道路，各人要有各人使用的一套文学语言，～～百花齐放。
&熟悉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民族化的先决条件。
&广泛涉猎中国传统文学，在表现手法上，学习了民族化的东西。立足在传统文学的泥土上，文章风格便会形成民族化的特色。
&在文学作品里，一段或者一页里有一、二句富有特色的语言，如一星火花，烁然放光，会给作品增色。
&语言和它所表现的生活，是有时代性的。古典文学的语言，对于表现那个时代的生活是好的。但是原样搬来，表现今天的群众生活，便成为陈旧的、过了时的语言了。陈旧的语言，写不出新鲜的文章风格。
&文学作品的民族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人物的精神面貌、气质、生活方式上的民族特色，会直接透露在形式上。因此，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也便成为构成民族化的重要因素。它们属于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变化，不是全部的否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因此，语言也最容易表现时代的特点。
&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章法和结构，是与民族化有关的重要问题。我国传统文学里的小说，大都采用“从头说起”的方法，人物性格多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刻划出来，或是用叙述体，使人物在生动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中站在读者面前，或是在人物的对话中形成生动的故事情节，或兼而有之。这是形式上的特色。
&传统文学和水墨画一样，讲求“传神”，不以“形似”取胜。在用“传神”方法塑造形象时，一般的采用了粗笔勾勒的方法。
&平铺直叙，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手法，它为文章带来了民族色彩，突出了朴素平易的风格。如果在一篇小说中，在不妨碍它质朴、平易的风格的原则下，在平铺直叙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横断面的表现方法，增加插叙、倒叙的描写，增加较为细致的心理刻划和一石数鸟的细节描写，与传统表现方法融会贯通，给以创造性的运用，不难想象，会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新的风格，使笔下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关于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的问题
&写文章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修养、爱好、经历等不同，创作体会也不尽相同。单纯歌颂，还是找出对立面、或在对比中去写？写人物，总得把人物放到生活里边，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生活里不是只有一个人物，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都在互相发生着关系，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把要写的人物放到生活里，放到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写，就容易写得丰满。把人物放到思想斗争中去写，也才能写得饱满、性格突出。把不同人物放到一起去写，在对比中去写，在矛盾冲突中去写，人物形象就突出来了。思想不交锋，形象就突不出来。&
&写得厚实还是单薄，就在于你为人物开辟了多大的生活领域。用多种办法，写他的多种生活，写的方面越多越细，人物也就越丰满、越突出，比如雕刻一个人，需要四面八方下刀子，不从四面八方下刀子是雕刻不出来的。十九世纪西洋小说描写多、叙述多，中国小说描写、叙述则不多。比如，你们出门看见天阴、地湿，作品中人物出场也会接触到外界的一些事物，这样写才写得活，如果单纯的写人，不让人物和外界发生关系，就显得单薄。
&语言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人物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等，对他们的性格特点、生活方式、言谈话语也都是有影响的。不同人物，言谈话语各有不同，运用得恰当、强烈、鲜明，人物形象也就突出了。
&好多问题需要通过创作实践去解决，这次这样写，那次那样写，多方试试，不断地摸索研究，熟练后，下笔就丰富了。人物的语言、行动也就多了。读书时也可多留意，看他们是怎样写的，语言是怎样运用的。
&关于个性和共性，历史的、思想的、性格的等等特点这就是个性，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共性。写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里，都在党的领导下，有着共同的理想，愿意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超额完成任务，愿意在工厂有所作为。但由于家庭出身、思想修养的不同，也都各有其鲜明的个性。性格特点不是千篇一律的。
&如何把人物个性写得鲜明、突出？写时先有个模特儿比较好。有了模特儿再根据自己的理想，想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那个方面，强调那个方面？是写他的智慧？写他的勇敢？写他的劳动热情？写他的精神面貌？作者的理想越强烈，塑造出的人物就越鲜明生动。如果写作前作者没有强烈而鲜明的理想，只是模模糊糊，还不知人物的个性应该怎样更深广地发展下去，那就很难写好，很难写得生动饱满。作者不能放松，也不能离开人物的性格特点，只要把握住人物的强烈的性格特点，沿着这条线写下去，就会写出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关于深入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广阔而丰富的，或农村，或工厂，到那方面都行。但是，生活总不如想象的那样正好给你放着一篇小说的材料，如果真的有，那也是偶合，要是这样来看待深入生活，看待写作，就什么也写不出来。创作只能是这样的：深入生活、观察生活里的许多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他们的发明、创造等等，还需要以作者的强烈愿望、理想和智慧去连缀、剪裁、补充。这需要带着满身的勇敢、满腔的热情，积极地去完成，不能有一点消极，消极也是写不出东西来的。体验、观察的生活给了你启示，使你发生联想，在你的思想认识和现在体验的生活之间，挖成一条小河，互相流通，印证着你的要求、愿望、理想，这种反复的过程，就是概括生活。而你对事物、人物的估价也就是主题。
&关于作者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作品是通过生活，通过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写成的。作者是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极为重要。人们的思想感情不一样，对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态度也不一样。比如春天下雨，“春雨贵如油”“农家喜其润泽”，表现了农家对雨的喜悦；“路人腻其泥泞”，却表现出对雨的讨厌。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同是晚上出门，知识分子也许要欣赏月亮、星光，而农民就不一定去看这些东西。作家是人民的号手，革命的作家是无产阶级的号手，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对革命事业、对现实生活要有火热的爱，要有强烈的政治要求和高度的责任感。只有自己思想革命化才能有希望写出革命的英雄形象。无产阶级思想要明快、磊落、大方，如果你的思想是明朗、乐观、勇敢的，那么，这种色彩就必然在你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如果你对生活认识模糊，也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去。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容易找到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的很完整的人物，他也许是这几方面很突出、很理想，而那一方面却是不足的。这需要作者去补充。如果作者政治头脑不开阔是不会“补充”好的。
&要实现思想革命化，一要靠自觉性；二是要长期性。
关于作家张庆田的延伸阅读：
张庆田，作家、编辑。曾任《河北文学》副主编、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作协顾问等职。
河北无极县人大陈村人，1923年生，2009年3月19日病逝，享年86岁。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无极县自卫总队干事，易县、涞源、无极县城关完小教师及校长，中共冀中十一地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干事，晋县五区副区长等职。受过伤，享受三等残废待遇。解放后调入河北省文联作为住会作家，长期挂职在晋县周家庄深入生活，一待就是8年。1958年由于刊物编辑工作的需要，才从农村调回城市，参加《蜜蜂》、《河北文学》等刊物的创刊及编辑工作。1961年，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摘帽右派作者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在《河北文艺》以11～12月合刊号的方式一并发表，得到好评。“文革”期间受批判冲击下放。1972年11月回河北省文联，筹办《河北文艺》双月刊。他重视工农业余作者，善于发现和培养新人、编辑。粉碎“四人帮”后，他全力以赴地扑在编辑工作和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上。1978年前后，他慧眼识珠，将作家鉄凝投给《河北文艺》的力作《夜路》，主动推荐给《上海文艺》（其时《上海文艺》主编为茹志鹃）发表，扩大她在全国的影响，而这种事情在一般编辑部门是很难做到的，从而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他在担任《河北文学》副主编和主持作协河北分会日常工作期间，在河北省委党校连办了两期的河北省中青年文学作者读书学习班。之后又在晋县周家庄，续办了四期的读书学习班，每期四个半月。他昼夜忙碌编了一套包括古今中外的《名作家与名作品选》，共六册，发给学员每人一套，还买了河北大学编印的全套十本的《三言二拍》；请来名家梁斌、李满天、田涛、邓友梅、刘真、柳溪、冯健男等为学员讲课；约来《人民文学》、《文艺报》、《北京文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来座谈、约稿；还为第一期学员在《河北文学》上出版了作品专辑。他为培养河北文学创作队伍，提携文学新人做出了突出成绩。
他在担任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学创作。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沧石路畔》、《战火纷飞的年代》、《苍茫大地》(合作)，剧本《劳动光荣》、《模范军属》，散文集《拖拉机带来了春天》、《平原花朵》，诗集《春天的诗》、《二小重逢遇秀娃》，小说集《小亮子》(合作)、《秋山红叶》、《葵花儿》、《代表》、《“老坚决”外传》等。《劳动光荣》获冀中区首届文艺评奖乙等奖，《农村春色》获1950年河北省文艺评奖乙等奖。其创作的长篇小说《沧石路畔》和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等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0年07月04日发布于「新浪博客」；
2022年11月23日发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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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