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学家”，管仲成功地运用货币、税收等手段对齐国经济进行了调控，并且强调了消费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鲜为人知的是，管仲也是“贸易战”的鼻祖。
不同于近代以来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反倾销等保护主义政策，管仲的“贸易战”更多是为齐国的军事意图和政治需求而服务，却兵不血刃地打败了对手。
衡山之谋
衡山国是夹在齐鲁两国之间的一个小国，虽然人少地狭，却能安然生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先进的武器制造，在当时有“衡山利刃，天下无双”的说法。雄心勃勃的齐桓公早就想吞并衡山国，但是出于对衡山国军事实力的忌惮，也就无从下口。
然而管仲却提出了设想：向衡山国高价订购各类兵器，出于对齐国军备扩张的恐惧，秦、燕等大国也会不计成本地向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应对齐国的“军备竞赛”，在高利润的刺激下，整个衡山国的经济将被武器出口所捆绑，兵器价格暴涨引发的联动效应将成为打垮衡山国的突破口。
在缺乏近现代工业设备的春秋时期，兵器打造主要依靠人力，制造周期通常在一年以上—慢工出细活，可以变相理解衡山国兵器高质量的原因了。不出管仲所料，当时的华夏大地真的掀起了一场军备竞赛，而衡山国则坐收渔利—兵器订单井喷式增长，兵器价格也暴涨十倍。在兵器价格暴涨的情况下，衡山国举国打造兵器而忽略了粮食生产。同时管仲派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粮食，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各国运到齐国的粮食被抬高了三倍。在十七个月的时间里，衡山国的兵器价格涨了十倍，粮食价格也炒高了三倍。这时，齐国单方面毁约，违约所有兵器订单，并且与衡山国断交。
这时的衡山国，除了一堆半成品的兵器和荒芜的农田，已经失去了与齐国抗衡的资本。因为国内饥荒不得不去他国高价收购粮食，由此导致了财政破产。在齐鲁两国的南北夹击之下，衡山国君宣布举国投向。齐国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衡山国，而且掌握了当时的经济主动权。
鲁缟陷阱
其实，早在齐桓公即位第二年，管仲就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过鲁、梁两个邻国。
当时的鲁梁二国，除了粮食种植，人民多以编织鲁缟为业。管仲利用这一弱点，劝齐桓公穿起鲁缟编织的衣服，上行下效，全国臣民必将跟风。如果齐国只准种田、不准织鲁缟的话，那鲁梁二国的鲁缟价格必将暴涨，在暴利的刺激之下，两国的农业种植将被忽略。
其实鲁缟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鲁梁地区的一种纺织品—甚至不如十七世纪时荷兰的郁金香抢手。随着齐国举国掀起了穿鲁缟衣的风潮，商人们就纷纷跑到鲁梁两国去采购原料，鲁缟的价格短时间内就被炒高了。
擅于煽（补）风（刀）的管仲放出风声：鲁缟一千匹能换三百金，鲁缟来一万匹能值三千金。被高额利润冲昏头脑的鲁梁国君也大力支持鲁缟事业。当时的两国，除了织鲁缟的就是运鲁缟的，反正没有人种地了。
然而这时候齐桓公的品味变了—开始改穿帛衣。全国臣民再次跟风，鲁缟也就无人问津了。这时候的鲁梁二国，除了积压着的鲁缟，根本没有余粮维持生计。两国向齐国求购粮食，齐国狮子大开口，要价是正常售价的百倍，最终压垮了两国财政。
这一次，齐国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次性收服了两个邻国。
买鹿制楚
终于，齐桓公要对南方邻国楚国下手了，按照老规矩，还是“兵马未动，管仲先行”。这一次，轮到了楚国。
楚王毕竟不像衡山国王那么短视，如果直接购买民生物资，很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警惕。管仲在思考之后，建议齐桓公以兴建狩猎场为名去楚国重金收购梅花鹿。
虽然鹿是楚国特有的，但只是具有食用价值的动物，没有珍贵可言。上百名齐国商人组织了一个大型采购团，到楚国去大量购鹿。开始是三个铜币买一头鹿，半个月后涨到五个铜币一头。后来甚至涨到了上百枚铜币一头。
在管仲的运作和各国商人的推动下，猎鹿成了楚国的举国运动，人们都放弃本职工作跑到森林里抓鹿，甚至一些士兵也将手中的兵器换成猎具，偷偷地跑去打猎。这一年，楚国的粮田大面积荒芜，官府和民家的铜币却堆积成山。
接下来轮到楚国傻眼了：粮仓见底，民间因饥荒而暴乱不止，并有大批楚人因饥荒逃难齐国。这时候的管仲，集结了八路诸侯大军，进攻楚国。局势不稳，民心涣散的楚国毫无抵抗之力，只能向齐桓公求和，奉齐国为霸主。
在对莱、莒、代等国的贸易战里，管仲也是通过哄抬物价，破坏敌国的经济平衡，形成单边的经济依赖，让齐国牢牢把握了经济主动权，这也反映出管仲的经济思想：既要守住本国所有的重要物资，不通过贸易流通出去；又要将别国的重要物资，通过贸易“泄”到本国来。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节战略性物资的供给，掌控一国的经济命脉。
其实在这几次古老的贸易战中，管仲哄抬物价之所以大获成功，就是利用了人性的贪婪。即使有鲁国和衡山国这样的前车之鉴，楚王面对高额利润还是会犯错。所以，面对利益，要时刻保持清醒，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实际价值，才能不被幻象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