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养汗法，从古至今的演变

秦汉以前 

作为文献记载，汗法治病，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疾之在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描述我国名医扁鹊为齐桓侯诊治疾病的情景，已寓有发汗解除表邪的含义。之后，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有治“伤痉”时用“熬盐熨”使“寒汗出”的记载，据此可以推断,汗法已具雏形。《黄帝内经》作为该时期的代表著作，对汗法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裹养汗法

秦汉时期

《神农本草经》奠定了发汗药物的基础，《内经》虽然对汗法的理论已有大概的论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代以前积累的药物知识，全书载药365种，其中记载发汗的药物，如麻黄、桂枝、防风、细辛、稾本、辛夷、白芷、荆芥、桑叶、菊花、升麻、柴胡、葛根、葱白、蔓荆子、浮萍等。明确表示治疗伤寒、中风的药物有十多种，明确注明可以发汗解表者，有鸟喙、

麻黄、葱实3种。这些药物至今仍然是中医临床常用的解表发汗药物，它的记载为汗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几百年间，汗法理论并无重大突破，汗法变法得到丰富和发展，方剂数量显著增加。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创立了葱豉汤等。轻宣发汗的方剂，扩大了汗法的阵容。仅《外台秘要》收载发汗方剂有70余首，为后来理论提高提供了实践依据。在组方上打破了仲景辛温为主的成规，纳寒凉、温燥于辛温发散之中，为宋代寒凉清宣治温病，辛温苦燥发表湿奠定了基础。

宋代时期

仲景学说经过晋唐时期的伤寒大家，总结和发展了宋以前的伤寒学，孕育了元以后的温病学，也认识到不能用辛温统治一切外感热病， 在中医外感热病学发展史上发挥

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宋代钱仲阳纳益气药于辛温发散药之中而立败毒散，体现了益气解表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的香苏散香薷散体现了理气解表、化湿解表等辛温变法。宋代汗法发展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增添了寒凉轻宣剂。韩袛和在《伤寒微旨论・卷下》中对解表法的作用分为“发表”与”解表“两类，所谓“发表”，相当于辛温解表，发汗力较强；所谓“解表”，相当于辛凉解表，发汗作用较弱而性偏寒凉，其实已经将解表一法的作用进行了分类。

金元时期 

1.张元素创制九味羌活汤

  张元素创制了九味羌活汤，体现了“分经”论治之先 河,开创了发汁之“羌防剂”。

2.刘完素开创辛凉解表法

  刘完素阐发《内经》热病理论，认为伤寒就是热病，“六 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只能作热治，不能作寒医”。刘完素也被后世尊为寒凉派的开山，影响深远。刘完素认为表证固应汗解，但外感初起多是“怫热郁结”,辛热之品虽能发汗，但病因属热，再用热

药解表，则更使热邪加重,提出以辛凉或甘寒解表之法,并结合具体病情分别施用。

清明时期

张景岳论述汗法药用宜忌，明代张景岳在其所著《景岳全书・卷五十》中对散法(汗法)有精辟论述：”用散者散表证也……但用散之法当知性力缓急及气味温寒之辦……

用得其宜，诸经无不妙也。如麻黄、桂枝峻散者也；荆芥、防风、紫苏平散者也；细辛、白芷、生姜温散者也；

柴胡、葛根、薄荷凉散者也；羌活、苍术走经去湿而散者也；升麻、川芎能举陷上行而散者也……寒热往来者宜

柴胡而泄泻者忌之；寒邪在上者宜升麻、川芎而内热炎升

者忌之,此性用之宜忌所辨也。”

现代应用研究

现代汗法的研究和运用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解表药的药理研究探索汗法的治疗机理,已探明汗法有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解热、调整免疫、抗惊、镇静、镇痛、提高心血管生理功能、解除血管痉挛、祛痰、平喘、止咳、利尿、改善心肌营养、改善机体反应状态、改善消化功能等多种作用。汗法的治疗范围亦大为扩大，广泛用于流感、麻疹、百日咳、急性支气管炎、猩红热、流脑、肺炎、急性肾炎、肠伤寒、急性子宫内膜炎等感染性疾病,以及急性风湿热、急性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皮炎等变态反应性疾病的治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