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运之路
----我在长庆油田会战的12年（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年至1969年我国的大专院校没有招生。1970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我们在野外工作信息不通，也许我关心不够，没有想要去上大学。
在1972年国家第一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总结了高等学校恢复推荐招生以来，出现了推荐入学的学员文化程度偏低，不少人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无法适应大学教育需要。在周总理的指导下，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就是所谓的“39号文件”，文件（意见）中除强调重视推荐对象的政治、身体条件外，提出了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生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
因此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条件中增加“文化考查”。
1973年6月30日，在高等学校招生恢复文化考试中（闭卷），辽宁考生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物理化学考试中交了白卷，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为自己辩护的信。这份答卷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报纸杂志和广播等媒体大量报道和讨论这一问题，因而也引起了一场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当年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是报纸和广播（无线和有线），我们从报纸和广播的信息里了解了这次招生的信息，单位还要组织我们学习文件、讨论和批判 “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这使我较多的知道了大学招生的信息，激起了我上大学的欲望。
我们野外队的工作每年有4-5个月的时间是在驻地休整、学习，特别是到了冬季，每天可以不要早起，有大把的时间，当年没有电视机，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只能看报纸、看小说。
1973年9月，最鼓舞我的是我们航测队的同事，我的初中同学王海峰，被录取到了西北大学地质系，他比我高一级，和我同时参加工作，一起奔赴陇东会战到401测量队，又被调到新组建的航测队。因为我们出工后都是分散在不同的区域，他是怎么被选中的，队里也没有说，更是没有通知我们报名，我一点也不知道，等我们收工回到驻地，他已经去上大学了，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其他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录取的，我想他可能是自己报名参加了考试，被录取了。
好刺激，我也要努力去上大学，不能让自己在这远离家乡，远离城市，居无定所的野外工作终其一生。想学习，可没有书本，初中、高中的教科书新华书店是没有卖的，更没有考试大纲、复习资料、试题集，只能想办法找当时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
1974年的春节探亲假回到吴忠，让吴忠的老师找到了几本初中、高中的语文、数学和化学课本带回单位，先学起来。
1974年4月我带一个组在华池县东南，距华池县城有20多公里，距庆阳县城30多公里的一块区域调绘，当时我们住在一条沟里的一个小村里，这个村子只有2户人家，从庆华公路的沟口到这个村子大概有10多里路，可惜我忘了这村子的名字。我们住在村子的窑洞里，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去玩的地方，每天都是野外调绘，早出晚归，晚上就是自己看书学习，这里没有电，我们晚上点汽灯，每天早上鼻子里都是黑的。
到了6月下旬，我从广播里听到大学开始招生了，但队里没有通知我们报名，我很着急，不能在这个山沟里等了，要出去看看。安排好了其他人的工作后，我要到在宁县长庆桥的地调指挥部第五大队队部，看看能不能报名去上大学。一大早我就从沟里出来，这里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只能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庆华公路边等到庆阳县城的客车，从上午一直等到天快黑了，都没有坐上车，4月的天气有点热了，在路边又渴又饿，过路的许多长庆油田的卡车也拦不住不带我，没办法，只好回到沟里。第2天天不亮就起床，早早的走到公路边，等到了去庆阳的客车，到了庆阳后，去长庆桥方向的客车早已经没有票了。
我不能再呆在庆阳，就想到在庆阳南门，长庆油田的卡车要出庆阳城，都要在县城的南门登记检查，我就去那里看看看能不能找个车带我过去。问了多辆车，他们都不愿带我，急得我没办法，后来我就在检查站边上呆着，注意听他们说去哪里，过去长庆油田的运输处在陕西的礼泉县有基地，当我听到一辆到西安方向的车，我就没有给驾驶员说，乘驾驶员不注意我就从卡车的后面爬上了车，因为是空车驾驶员没有发现我已经上了车，等车离庆阳许多公里后驾驶员发现了我，我才告诉他去长庆桥干什么，他也没有把我赶下车。
庆阳县城到长庆桥大约150公里，下午到了五大队队部，找到大队长吕宗前，说我要报名上大学，他告诉我，我们五大队只有一个报名名额，已经报了大队团委书记张乾民到指挥部的人事科了。当时我们五大队有10个野外队，还有机修站和机关等单位，大队长以前也是搞测量的，到过我们401和航测队检查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印象，他让我回小队好好工作，明年再考虑你，我知道这是他在安慰我，明年的事谁能说清楚。
我看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天也黑了，没有车我也回不去，这里也没有一个朋友和熟人，好在大队有简易的招待所，有食堂，我住了一个晚上，第2天一早我就乘车到了西峰镇，401测量队已经从驿马镇搬到了西峰镇，还住到了这座城市的中心。
原来打算在401测量队玩两天再回华池的工地。在401队住了一晚，第2天中午吃过饭，我们几个一起参加工作的老乡到西峰街上最大的食品店买食品，这个店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街口，过往的车辆都要在这里停下休息，买点食品，我们在店里转，我们五大队的人事干事郭秀清也走进了这个店，看到我，他好惊喜，他对我说专门开了车到航测队找我，并说大队决定推荐我去上大学，他是专门来接我的，他们的小车（北京吉普）就在商店外面。在车上他们告诉我，大队团委书记张乾民去年（1973年）已经推荐他，因为体检没有过（或许其他什么原因），没有去成。因为他在机关，今年他又报了名，大队也推荐了，但地调指挥部人事科负责招生的干事在审查报名人员时，发现了他，打电话告诉他，说去年没有去成，今年又报名，如果去不了，浪费五大队的名额，野外队的人知道了你怎么在机关工作，建议换人。由于我刚去找了大队长，加之距指挥部考试选拔的时间快到了，所以大队决定让我去参加地调指挥部的选拔考试，当年我们的通讯只能是电话，联系极不方便，选拔考试的时间又不能耽误，所以五大队决定派出机关的小车来找我。
我们开车来到庆阳的贾店子航测队驻地，填好推荐表，办好队里的手续，连夜返回长庆桥，办好大队的手续，第2天一早又把我送到甘肃泾川县的地调指挥部。
我们地调指挥部共有50多个野外队，加之机修站、测仪站、后勤、机关等单位共5000多名职工，推荐了12个人，但上大学的名额只有5个，竞争是相当激烈的。第2天我们参加了语文政治和数理化2场测试，感觉良好，成绩作为参考。第3天到泾川县人民医院体检，第4天宣布了结果，我有幸被选中。我们选中的5个人中，有3个人已经是党员了，过去是讲政治的，我不是党员。我们5个人要去3所大学的3个专业学习，兰州大学原子物理专业1名，要求党员，华东石油学院（山东东营）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名，要求专业对口，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3名，我不符合前2个专业的要求，只能是去学习计算机了，我们去浙江大学学习计算机的3个人，我是测量工，一个是钻井工，另一个是爆炸工。第5天我和地调指挥部人事科干事史华到庆阳县城的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的人事处，办好了一切手续，别人的录取通知书是要通过邮寄的，我是直接从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的人事处拿到了去浙江大学报到的录取通知书。
我从华池的山沟里走出来，到我拿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有8天的时间，说起这个过程，很多人也许说这是天方夜谭，我编的一个故事，但它的确发生在我的身上。这8天是上天眷顾我，也许是我感动了上帝，幸运降临在我的身上。当年别人推荐上大学是靠父母的地位，亲朋好友的关系，请客送礼走后门，可我没有送一分钱的礼，没有请吃一顿饭，没有一点关系，就是靠着一个“我要上大学”的目标，成功走上了上大学的路。这条一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要感谢当年的领导，同事们，谢谢他们的帮助。
我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我的运气，这一年我已22岁，参加工作5年了。回忆起青年时不怕困难的勇气和记忆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心潮如浪，岁月艰辛，感慨万分。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心中有目标，积极努力，没有作不到事。
2020.4.11农历庚子年三月十九忆记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