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人生(随笔)

笑傲人生 (随笔)

                作者:王炳辉

        光阴迅速,白驹过隙。似乎刚刚脱下开裆裤,还没有来得及品味一下青春的活跃和健壮,就步入了担负着家庭重荷的中年,如今,岁月又在催促着我向古稀之年迈进,老境已至,疾病就像幽灵似的缠身不离……

      我的人生,是既苦难又坎坷的人生,往事不堪回首:我1948年出生于江西玉山城关,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11岁就被勒令不准上学了,望着同龄人欢欣雀跃地跨进中学校门,我不知痛哭过多少回。就在这一年,我和父母一道被下放到一个宗派观念很浓的偏僻乡村去接受监督改造了。放牛娃的辛酸生涯,农田的艰苦劳作,加上现实社会的“阶级”歧视,地方势力的欺压凌辱,渐渐将我“冶炼”成一种坚而不摧的个性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从此不再流泪。

      我18岁那年,“文革”运动把阶级斗争推向了顶峰,不仅父母经常挨村里“造反派”的批斗,连我这种“狗崽子”也时不时被拉去陪斗,血气方刚的我看到父母遭到吊打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时,一颗滴血的心不禁大喊:士可杀而不可辱!于是就在那年一个炎夏的夜晚,我怂恿并护送父母到远方的亲戚家躲避一段时间。这一逆“天”举动自然激怒了“造反派”,我一回家当夜就遭到捆绑毒打,非让我招出父母躲到哪去了不可。此时的我筋骨欲断皮开肉绽,为了不吃眼前亏,只好谎说了个地址并答应次日就带他们去找我的父母。待他们一放开我,我就马上带着一身伤痛穿着一件遮体单衣翻墙逃走了。

        当时的情形即使现在想起来,我也会不寒而栗:茫茫天下到处都有“造反派”,能往哪逃?父母已去的亲戚家我不忍心再去拖累人家了,我不得不另逃一路来到了福建崇安,就在我饿得奄奄一息之际,一位来自浙江江山的木匠师傅收下我当了学徒,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走家串户凭手艺吃饭的生涯。那种日子对于那种年龄就离开父母的我,生活上的艰苦还挺得住,离开亲人的孤独感就太难受了,不过那时我所有的欲望就是要生存下去,能生存就什么苦都要吃!我学艺极其认真,半年后我即能打家具会盖房子,离开师傅就能独立操作甚至还带了徒弟。我想,这下生存该是没问题了。

        可是,在那大抓阶级斗争日子里,一切外流人员都是专政对象,我作为无三证人员,一次次被抓,又一次次因查无劣迹被放被赶被逐,于是我不得不到处流浪求生,凭着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手艺,我走遍了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江南几乎所有的省份。直到1973年,历尽艰辛的我又回到福建崇安,并在一个小乡村里招亲安家了。

        一旦有了安定的生活,我的一颗求知求学之心就开始不安分了,每天十来个小时的木工劳作之余,我找来了我所能找到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啃”了起来,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我更是嗜之如命。看到书中那些悲剧人物的种种遭遇,联想起自己的坎坷经历,我流下了一行行热泪,于是我开始执笔涂鸦,倾诉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悲哀和愤懑。

        然而又有谁知道,此时我的父母已是花甲之年,由于“文革”中所受的摧残,身体多伤多病,在江西玉山那个偏僻穷困的生产队里所挣的工分已不能维持生活了,于是我从此开始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必须每月按时寄去生活费;而这边武夷山的家中,结婚不几年我就有了三个儿女,夫妻俩在那年月能挣几个钱? 要维持这七口之家的生活费用, 就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干,我累得瘦成了一把骨头。

        1979年,中华大地迎来了春天,“阶级斗争”不再提起,十余年的文化禁锢开始解冻,书店里有了各种书籍。我喜上眉梢,在妻子的支持下,我把做木工的收入支付了养家糊口的最低费用外,全部买了书。其后我更是日以继夜地把精力扑到书本上,在书中寻求知识,寻求精神寄托,并开始了文学创作。 当我把一篇篇婴儿啼哭般发泄内心悲苦的小说投向一些编辑部之后,得到的却是一封封冷冰冰的退稿信,偶而得到一两次编辑老师的鼓励信时,我就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些热情的鼓励信,使我有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不过我也有自知之明──一个仅上过小学的人,想当作家谈何容易!可我并不心灰气馁,我相信只要自己发愤努力,多读多学, 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虽然没有“卧薪尝胆”,更没有“头悬梁,锥刺股”,但我当时刻苦学习的毅力绝不亚于这些古人。为了全家的七张嘴,我每天天一亮就去别人家做木工,天黑收工吃了饭回家已经七八点钟,我马上拿起书本苦读。冬天冷得不行,我妻子烧了热水罐给我焐手焐脚;夏天热得全村人都跑到村头桥上乘凉,我却打着赤膊挥着扇子赶着蚊子汗流浃背地在煤油灯下读、写。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冬夏。

        其后,我又在崇安县青少年宫结识了许多当地爱好写作的文友,大家还创办了一本名叫《武夷山中》的文学杂志,毎个星期天我们都风雨无阻地去那里聚会,探讨写作技巧和编辑我们认为可以发表的作品,其认真程度绝不亚于正规编辑部。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

        功夫不负有心人,自1984年始,我的一篇篇小说终于在各种报刊上露面。1988年,我根据自己的获奖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还在一家大刊物发了头条,于是福建省作家协会吸收我成为该协会会员,并以此资格(当时叫做相当于大专同等学力)推荐我参加了武汉大学作家班招生考试。

        打自11岁辍学至此时,已是足足30年了,虽说上大学我一直梦寐以求,但一旦坐进考场竞试,我执笔的手也不禁颤抖起来。然而有幸的是,在5%录取率的残酷竞争中,我还是有幸被录取了,而且是直接读中文系三年级!

        这就很值得我笑傲人生了! 要知道,这可是我此生的最强力一搏啊──当时我未曾想过,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其实要是那次没能考上,我真不知如何回家去见“江东父老”,因为此前我被南平地区文化局聘为《武夷山》文学期刊编辑已经干了三年,而此时正好该刊因故停刊了,我不能上大学就得回家务农或者仍旧做木工,村里的人又都知道我好“异想天开”,已经年过四十还非去考什么大学? 还闹得连个临时工编辑都干不成了! 我不敢揣摸村里人会怎么看待我。

        大学里,我和年龄如我子侄的学生娃们一道端坐在教室上课考试挣学分,一道泡图书馆找资料做笔记,就像干海绵般拼命地吸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两年过去了,我好不容易把一门门必须学完的功课学完、考毕,并通过论文答辩,拿到了鲜红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和文学学士学位证书,拿到了一张派遣报到证,来到福建省公安厅《警坛风云》杂志社报到,开始了我所钟爱的文学编辑生涯。

        至此,在别人的想象中,我已经“功成名就”可以享享“清福”了。可是谁会知道,此时我住的是办公室(我租不起房子),一张折叠床晚上打开白天收起,刚工作每月的工资只有141元,除了自己一天2元钱吃点青菜豆腐度日,一方面要给江西老家年迈的父母寄生活费,另一方面要供二子一女三个孩子生活和上学的费用,境况之窘迫手头之拮据可想而知,我只好拼命地写小说,用微薄的稿酬来补贴家用──待我出版了几本中短篇集子和一部长篇以及在报刊上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后,我晕倒在地了,医院诊断说我患了严重的颈椎骨质增生,并且还心肌缺血……

        妻是农村女子,这些年来我为了“前程”而拼搏,东来西去,留下她一人支撑着农村的家,实在是太辛苦了!我早在武大读书时就想过,我毕业后一有了工作就把她接到身边,再也不分开了。可是刚到福州的我,连自己晚上睡觉都无处安顿,哪有办法安顿妻子?思前想后,我实在愧对她啊! 好不容易熬过了几年,我终于分到一套住房,妻和小儿子也“农转非”来到我身边,我又评上了中级职称,加了工资,接着大儿子和女儿都毕业分配了工作,再后来小儿子也参了军,还写信告诉我说他当上了干部。这时的我,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然而,喘过这口气后,我忽然发现我的周围一切都空了──儿女们都已成长离我而去,负担轻了,心也空了,人生难道就是如此? 由此我想起了远在老家江西玉山的父母,那时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且又多病,真正是到了风烛残年了哇,他们的日子又是怎么过来的?作为儿子的我远在千里之外,虽说赡养老人的生活费二十多年来从未缺过,可我能在老人身边的时间又有多少?虽说我每年都回江西探视老人一两趟,但这能解除得了老人长年累月的寂寞和孤凄吗,不能啊!正如我母亲所说: 儿啊,听说你要回来我日夜盼望,看到你回到家我万分欣喜,可是一想到你过不了几天又要回单位去我就心里发慌,当你走了之后我的心便又全空了,我和你父亲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度过来的…… 母亲的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为了不使年迈的父母再这样孤凄下去,我曾向二老提议: 接他俩来福州安度晚年。可是,父母却不愿意,二老一是故土乡音难舍,害怕在陌生的城市里听不到一句家乡话,见不到一个家乡人;二是留恋旧俗,害怕城里的火葬;三是随意惯了,担心城市的生活太讲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担心,总归一句话,他们难舍故土。我无法说服他们!

        几年之后,年近九旬的父母相继去世了,我的心也空了……

        如今,我也到了老年,有幸的是,我夫妻俩还一如既往地相濡以沫,妻依然像从前那样把家庭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我呢,退休之后还能看看报看看书,能有书中的人物与我作伴,和我相互倾吐心声…… 我的三个子女还给我传下五个孙儿孙女,他们每逢周末都会来陪陪我们两老,天伦之乐也就尽情享受了! 还有,我毕竟还没有病到完全失去写作能力的地步,有时还可以在电脑前敲出一两篇小文章来,有空还玩玩微信写写古诗词看看电视打打乒乓球,人生的乐趣也就尽在其中了。 为此,尽管已经暮年,但我依然笑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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