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然面对真实的内心，不惧人生的风云变化，从容应对冥冥中的因缘际会与命运的起承转合，但愿你我的一生一世，也能活出三生三世的精彩。
第一次读到聂华苓的《三生三世》，就被其文字所形成的气场而感动。这是一部完全个人的历史。三生三世，四个字浓缩了聂华苓在内地、台湾、美国三段体的人生履历，大陆生活二十四年，台湾十五年，美国爱荷华三十八年，如此不同的世界人生，仿佛活了三辈子。就如同聂华苓自己说：“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她这一生始终都作为一个外乡人而存在，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爱荷华是中国人，在中国是美国华裔，正如聂华苓自己描述：“我是一棵树，根在内地，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而这样一部看似厚重的回忆录，却没有舴艋舟载不了许多愁的哀怨，而是人生烟云纷至沓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记忆撞击。
民国历史、军阀混战、抗战烽火、台湾白色恐怖、知识分子的骨气人格、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人性的温暖美丽和丑陋乖张……都在一个人的《三生三世》中展开。
读这本书好像是在看一部跨越了时空的电影。聂华苓没有刻意地渲染她的传奇，她重在倾诉，似乎她也在借助一次全面的回忆，滤清她一生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那些打动她的人生片断和细节，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一生，作为一个跨国际写作计划的组织者的一生，还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
《三生三世》分“故园春秋”、“生·死·哀·乐”和“红楼情事”三个部分。
关于“红楼情事”，一个是从中国旧式大家族走出来的东方女子，一个是美国西部小城爱荷华马夫的儿子，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性，但这种种的不同似乎并未在聂华苓和保罗之间造成任何隔膜，他们都是各自人生的第二次春天，但也是真正的春天。
聂华苓曾对保罗说：“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聂华苓说：在爱荷华的“那条小船”上，在爱荷华的“鹿园红楼”，他与保罗交谈、写作、喂鹿、旅游、接待各国作家。他们的对话俏皮而风趣，永远是相互调侃，不断地开怀大笑，却又那么的深情而温暖。他们的一天常常这样开始：聂华苓赖在床上胡思乱想，保罗端进来暖暖的咖啡，说他正在构思一首长诗，问她要不要听听。她听完后说：“好极了！写！写！”保罗的眼里倏然就闪出泪花，说：“别人不懂的，你懂！你和我是这般默契。”
他们各有各的书房，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但都对着爱荷华河。河边，保罗为聂华苓种上了杨柳树，为的是让她能在爱荷华看到中国的江南。他带给她的爱，像孩子一样热烈纯真，没有丝毫的暮年气息。
翻阅书页前的照片，每每和保罗的合影，都能看出聂华苓的眼里的快乐和舒坦，和保罗在一起的日子，是聂华苓最美丽的年华。保罗曾夸聂华苓脑子很性感，身子很聪明！和她一起的生活，真是好。当时已六十六岁的聂华苓笑得像一朵怒放的花——她老了，他还是把她当宝，这种日子，可真过不够！
他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他们有共同的志趣，以同样的热情经营着共同的事业——“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建立的跨越了国界、种族、语言、信仰等一切障碍的精神家园，一个作家的乌托邦，为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作家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那几十平米的会客厅，迄今已经招待过近六百名国际著名作家。
1977年，24个国家曾联合推荐两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1982年，两人一同在大西洋城获颁“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聂华苓给保罗留言：“以前我认为相爱很难，对人有刻骨的感情更难，如今我深深地知道，真正的爱情，就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遗憾的是，1991年他们在机场转机，保罗去买报纸，倒下，竟然就此生死别离。聂华苓“捧着透着他体温的大衣”，独自“鹿园”人生。
十二年以后，聂华苓写出了《三生三世》，隔着时空回忆保罗，她与保罗的情缘在书中得到涅槃。
保罗的诗集《中国印象》，其中有一首是《想到我会死在中国》，他动情地写道：“在那迷茫和苦恼的时刻，我想，中国啊，您把美丽的妻子给了我，我在暮年，只好把可怜的骨头给你！”
爱一个女人，并将对她的爱扩大到爱她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一种怎样深沉的情感啊！她跟他相处一世，他的爱照亮了她的三世，也照亮了她身后魂牵梦绕的故土。
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小情小爱原来真的可以升华为大情大爱，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爱的能力和幸运。
就在这一刻，深深理解了聂华苓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运地遇到保罗，得以成全！”；深深理解了一句英文：“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
这是我十年前读不懂的内涵，找不到的意义，十年后却泪流满面的点头。
无数次幻想自己曾爬到爱荷华小城最高的小山坡上，看着爱荷华河静静的流着，河边一栋木质结构的赭红色楼房，周边是苍翠的森林，茑萝在风里摇曳，“鹿一只只闲雅地走出来”，浣熊躲在后山的杂林里。
仿佛透过那个鹿园，我认识了聂华苓的心，也观照到了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