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将同非方在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强能源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提高非洲电气化水平，增加清洁能源比重，逐步解决能源可及性问题，推动双方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中方已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将大力支持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鼓励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积极开展能源领域能力建设合作。
中方将向非洲国家能源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及重点企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协助提高非洲国家建设和管理本国能源体系能力。中方将尽快根据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及其它相关文件，向非盟派遣技术团队。继续加强在能源领域的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对接能源发展战略，开展联合研究。继续加强能源资源领域贸易、投资、技术、标准合作，鼓励和支持中非企业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包括绿色氢能在内的能源资源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探索绿色、可持续的合作方式。
中方将支持非方完善能源资源产业链布局，提升能源资源产品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能源资源产业链优化并向绿色方向发展。深入对接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地学创新等领域发展规划，提高各自国家建设和管理本国能源资源体系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水利领域合作。中方将支持非方开展水资源规划、流域综合规划等专业规划编制工作，提高水管理水平，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提升水利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水目标。鼓励在水资源配置、水土保持、水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节水灌溉、农村饮水、雨水收集利用、小水电开发、泥沙研究、遥感应用等领域开展技术交流、人才培养和项目合作。
加强光伏产业合作，支持双方光伏行业协会等组织开展对话交流，推动相关企业、研究单位、投资机构等深入合作，共同促进光伏产业发展的绿色能源应用，加强推动相关行业标准、检测认证互信互认。
2021-11-03中国国家能源局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基础设施和能源委员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和非洲联盟关于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建立中非盟能源伙伴关系，并成立联合工作组。双方将开展政策和信息交流、能力建设、项目合作以及三方合作等领域的合作。
目前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已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明确行动方案，但各国之间经济、能源结构迥异，能源转型方案也不尽相同。非洲多国政府部长和业界人士9日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举办的“非洲能源周”会议上表示，全球应公正对待非洲的能源转型，非洲在推动能源转型中应合理利用化石能源，而非停止使用。
非洲石油生产国组织总干事奥马尔·法鲁克·易卜拉欣说，发达国家重视化石能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发达国家在此前的一个世纪中已凭借化石能源实现成功发展，如今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也有权利用化石能源。公平的做法是世界和非洲合作，以可行的办法推动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成为环境友好型能源。南非矿产资源和能源部长格韦德·曼塔谢说，非洲致力于降低碳排放甚至实现净零排放，能源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保障，非洲应充分利用现有和可利用的能源。
非洲“公平的”能源转型进程应包括所有能源资源、相关技术、低碳排放矿产和符合非洲发展需求的工业体系。非洲能源发展应由自己主导，南非多年来投入氢和燃料电池技术开发就是在自己主导能源发展。非洲必须为创造清洁环境进行投资和研究，同时需要得到和工业化国家相同的先进技术。纳米比亚矿业与能源部长汤姆·阿尔温多说，在全球凝聚共识应对气候变化之际，非洲国家普遍面临能源短缺，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不足，且遭遇新冠疫情，妥善解决全部问题成为一项难题。
目前非洲可再生能源已经取得一些成绩，摩洛哥和肯尼亚等国水电、太阳能和风电项目是重要代表，为应对非洲能源短缺做出了巨大贡献。纳米比亚在发展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还计划建成全球氢能源中心。不过，纳米比亚不会放弃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是建设混合的能源组合。
对于非洲国家能源转型面临的困难，加纳能源部副部长穆罕默德·阿明·亚当建议，非洲应制定自己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比如允许天然气在更长时间内作为过渡能源使用，假如按西方国家要求推动能源转型将对非洲发展构成巨大挑战。南苏丹石油部长普乌特·坎格·舒勒也表示，与会者们并不反对使用可再生能源，但强调能源转型应包容、平等，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像南苏丹这样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十分需要而且也致力于进行能源转型，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否则国家发展将受到影响。其他多名与会的非洲国家能源部长和能源界人士也强调了化石能源对非洲发展的重要性。与会人员还表示，非洲在氢能源等绿色能源开发方面潜力很大，比如南非和津巴布韦拥有储量丰富的铂资源，可用于生产氢燃料电池。
说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家都会说是非洲，但是非洲为什么就这么穷呢？而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非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不管是今天生活在亚洲的黄种人，还是在欧洲生活的白种人；甚至是如今存在少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祖先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但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非洲为何至今都没有发展起来？并且非洲还有着丰富的资源—石油，为何有着如此好的优势都没有给非洲帮上忙？反而害了整个非洲？非洲石油“第二大国”因为现在各个国家的飞速发展，石油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所以对于石油的抢夺似乎是每一个国家都不可忽视的任务，如今各个大国都奉行：“保存本国能源，廉价使用外国石油”的政策，来抢夺石油的话语权，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作为世界石油供应上“第二个海湾地区”被各国虎视眈眈。
非洲共有23个产油国，其中尼日利亚、利比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埃及这五个国家的石油产量就占了非洲石油总产量的85%，剩余其余的中小产油国也多多少少生产石油，200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总额就达到了30.39%。截止到2009年末，非洲石油的存储数量为1277亿桶，占世界石油的总储量的9.6&%，而随着石油开发技术的不断发展，非洲石油的存储数量也将不断上升，与此同时，非洲石油的产量也将呈现出增加的姿态，非洲石油将会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非洲的石油不仅存储量丰富，产量多，而且还具备很多时间和其他地区石油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其一：石油不仅种类多，质量也非常好。非洲石油种类良多，就光几内亚湾石油品种就有40种之多，且大多为轻质或超轻质原油，含硫量及矿物成分极低，易于加工提炼，备受各国青睐。尼日利亚算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了，相比较其他贫瘠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拥有着庞大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被誉为“非洲雄鹰”，这个国家每天都以178.2万桶的石油产量稳坐第一大产油国的宝座，并且尼日利亚里有65%以上的原油比重都在35以上，富含汽油和柴油；还有安哥拉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石油占全国GDP的50%以上，原油比重在32至39.5之间；加蓬原油比重在30至35之间；苏丹原油腊质成分更高，没有一点硫成分，更是理想中的润滑油原材料。其二：开采成本低，回报率高。因非洲大型和特大型油田较多，其储量就占非洲总储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西非几内亚湾地区石油埋藏较浅，这也导致了开采石油的成功率高达35%，远远高于10%的世界水平，这大大降低了开采石油成本的问题，安哥拉的海上油田被认为是世界级的优良开采区。而整个非洲地区石油的开发成本与有“世界油库”之称的中东地区持平，为3.73美元每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采油成本则非常高，比如：美国为13.3美元每桶，加拿大为7.17美元每桶，欧洲为8.29美元每桶。相对于世界各国的石油，非洲石油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其三：局势稳定，运输方便。虽然不少非洲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但与中东地区这个常年不熄的“火药库”相比，非洲整体的局势要稳定很多。并且随着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在走向和平，再加上非洲产油区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仅有以一海之隔，所以在运输上并不存在地理障碍，这也导致了运输的成本低于中东地区。此外，非洲石油在历史上并没有与其他大国存在利益上的格局，所以根本不会存在一致对外的现象。非洲就现有的条件以及这非常好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肯定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既然非洲石油前景广阔，为什么当地人民依旧贫穷？哪怕他们拼命地出售石油，仍然吃不饱饭？大国之间非洲石油的争夺。非洲自大规模地开采石油以来，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各大国纷纷抢占非洲，特别在冷战后，非洲的地位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直下降，但是自从非洲开采时候开始，它的重要性在不断持续上升，美国已将非洲提升至，可以关系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认为非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油库。美国务卿沃尔特坎斯坦纳说：“不可置疑的是非洲石油对我们国家具有战略利益，并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洲石油对美国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其中有三个非常大的原因：其一：可以满足美国石油来源的多元化需要，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远离日益动荡的中东地区；其二：石油的价格非常低，而且运输非常便利，这也增加了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其三：非洲石油可以削弱欧佩克对石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实现在世界石油地缘政治中的主导权。相对于欧洲地区的石油资源匮乏，欧洲大多数都必须要依赖进口石油，并且非洲石油的质量甚至高于北海石油，另外对于石油上的运输，交通非常便利，而且运输的价格还低，最重要的是欧洲大国有着与非洲传统的密切联系，总而言之，非洲石油也成为它们争夺的焦点。法国在中东能源问题上受美国排挤，更加认识到非洲石油对自己的重要性，在2003年2月下旬的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希拉克声明：法国已把非洲置于外交的优先地位。还有英国、德国等其他大国也非常重视非洲石油，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武装力量等各方面的外交关系对非洲石油的争夺。受到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安全持续加强，这个大大促进了日本和非洲能源的供应，20世纪70年代，日本石油贫乏，再加上日本又是世界石油第三大消费国，于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跟非洲的合作，日本对非洲加以援助，开拓新的能源市场，这也保障了进口非洲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可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增长，导致印度石油消耗不断增加，就算非洲是石油大国，但是国内的石油也是有限的，大部分需要进口，因此印度也在世界各地寻找能源的供应地，这也导致了外方势力逐渐向非洲深入，参与大国在非洲的石油角逐。与印度一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发展的快速期，以内经济总量增长了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必须要依赖国外的能源资源，为了能更快地走出去，在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也积极参与大国之间的能源竞争，希望中国也能在非洲石油的角逐上占有一席之地。非洲为什么始终贫穷。非洲是有着丰富的资源，但这一项优势并没有给非洲代带来好处，反而害了这个国家陷入长期贫穷。尼日利亚、安哥拉、利比亚等这些国家因石油而崛起，却也因石油被诅咒，即“资源的诅咒”，即是对于许多资源国而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但现实世界无数次证实这个命题的存在的。早在2019年，全球各大石油国际公司都在非洲建立营地，开始瓜分非洲石油，以美国为首的更是在利比亚引发了残酷的战争，从4月份战争爆发以来，仅一个月的时间，双方就有超过1000人死亡，5500人受伤，如果再加上数以千计的武装分子，那从战争开始，比利亚内战至少有上万人阵亡，伤者更多不计其数。到目前为止，各国能源巨头在非洲已经找到了新的“石油大象”，而非洲作为以石油为生的国家，价格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价格很低的时候，生产商挣不到钱就会放弃开采，当价格上涨，有钱挣得时候，全世界的生产商就会蜂拥而来。所以恰恰如此，越有石油就越穷。而且“资源的诅咒”背后还隐含着一个解释：在许多国家，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地方，往往腐败越严重，公共产品的建设得不到政府的关注，因为公共产品既没有利润，也没有税收。所以当你在非洲看到为什么大学、公交汽车、医院这些公共产品非常的破落，而购物中心、超市还有酒店这样的私人商店却相当发达这其中奥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国外的援助，所以自非洲国家独立几十年来，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是依靠国外的赞助；就像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上也是在公共产品中，比如：非洲大地上最好的医院，政府大楼等，几乎都是中国援助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国的援助，或者是更落后的地方，印度的贫穷就立即暴露出来。由于政府在经济上过多地依赖国外援助，用政治权利或政治利益与国外交换经济援助，这也导致多数国家无法摆脱经济援助，而且政府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步退化，更要依赖政治运作来弥补经济功能的不足。许多非洲国家遇到经济发展问题，就会依赖于用国内的资源或是用国际选票，来换取外国的经济援助。由于普遍缺少经济型政府，不仅那些战乱丛生的国家发展不起来经济，就是那些社会长期安定的国家，经济发展也持续降低。非洲是一颗“定时炸弹”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非洲等地区的也在不断扩散，经过专业医生的确诊，非洲等地区竟然出现了10倍级别的增加，难怪南非疾病控制学家布鲁斯会说：“非洲是一个定时炸弹！”这下丰富的能源地也成为绑在非洲的一颗资本主义定时炸弹。脏乱的环境，四散的病毒，却依旧阻挡不了资本大国向非洲石油地区市场的涌入，即使是非洲被称之为世界第二石油大国，也经不起全世界列强的抢夺。尽管如此非洲面临各种挑战和现实问题，但对非洲能源领域的投资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刺激非洲能源增长的催化剂。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这一促进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框架之一，中国与非洲开展能源合作，不断强化了中非关系。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给能源市场带来较大的影响，造成的冲击将持续数年。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量下降6%，是过去70年来经历的最大震荡。特别是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电力需求减少了2.5%，疫情影响下的全面封锁管控导致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印度和美国每天至少减少需求15%。虽然非洲的能源行业已步入增长轨道，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意外冲击却使非洲的发展前景遭受重创。非洲能源行业现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提出，到2030年，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清洁能源，然而，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此目标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能致使目标进展进一步落后。目前全球仍有5.65亿人生活在无电的环境中，还有9亿人无法享受清洁烹饪，全球无法获得能源的人口可能会越来越集中。2019年，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75%的无电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一比例近年来有所上升。在油气方面，目前非洲大陆在全球天然气储量中的占比为7.3%，这得益于近年来在莫桑比克的重大发现。但由于能源价格下跌的挑战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需求下降，非洲大陆的许多油气项目被推迟或取消了。据能源研究和商业情报公司雷斯塔德能源称：“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个被认为潜力巨大，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受关注。”据报道，2020年4月，布伦特原油价格创下每桶16.51美元的低点，而年初的价格约为每桶65美元。2020年4月，埃克森美孚宣布推迟其在莫桑比克的4区天然气大型项目，重新开启时间另行通知。同样，2020年2月，图洛石油公司宣布在加纳、肯尼亚、乌干达、科特迪瓦、加蓬、赤道几内亚、科摩罗和毛里塔尼亚等8个非洲国家裁减约30%的员工。然而，随着近年来在埃及、坦桑尼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南非的新的重大油气发现，未来非洲能源发展将蕴含新的增长点。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1年至2018年期间，非洲天然气发现量占全球总量的的40%以上。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首先，非洲拥有较好的清洁能源资源，如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完全未经开发。目前，只有1%的地热和10%的水电潜力被开发。其次，非洲的能源基础设施仍处于起步阶段，为利用更高效、更有弹性、更清洁的新兴技术和新的电力系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及其在增加能源获取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但新冠肺炎疫情却反过来威胁未来对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内的各类能源发电的投资。2020年5月，国际能源署预测，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容量将比2019年下降13%。此外，伍德·麦肯兹能源研究公司估计，全球太阳能和储能装置规模预计将下降近20%，而风力发电机装置规模预计将在2020年下降6%。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外，非洲能源发展还受知识差距、数据缺乏和有限的能源规划模型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制约。非洲能源主要发展领域非洲拥有极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和价格，因此，在非洲，完全转向可再生能源被认为是可行的。为了支持非洲抗疫，非洲联盟委员会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于2020年4月同意加强合作，在整个非洲大陆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这增加了通过改进创新解决方案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要性。这种合作前景光明，它是非洲联盟正在进行项目的补充，如非洲生物能源政策框架和准则、非洲岛屿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地热风险缓解基金和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从这方面来说，东非、西非和南部非洲的清洁能源走廊倡议将通过建立更大和更健全的电力市场，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跨境贸易，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规划。这些承诺利用非盟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之间现有的合作，为低碳的、具有气候复原力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影响中非能源合作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和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到非洲的各个能源领域合作中，活动几乎遍及能源生产链的所有领域，从开采、能源生产到能源传输和分配。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决议将非洲的能源短缺问题作为经济合作解决的关键。到2050年，金砖国家的能源投资将达到27万亿美元，其中7万亿美元用于电网建设，剩余的20万亿美元将分布在其他能源领域，包括油气、地热和核能。此外，2019年底，非洲能源商会获得了超过14亿美元的意向投资，涉及非洲的矿业、油气、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项目。然而，首先，能源领域内的国际局势动荡，带来了出口收入的突然大幅下降，增加了整个非洲大陆主要生产国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其次，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没有吸引到所需的投资或政策承诺，也没有在本区域得到广泛传播。与分配给传统能源部门的资源相比，分配给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节能系统的资源显得微不足道。第三，新冠疫情的冲击并没有避开非洲的能源部门，封锁管控措施使离网发展面临风险，并降低了能源服务提供商的良好收益。第四，非洲大陆主要生产国经济的出口收入急剧下降，财政压力增大，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混乱，全球油气市场上的新投资可能会面临延迟或取消。中非能源领域合作的主要政策方向在后疫情时代，迫切需要政策和行动，增加能源供应，以此为非洲工业发展第三个十年提供重要服务。此外，在《非洲自由贸易协定》范围内促进可通过“一带一路”实施的项目，将有助于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抓住机会，重新评估本国能源战略，在其经济中创造最大价值和就业机会，并促进更广泛的经济多样化。此外，还要确保非洲大陆有可用、可靠的能源部门，推动非洲的经济复苏。因此，加强中非合作将大大有助于在非洲建立强大、负担得起的、可持续和有弹性的能源系统。这将确保跨境基础设施不仅提升国际贸易水平，还能增强区域经济和非洲内部贸易往来。同时，以绿色能源转型为目标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和激励措施不仅对后疫情时代的复苏至关重要，对长期发展可靠的能源部门也至关重要。最后，尽管新冠疫情带来各种挑战和现实问题，但对非洲能源领域的投资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刺激非洲能源增长的催化剂。近年来，中国在积极推动本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做出中非绿色合作的新承诺，力争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是中国建立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非洲携手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目前，中非绿色农业合作虽已初见成效,已经逐渐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良好态势。随着中非绿色农业合作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如何进一步调动不同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通过中非绿色农业合作促进非洲农业发展和绿色转型，是增强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效果的必经之路。中非农业绿色合作进入战略机遇期非洲农业资源丰富，是非洲重要的产业，农业绿色转型对非洲意义重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新数据，2018年非洲农业总产值占GDP的15.8%，高出全球平均水平11.6个百分点。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49%。气候变化对非洲农业发展影响巨大。基础设施薄弱、贫困及治理问题导致非洲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时最为脆弱。据预测，在本世纪内如果温度持续升高1.5-4℃，到2100年非洲农业的产量将会减少50%，农业产值将会减少90%。厄尔尼诺现象会延长非洲干旱或洪灾，酸雨会造成非洲可耕地面积的大规模减少。海水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非洲渔业，如果没有适当的干预措施，非洲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将会因气候变化进一步恶化。自2006年以来，非洲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积极参与者。2006年非盟第八次会议颁布《非洲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非洲发展战略。此后，非洲一直积极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63年议程》将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列为实现非洲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探索非洲农业发展路径成为非洲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但非洲的绿色转型问题不能靠非洲自己解决。尽管非洲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但非洲产生的碳排放量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低。根据最新数据，2019年非洲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不足1吨，而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超过10吨。除了公平问题，大部分非洲国家也缺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能力。近年来，尽管发达国家对非洲绿色转型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对农业绿色转型的投入非常缺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排放大国，中国有责任和愿望帮助非洲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通过提供农业援助、鼓励农业投资等方式积极帮助非洲实现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2015年中国正式将“绿色”这一概念纳入中非农业合作，承诺支持非洲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实施100个清洁能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环境友好型农业项目和智慧型城市建设项目。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为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援助项目”，并承诺将“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为促进非洲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2021年1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进一步强调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向，重申了聚焦发展、改善民生的政策主张，并做出加大对农业、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投入。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总结过去十多年来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的成功经验，多元主体（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等）参与是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的重要特征，为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在中非绿色农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政府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外派农业专家、为非洲来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等模式积极在非洲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培训农业人才。2011年以来，中国援建非洲农业示范中心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的绿色农业技术传递到非洲。如中国-卢旺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的菌草种植技术，将菌草同果树、玉米和大豆等当地传统作物进行间作和套种，帮助当地人解决健康食品来源和生计问题。中心的中方专家还专门设计了还用“以草代木”的创新模式，消除了以往菌类生长对木材依赖而导致的林业破坏，从根本上解决了栽培蘑菇等食药用菌类需大量砍树的“菌林矛盾”。后来该技术被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得到了当地人民和政府的高度评价。2014年，中国莫桑比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莫方的要求下，将中国的沼气池技术推广到该国进行示范。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方承诺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农业人才成为中非人才交流的重要内容。企业成为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的中坚力量。一系列的中国农业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投资、与小农户合作、培育育种基地等不同方式，开展中非农业合作。不仅扩大了当地耕种面积，提高了当地粮食产量，还传播了绿色种植技术。如创建于2011年7月的莫桑比克万宝农业园坚持使用当地水稻品种，加入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在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的情况下，将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大提高。在企业面临自身经验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向当地小农户传授水稻种植技术。目前，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成为本项目可持续经营和发展的一大特色。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中非绿色农业合作。如国际竹藤组织就利用非洲有利的气候条件，以及竹子能够减缓土壤侵蚀、缓解气候压力，可修复已经受损的生态系统的优势，在非洲建立了“中非竹子中心”，全面提高非洲国家竹子种植、加工、科研和管理水平，培训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开发竹藤产业。该组织还专门成立了中非区域办公室，开展了上百场培训，为非洲地区培育人才超过5000人。竹子引入当地后，竹子从种植到产出成品每个环节在当地都挖掘出了巨大的价值，当地竹产业的经济活动日渐活跃，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水平。科研机构的加入为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注入创新活力。如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自2009年以来在坦桑尼亚推广的劳动密集性玉米种植技术帮助当地小农户在不增加额外投入（如农药、化肥的使用等）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玉米产量，为帮助小农户实现粮食安全和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该技术已经被纳入坦桑尼亚农业推广系统，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2018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与非洲“绿色长城”组织方签订协议，中方在土壤修复升级、农林牧系统的发展强化、地理信息和预警监测系统建设、可持续土地管理和绿色经济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非洲“绿色长城”建设。该项目为促进非洲相关国家投身非洲地区荒漠化的防治，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为当地年轻人提供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主体合作助推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成为新潮流。2019年成立的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由企业主导，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通过搭建对非农业合作综合服务平台和中非农业合作“智库”，以协助非洲国家农业产业开发的形式服务和助力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由教育部留学基金委、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共同资助的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专项留学生项目就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理念贯穿到硕士留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教授学生在学习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模式的同时，鼓励他们将绿色发展理念用于解决非洲农业生产的一线问题。多元主体参与有助于克服合作瓶颈尽管中非绿色农业合作已经初见成效，既有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持，也有非洲当地发展战略对接，多项绿色农业合作项目在政府、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的积极参与下顺利推进。但中非绿色农业合作还面临很多挑战，多元主体参与有助于克服合作瓶颈，促进合作有效性。首先，在中非双方政府政策和财力支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帮助非洲农业绕过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阶段，实现具有高附加值的绿色农业转型，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从中方来看，目前关于中非绿色农业的倡导多于实践，企业、科研机构及民间组织的参与可以更快的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从非方来看，与中国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企业合作可能是非洲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的一条捷径。目前，非洲农业整体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较低，本身就具有绿色农业的特征。在保持非洲农业生产模式不改变的情况下，将非洲的绿色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可能会大大提高非洲农业的附加值。其次，多元主体，尤其非洲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参与，有利于开发适合非洲农业发展的绿色农业技术。我国虽然多年来一直进行绿色农业发展的积极探索，但绿色农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追求增产增收的农业传统依然存在，绿色农业在中国的普及率还比较低下。比较成功的循环农业或高附加值的高标准绿色农业生产成本偏高，市场狭小，不利于在非洲推广。非洲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开拓一条适合非洲的独特道路，而不是照搬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模式，非洲本土机构的参与中非绿色农业合作，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次，推动非洲农业的绿色转型不能只依靠农业技术，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实现非洲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数据，2018年非洲配备灌溉设施的土地仅占总土地面积的1.4%，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加入，不仅会帮助非洲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也会为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注入资本和活力，大大助力非洲农业的绿色转型。中铁二十局等传统基建公司加入莫桑比克的万宝水稻种植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最后，推动绿色发展离不开非洲人的支持。当地人是否乐于接受新的农业发展模式，既需要技术推广专家的专业细致的工作，也需要项目效果的有效展示，更离不开中非教育机构的系统性培养。如中国农业专家在莫桑比克传授西红柿搭架技术时，当地农民却认为干预作物的自然生长违背上帝的旨意，农业专家通过对比实验，展示出明显的产量和质量差异后农户才开始接受这种技术。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除了将传递中国农业技术外，也逐渐成为非洲农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伙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如何动员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合作效果在中非绿色农业合作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大背景下，中非双方政府及各项目资助方需要在不断完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更好的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合作，探讨不同的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效果。具体可以做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首先，双方政府要强化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大绿色农业资金、人才支持。中非绿色农业合作是帮助非洲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非洲农业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发挥非洲资源和环境优势，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绿色农业合作技术含量高，前期投入大，完全交给私营部门或社会组织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动力不足。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的资金支持，增强对中非绿色农业合作人才培养力度，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具体规划，调动企业、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积极性，逐渐形成政府统筹、院校探索、企业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机制。其次，要动员不同参与主体对接非洲当地利益相关群体，提高绿色农业技术在非洲的适用性。在非洲推广绿色农业技术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本土知识，结合非洲本土现状有序加以推广。一方面要依托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及合作农场等的软硬件优势，对绿色农业技术在非洲的适用性进行实验、示范后，再谨慎推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非洲当地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甚至个体小农户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交流，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充分动员本土参与资源，调动当地的积极性。重视和尊重本土农业知识，结合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更快的探索出适合非洲本土的农业技术，提高合作成效。如中地海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尼日利亚探索的“水稻耙地覆盖直播技术“就在充分吸收了当地农民水稻种植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专家的先进技术，成功解决了水稻生长被杂草遏制大幅度减产的问题。该公司的农业专家还通过观察布基纳法索本土农民的种植方式，还探索出了依靠减缓风速来提高谷子抗倒伏能力的谷子种植技术。再次，充分支持中非绿色农业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与中国相比，发达国家的援助机构及国际组织具有更丰富的非洲开展农业合作项目的经验。通过开展三方合作，中国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更好的沟通技巧和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也有利于提升中国援助项目的透明度，扩大中非合作项目的国际影响。如中国莫桑比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与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为促进中莫双方的有效交流和项目的规范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随着非洲人口的快速增长，非洲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会越来越大。绿色农业应该是非洲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更有效的动员多元主体参与中非绿色农业合作，不仅为帮助非洲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在全球范围内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而且通过在全球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储备绿色发展人才，为今后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实践及国际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