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儒学与张作霖的义气，军阀维系道德资源的两种努力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八十八）：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宣统三年，号称“深仁厚泽”有清一朝，近三百年基业大厦将倾，易代之际却少有殉节者。所以说清末时传统道德的没落，已经到了“人心尽丧”的境地。作为继任者的北洋军阀，同样面对如何维系道德资源的窘境。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本质上“不是靠枪炮，而是靠光洋和烟土来打的，战前收买对方的叛徒，成为各方军阀的常用的手段，倒戈成为大小战事里，常见的一道风景。”民国九年，如日中天的吴佩孚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五伦缺了一伦”，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价值导向的迷失。尽管北洋军阀是近代化的产物，但是军阀团体的结合机制，仍然是传统的，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景下，“北洋团体”的维系，俨然已成为棘手问题。

其后，为了“北洋团体”的结合，枭雄巨擘们的常用手段有武力维系以及利益拉拢。不过唐末的藩镇格局，五代十国的时期的军阀也是这么干的，这种老套路不好使，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如藩镇的牙兵，最后往往变成了被利诱惯坏的骄兵悍将，北洋军阀也是吃够了苦头。段琪瑞对部下不可谓不优厚，直皖战争开战之前，不仅发双饷，还会赏酒席，此外还有“面包”和“汽水”这些稀罕物。但是打起仗来，仍没有人为他卖命，而是一哄而散。作为战胜方的吴佩孚，手法就不一样，他有一套“庙堂儒学”的道德维系方式。那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操守表率。直系军阀控制北洋中枢时，没举过一分钱的外债，战败后被人赶得到处走，吴佩孚也始终没有像其他军阀那样躲进租界。

对于“任人唯亲”的恶习，吴佩孚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也确实没有吴家人因为吴佩孚“一人得道”，从而“鸡犬升天”。如果说吴佩孚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是推崇的这种自我修行的“庙堂儒学”，那么“胡匪”出身的张作霖，讲究的则是江湖义气。张作霖的奉系军阀，虽然是北洋军阀旁系之一，但是其内部的凝聚力，却不逊于袍泽之情维系的北洋一脉，关键的因素就是由于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也是北洋军阀另一种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奉系军阀毕竟多绿林土匪出身，没有多少宦海概念，在曾经的江湖圈子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

若是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对于奉系军阀骨干的评价，曾有言“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所以“良心”和“义气”，是奉系军阀的基本维系道德。张作霖特别喜欢说的词儿，就是“良心”，现在能看到的张作霖的字，不是“道德为心”，就是“良心”，良心和义气是密切相关系的，讲良心自然会讲义气。张作霖这种“义气道德”的真谛，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也就是一种有恩报恩的道德情愫。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