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5）：他几番起落，始终爱民如命

38岁的苏轼离开汴京前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去了。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一带）以及苏州辗转为官，每到一地都是政绩斐然。

此时的苏轼已经人到中年，变的更加沉稳，练达，除了保持着诗人本色的浪漫，也开始成为一名出色的政界长官。

比如，他在徐州任上时，采矿治水，兴建工程，亲自参与了防洪工程的计算，为了洪水不淹没徐州城，他曾几十天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施工。

他实实在在地关心百姓，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在踏踏实实地做实事，为一方百姓谋福利，为不公发声，为弱者请命，对功名却毫不在意。
当时，韩琦和欧阳修已经去世，富弼和范镇隐退山林，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弟弟苏辙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

只有不够圆滑的苏轼通过诗词文章，写他看到的一切，他会写农民的悲苦，也写小商贩的艰辛，还会用许多辛辣的讽刺来描写当时的政局，这一切都成为日后几乎让他送命的证据。

乌台诗案，命悬一线。

苏轼就这样无所顾忌的说着、写着，可灾难的利爪也在慢慢地朝他靠近。

这一次，苏轼的对手们并不是想让他贬官这么简单，而是选择用一个捕风捉影的罪名，直接置他于死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的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他到任后的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让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

这次他直接点出了反对的人名，其中就有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蹿升起来的投机者，身在御史台的李定和舒亶dǎn。

三个月后，一个御史把苏轼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以“蔑视朝廷”的罪名弹劾他。

数日之后，李定和舒亶又在苏轼的几首诗中，找到了批评青苗贷款的内容。他们以此为由，上书神宗，苏轼被押解入京。

不过这次苏轼还算幸运。他写给弟弟的两首诀别诗里，既有“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样兄弟深情的句子，又有皇恩浩荡，无法图报的惭愧。

这两首诗，最后呈给了神宗，神宗十分感动。另外太皇太后曹氏非常赏识苏轼，也曾嘱咐善待苏轼。

而且太皇太后去世，天下大赦，苏轼由此得以幸免，被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

苏轼贬谪黄州，更加智慧。

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苏轼一直是地方长官，而被贬到黄州，成了没有实权的小官。

在六月写给弟弟的诗中，他感慨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

在苏轼到达黄州之后，他逐渐安定了下来。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贫苦的小镇，但是景色十分不错。

在城东的一个土坡上，苏轼获得了一片耕田，于是他自称“东坡居士”，开始了务农、学佛的乡村生活。

他自己种地，自己盖房子，用最有限的食物研究出最好吃的做法，劳动生活虽然清苦，但是苏轼从中获得保持内心平静的智慧，看待事物的视野也更加开阔。

来到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他和几个友人一起登山闲逛，途中遇到雷阵雨，于是便有了传唱至今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有时，苏东坡还会被醉汉推搡或辱骂，曾经那个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如今成了落草的凤凰，可他却不以为然反而还很高兴，在与朋友的信里，他说“自喜渐不为人识”。

别人看来是没钱没权一跌到底的悲惨生活，他却很开心的认为自己终于也过上了陶渊明的日子。

他还把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句子改成民歌，教给农夫唱，自己种田累了的时候，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起快乐的歌唱。

有一回，他在东坡喝醉了酒，半夜三更才回到家，回来的时候家童已经睡着了，敲门不应。于是他又写了一首《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实际上，苏轼一辈子都没有做到“江海寄余生”一样的退隐。一旦有机会重返仕途、为民请命，他还是会一往无前。

有人总结说，苏东坡对这儒释道三家的态度是，以儒家“入世”的精神为主纲，以佛家“出世”的精神为超脱，以道家“忘世“的精神为养气。

或许，正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才让他对儒、释、道思想的掌握更加灵活变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