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亮，字启玄，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启玄文学社创办人，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当代著名诗人、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
冯志亮先生是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冯志亮先生现担任华夏易经研究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中华儒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青年发展促进会荣誉会长，东方孝道文学院荣誉院长。
冯志亮先生还同时担任时代文学杂志社总编，中国名家杂志社荣誉总编，中国炎黄文化报文学总顾问，中国文化新闻报编委会副主席。冯志亮先生兼任中国姓氏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华北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传统礼仪促进会理事。冯志亮先生同时兼任北京汉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燕南艺术学院终身教授，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中国诗词协会终身会员，中国诗歌协会会员。
冯志亮先生还是挪威国立艺术家协会外籍会员，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荷兰皇家文学院高级学术顾问。冯志亮先生的历史文学作品曾多次刊载于中国文联创办的《神州》《中国魂当代名人专访特刊》《中国当代文学家》《北京文化》等期刊。曾被中西文化联合会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AAAA级宣讲人”荣誉称号。
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厚葬微信微博》，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零四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论语》（lún yǔ），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作品多为语录，但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浅近易懂，而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
《论语》自宋代以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
【原文】
2.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翻译】
孔子说：“在温习旧的知识时，能有新的收获，就可以当老师了。”
【解读】
温习旧知识可以得到新知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说的都是过去的事足以作为未来的老师，当然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能从中获得“新知”，而新知的获得大多时候是建立在反复琢磨的基础上的。
有位评论家说，少年时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会发笑，中年时读了会思考，老年时读了却想哭。好的书经过反复阅读后才会不断转化出新东西，意大利诗人但丁每天研究《圣经》；大文豪托尔斯泰把《新约福音》读了又读，最后可以长篇背诵下来；马克·吐温旅行时必带一本厚厚的《韦氏大辞典》；白朗宁每天翻阅辞典，从辞典里面获得乐趣和启示……
当然，除了好书，别人的经历、历史事件等也都可作为我们的老师。但越是学习借鉴，越是要明确其新发展、新变化，一味地片面模仿学习不仅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反而容易导致自身的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战争中的第一次战斗都是独特的，需要对实际情况作深刻的分析。最容易通向惨败之路的莫过于模仿以往英雄们的计划，把它用于新的情况中。”在战争史上，由于照搬前人经验而丧师败绩的事例不胜枚举。唐朝房官效法古制，用车战制敌，被安史叛军杀得一败涂地。20世纪30年代的法军统帅部，完全搬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法西斯德国的闪击下，一触即溃。相反，那些被人称道的成功战例，都无不具有惊人的创新之举。
秦朝灭亡后，项羽和刘邦又展开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后来的楚汉相争。
公元前205年，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偷袭魏王豹，灭掉了魏国。10月，刘邦又派他与张耳率几万军队向东挺进，准备攻击赵国。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叫井陉的山口，井陉口地势极为狭窄，易守难攻。赵王赵歇和赵军统帅陈余立刻在井陉口聚集20万重兵，严密防守。
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对大将陈余说：“韩信这次出兵，一路上打了很多胜仗，可谓是一路威风，现在他又乘胜远征，企图攻下赵国，其势锐不可当。不过，他们运送粮食需经过千里跋涉，路途遥远。现在我们井陉山路狭窄，车马不能并进，汉军的粮草队必定落在后面。只要您暂时给我3万人，我从小道出击，拦截他们的武器粮草，断绝他们的供给，如此汉军不战死也会饿得半死。你在这里坚守要塞，不与他们交战，他们前不能战，后不能退，用不了几天我们就可活捉韩信。”但大将陈余不听，仗着兵力众多，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
韩信听闻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随即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些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然后，他派出两千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命令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接着韩信又派出1万人沿河岸背水摆开阵势。背水历来是兵家绝地，一旦背水，非死不可。陈余得知消息，大笑韩信不懂兵法，不留退路，自取灭亡。
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韩信、张耳假装败退，向河岸阵地靠拢。陈余则指挥赵军拼命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这时预先埋伏的两千轻骑兵，见赵军倾巢出击，立即飞奔驰入赵营，拔掉赵国的全部军旗，换上汉军的红旗。
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却忽见营中已插遍汉军旗帜，惊恐之下，四散奔逃。这时汉军两面夹击，赵军大败。陈余被杀，赵王也被俘获。庆祝胜利时，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
韩信身经百战，熟读兵书，能够从旧有的知识和经验中提炼出制胜的关键，因此把握了战机，以新奇之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也就是说，韩信的背水之战虽看似出新出奇，但这种新也是由旧知识、旧经验孕育而来的。温故知新，这既是智谋者出众的地方，也是每个人当学习的能力。
【原文】
2.12子曰．“君子不器。”
【翻译】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
【解读】
孔子认为君子应为通才，博学多能。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他应该担负起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重任。对内可以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够应对四方，不辱君命。所以，孔子说，君子应当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才干，不只局限于某个方面，因此，他可以通观全局、领导全局，成为合格的领导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可取之处。
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只有一种功用的器具而存在的，而是要不拘泥于人与事的，要有容纳百川的大胸襟、大气度，善于发现他人之善而加以吸取借鉴，善于反省自己而能加以变通，这就是孔子的“不器”思想。器具终究有所局限，不能通达，一个人如果像只器具，就会心胸褊狭行动局促，难以通达天下。所以君子求学，不以一器为自己画地为牢，而是要博学多闻，具备浩然的大丈夫胸襟。
【原文】
2.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翻译】
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然后说出来。
【解读】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在“言语”一科中，这也说明了子贡本人在言辞方面是比较擅长的。子贡虽然善辩，但是也有言多失礼的地方。孔子在此处的这番言论，意在教育子贡，说得再好都不如做得好更让人信服，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例。
“先行其言而后从”的意思是说，君子应先做后说，不能眼高于顶。说得再好而不付诸行动，属于本末倒置的行为，这种人永远也成不了君子。这些人大多是些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进而说些大话空话，最终一事无成。在孔子眼中，君子就是有德行的人、为学之人。他们会先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等到自己成功之后，才会告诉别人自己当初的想法。比方说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信之德，在讨论这些之前，只有自己先做到了，才能挺直腰板讲给别人听。有着这种先做后说的行为的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君子。
对言行次序，荀子作过总结，即：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也就是说只有能说能干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要是自己提倡的，就应该事事走在前，干在前，身体力行，这样才能做好别人的表率。考察孔子本人的做法，不难发现，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就注意行在言先，所以，他的“身教”明显多于“言传”。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敏于行而慎于言，成为真正的君子呢？首先应当避免说大话，以免放出去了豪言，到头来只是让人“虚惊”一场，光说不练可不是真把式。其次，注意保证自己的言行前后一致，倘若言行不一，也很容易失信于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话又说回来，若想保证言行的一致，还是等做了之后再说才是最保险的办法，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也不会落得失信于人的地步。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现在的社会中，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些能说会道的人，在初次接触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很不错，觉得对方挺会说话的，而且分寸也把握得很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对方只是嘴上功夫了得，若是论起实干的话，基本上就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种人的行径就是巧言令色，与君子之为也相差甚远。
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有时固然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人活在世上，不可能靠耍“嘴皮子”生活下去，要能说更要会做、肯做，这样才是长久之计。孔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在教育子贡，其实也是在告诫为政者，应当多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不要总是做些表文章，用些好话糊弄老百姓。只有做了才是最有力的证据，才能让老百姓信服。
【原文】
2.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①，小人比而不周。”
【注释】
①周：团结多数人。比：勾结。
【翻译】
孔子说：“德行高尚的人以正道广泛交友但不互相勾结，品格卑下的人互相勾结却不顾道义。”
【解读】
孔子在这一章中提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点之一，就是小人因私利而结党勾结，不能与大多数人融洽相处。而君子则不同，他做事总为多数人着想，能与众人和谐相处，但不与人相勾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孔子这种思想就有积极意义。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道：“周，普遍也。比，偏党也。”“周”、“比”两字都有与人亲厚团结的意思，但二者又不完全相同。“周”是为了公，“比”是为了私。君子办事与人团结在一起，是出于公心，而不为私。在平时的修养中，也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不会为了私利与人勾结在一起。这就是“周而不比”。而小人办事，汲汲于名利，而不为公。闲暇无事时，心中所想的，也是有私无公，为了趋近利益而与人狼狈为奸结为党羽，一旦利不合，就会马上翻脸，甚至互相落井下石。人处在社会之中，难免会有群体合作的时候，如何合作，君子与小人之道各有不同。
【原文】
2.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①，思而不学则殆②。”
【注释】
①罔：迷惘，没有收获。
②殆：疑惑。
【翻译】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无所得；思考而不学习就不切于事而疑惑不解。
【解读】
学习与思考
孔子在本章中的观点十分明确，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也不能脱离学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学习的最基本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对学习的知识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去思考，那么，所学到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一些文字堆积起来的符号而已。这种得自书本与老师的知识，如果长期不用，就不会加以思考，所以难以在大脑中形成稳固的知识结构，很容易忘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毕业几年以后，如果与所从事的工作无关，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所学的知识，几乎遗忘殆尽。从事文职工作的人，不要说微积分，就连高中阶段学习的函数都记不起来了。其次，所学知识如果不能思考其中道理，必将无法应用于生活。许多人理论上一大套，但缺乏深入思考，以至于在实践中相当笨拙，就是缺乏思考的缘故。所有的纸上谈兵者，都是学而不思造就的。学习之后，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掌握其中精华，将多个知识点融会贯通，洞察事物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知识应用于实践，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可见，学习知识虽然很重要，但若缺乏相对应的思考，学到的只是一些死板的知识，很难在生活中应用，更勿论创新和发展了。
光学习不思考不行，光思考不学习也不行。思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养成离不开知识，需要以知识位作为思考的材料和对象，并以知识凝结作为思考的结果。倘若没有积累到足够丰富的知识，只是一味地冥思苦想，就好比没有加油的发动机在空转，不仅收不到任何效果，还可能带来危险。这种没有一定知识做基础的空想和瞎琢磨，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既流不长远又长不大。不过思考也得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上，才能有所收获。若是不经学习，只凭空思考，只是徒费精神。
在孔子看来，天下万物皆有其道理，只要用心体会，都能有所得。但在体会之前，必须先从这些事物中分辨出哪些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并对其加以学习，通过勤奋的实践，然后再从中有所悟道，这才叫学。等学到了这些道理以后，若是经过反复琢磨和研究，彻底了解了其中的精妙之处，就是思。学与思这二者缺一不可，若是只是埋头学习，而不去思索，永远都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领会不到其精髓之所在，最终还是会迷惘不已。但是，若是每天都不去用心学习，只知道胡思乱想，最终只会落得个身心疲惫，终日惶恐不安。由此可见，学习的时候必须借助于思考，才能将所学的知识弄透彻；在思考之前得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思索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这两样无论是偏废了哪一个，都很难获得真正的学问。
在现代社会，为政者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提高自己的修养，走出故有的狭隘经验的盲区，避免成为故弄玄虚的空想家。为政者只有在学与思的过程中，才能参悟为政之道，造福于一方的百姓。
【原文】
2.16子曰：“攻乎异端①，斯害也已②！”
【注释】
①攻．做。异端：中庸的两端，指“过”和'，不及”。
②斯：连词，这就、那就的意思。也已：语气词。
【翻译】
孔子说：“做事情过或不及，都是祸害啊！”
【解读】
异端就是指中庸的两端，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孔子讲究中庸，主张执两端而用其中，亦即是不要偏执一端。对于异端不要闭目塞听，而是要去研究，知道了它的弊端在哪儿，辨识能力和免疫能力也就在了解抵抗中逐渐形成，不会去盲目听从。这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故孔子主张要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博施广采，兼收并蓄，巧妙地结合事物的两端，从中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样才能辨识明了，避免偏执一端的毛病。
孔子主张博施广采、兼收并蓄，反对偏执一端、刚愎自用。
【名家解读】
“君子”是以“中庸”为指导思想的，“小人”或“乡愿”是按反中庸的折衷主义行事的。“中庸”是通过“和”来“执两用中”的，而这个“中”又表现为“时中”；“反中庸”，大概是通过“同”来得其所中的，因而“肆无忌惮”。中庸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因而“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反中庸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因而“一乡皆称愿人焉”。可见，中庸是有原则的，反中庸是无原则的；中庸是克己复礼的，反中庸是克己谀人的；中庸是和而有节(或“和而不流”)的，反中庸是知和而和(或“和而流”)的。如果说反中庸也有原则的话，那么它的原则在人，而中庸的原则在己；它的原则在“利”，中庸的原则在“义”；它的原则在“得”，中庸的原则在“安”；它的原则在效果，中庸的原则在动机。这是正、反中庸的根本区别，也是孔子告诫弟子“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雍也》)的理论根据。
【原文】
2.17子曰．“由①！诲汝，知之乎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释】
①由：孔子的高足，姓仲，名由，字子路，卞（故城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人。
②知：作动词用，知道。
【翻译】
孔子说：“由啊，我教给你的，你懂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解读】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在本章中阐明了对待学习时应当持有的态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映出了孔子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知态度。他觉得，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谦虚诚恳，知道的就说知道，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
子路其人，为人比较直爽，说话有点口无遮拦。孔子在此处与他的对话，也有些许的呵斥成分。这是孔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他“因材施教”的又一例。
孔子告诉子路，做学问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做学问应当保持着谦虚的态度，天下的知识何其丰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总会碰到一些不懂的问题。人不懂并不可怕，也不可耻，但若不敢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而强装知道，这就有些不知羞耻了。人们只有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才能不断地进步。
做学问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如我们很难分清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而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则是治学时最难的地方。在《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啮缺和王倪的问答，其中王倪的回答就很诚恳。当时啮缺一共问了王倪三个问题，第一个：万物是不是有着共同的标准？王倪答道：我怎么知道！第二个：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万事万物均不相通吗？王倪依然答道：我怎么知道！对于这三个问题，王倪的答案都一样，均是不知。虽然他也想试着讲讲自己的看法，可他确实不知道，只有如实回答了。王倪虽然没有答上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诚恳却让啮缺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王倪是真心向他求学的。曾有心理学家指出，那些平时动不动就喜欢说“我知道”的人，很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通常都比较虚伪、不真实。敢于说“我不知道”的人则显得诚实许多，也更受人们的欢迎。
孔子所以强调何为知与不知，就是为了能让绝大多数的人明白“学而知之”的道理。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疑惑，知道如何学习和质疑。而掩饰自己的“不知”，只会遮蔽住我们的双眼，失去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寻求不到真正的智慧。只有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才能破除求学路上的重重障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起来相当容易，可是真要做起来的话却是难上加难。对于为政者而言，更需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身处高位，但也不能事事尽知。因此，为政者在作决定之前，最好能够得到多方论证以后再行实施，减少犯错的概率。倘若为政者只凭主观臆断而无视他人的意见，就是对大众的不负责，实非合格的领导者。
【原文】
2.18子张学干禄①，子曰：“多闻阙疑②，慎言其余，则寡尤③，多见阙殆④，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注释】
①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颛(zhuān)孙，名师，字子张。干禄．谋求禄位。
②阙疑：把疑难问题留着，不下判断。阙，通“缺”。
③尤：过失。
④阙殆：与“阙疑”对称，同义，故均译为'怀疑”。
【翻译】
子张请教求得官职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把不明白的事情放到一边，谨慎地说出那些真正懂得的，就能少犯错误；多观察，不明白的就保留心中，谨慎地实行那些真正懂得的，就能减少事后懊悔。言语少犯错误，行动很少后悔，自然就有官职俸禄了。”
【解读】
孔子这段话是回答子张怎样能够做好官。孔子教导学生要慎言慎行，言行不犯错误。他认为，身居官位者，要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失误，减少后悔，这是对国家对个人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为官的方法，也是立身于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也表明了孔子在知与行二者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孔子并不反对他的学生谋求官职，但是主张要把官做好，还要做好官。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虽没怎么受到诸侯国君的重用，但他论为政为官的言论却还是为从政者所重视和推崇的。他弟子三千，其中有好些就是专门向他学习求官为官之道的。在学有所成的七十二贤人中，就有不少在政治上很有作为，子张就是其中之一。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正是年轻有为、意气昂扬的时候，便很坦率直接地问老师怎样求得官职。孔子也不迂腐，耐心地教他该怎样做，因为年轻人容易果敢有余而不够细心，所以孔子一再强调要慎言慎行，做到言语少错误，行动上少有懊悔，官禄自然在其中了。
【原文】
2.19哀公问曰①：“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②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注释】
①哀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将，鲁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哀”是谥号。
②错：同“措”，安置。诸：“之于”的合音。枉：邪曲。
【翻译】
鲁哀公问道：“我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不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就服从了；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
【解读】
任人唯贤才是关键
孔子认为，为政者，尤其是君主，在选拔人才时应唯贤是举，远离小人，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标准，让老百姓真心顺服。孔子提出的这种治国思想，也为后世挑选官员确立了新的标准，即任人唯才与德。孔子在此处论政，其中心是用人的问题。
鲁哀公向孔子求教治国的方法，问他作为君主应当如何去做才能让百姓信服自己。其实，鲁哀公的这种疑惑也是历代君主最关心的事情。只有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真正地理解孔子所给出的答案的含义。
孔子的答案简洁明了：“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告诉鲁哀公，君主在用人之时，应当多任用和提拔那些贤能之人，这样一来，民心自然就能归顺了，国家也会得到安定和团结。作为君主，若是错用了小人，让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得志，就是颠倒了用人之道，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志，自然会遭受到百姓们的非议。孔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君主选才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临行前上表嘱咐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的这一观点，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即便是放到现代，对提拔和任命官员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都与重用贤才有关系。众所周知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唐太宗即位后，先后任用了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任命李靖、李、侯君集等人为将，任用魏徵等人为谏官，才造就了辉煌灿烂大唐盛世。“开元盛世”的出现，也是贤才治国的结果。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为相，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后来，他任用欲壑难填、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不仅国家迅速走向衰落，而且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巨祸，几乎葬送了唐王朝。
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若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权术让百姓臣服于自己，是霸道而不是王道。在这种统治下，百姓只是迫于高压或摄于利诱不敢反抗，根本就不是统治者的长久之计。而王道，则是利用道德规范令百姓自然地顺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固的。当时鲁国的政局混乱，朝政大权旁落，孔子也是借此婉转地指出了哀公的用人不当。
现实中，“举直错诸枉”的为政之道谁都明白，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少。领导者想要真正取信于民，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管理，就必须有切实的行动，真正重用那些正直的人，远离奸佞小人的蛊惑。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清明的政治，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