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命题
1.此心光明（良知与致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
2.此心无垠（心外无物）；
3.此心无界（知行合一，身心灵一致，为善去恶是格物）；
4.此心如镜（无善无恶心之体）；
5.此心如磐（不动如山）。
二、天泉证道四句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1.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性中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这些属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只是社会性的价值评价。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有助于三赢的，谓之善。自然属性未必全是恶，社会属性未必全是善。
2.人性不是纯然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交往中发现、实现、塑造、改造人性。为了未来更美好，人性应当向善。在社会实践中人性由善恶共存走向越来越善！
3.善指的是善的因子，善的意识（意），而非善的行为。道德意识（善念）和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善行）的结合才能真正完成善。有善念（意）时不一定有善行。善念走向善行，有环境、条件因素的影响。内在自觉自愿自为，反求诸己，反身而诚，养成浩然之气不断发散扩充。外在，礼法制度规范约束，一方面以社会改造、社会规范化性起伪（对个人而言去恶，对社会、群体而言形成良好社会环境。）
4.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是脑、心、灵的结合（体），可以理性思考、感受感觉、直觉顿悟，可以产生思想意欲（用）。体用（属性功能）本身无善恶。思想意欲（意）有善恶，良知可以判断思想意欲是善还是恶（良知也是一种意，思想意识）。格物则是行为选择。人生而有良知，良知是道德伦理意识，明晓是非善恶。是评价标准。
5.心是体，意（思想意欲）是用。意有多种，良知也是意的一种，就其内容本身而言属于善之意。要向善，就要反复不断地诚意。
6.朱的“理”（道心）高高在上，凌驾万物，外在异己，忽视主体的自愿自觉。王的“心”则把它拉到内心，只有内心真正认可接受的理才能有效地影响你的行为，否则只是束缚你的桎梏。王没有否定理有外在客观的一面，但强调于我内心、化入血脉溶入情感融合心灵的理，强调心要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在社会交往实践中把握理。（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即为理）。王讲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致良知，重在强调人的向善性，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自觉自愿自为。
7.王的“心”指的是可以体认践行“道心”之“人心”。道心可以也应当为人心所体认。当人心去体认道心时，便是意之动，此意所体认到的道心为良知。因此，道心＝良知＝体认道心之人心。王和朱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8.人性本身比较抽象，谈善恶应当从思想意欲及行为选择上来入手。因此，关键在于锤炼意（诚意）和行为（格事），在世上磨，在事上练，在社会实践中改造和发展，体认和扩充。
9.人是自然存在物，有自然属性，受制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这是人的有限性。同时，人又是理性存在者，可以遵从理性法则，可以让理性为自身立达，以良知和自由意志超越某些自然属性所导致的有限性。这就是人的社会性、无限性和超越性，也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灿烂星空位我头上，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们敬畏自然法则，敬畏无限的宇宙，同时我们敬畏内心的道德律令和良知。敬畏良知遵从良知，并以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践行，这便是善的体现。
10.良知要向内体认，从这个角度上，良知与致良知说和神秀的偈语类似：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11.无善无恶心之体：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三、心外无物
心外无物，心即理。毫无疑问，是存在有一个客观世界，这一点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客观世界是一个被主观世界所感知认识发现的世界，是一个在主观世界里不短更新变化拓展边界区域的世界，概而言之，是一个主观世界眼里的客观世界。不被感知到的世界（不是不可知的世界，不可知的世界本身已经承认其存在，只是目前的条件无法探索了解。不被感知到的世界或事物则是指存在与否不确定。）未必不存在，却必然不能肯定它的存在。人（包括某个人或人类整体）不能觉知到的事情，你当然不能肯定。所以，在认识世界个改造世界的时候，当然不会把不被感知到的世界纳入认识和改造的范围。因此，从认识和改造的现实意义上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主观世界所认识所包容的世界。这就是心外无物。
四、知行合一
“自宋代以来，中华文明的思想围绕着打通内外，打通知行而展开。朱子的理是静止的，且高悬于人之外的。阳明把天之理化为人之良知，赋予理以活泼的生命感，为知行合一迈出了一步。毛泽东思想则进行了彻底反转，以外部实践为本，以实践联结身心与外部世界，在实践中激荡身心，激发认识，激发觉悟，获得鲜活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实行了知行合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只是针对文艺理论，更主要的是颠覆士农工商传统的伦理秩序，重建更为民主平等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在这个新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中，士的实践，找到了现实的依托，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种与人民生活实践的打成一片，士的实践，士的觉悟，得到了源头活水的滋养，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内在生命的脉动，从而实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民国大师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学的旧框架中，沉浸在一个毫无生气的理的世界中，没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来，找不到与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内在生命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导致一种隔膜，导致生命的萎缩，从而产生知与行的断裂。因此，谁拒绝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自外于中华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进程之外。经学有文质互变，世之治乱的历史观，到了理学遗失了历史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缺失了有纵深的历史观，就失去了开阔的视野，格局变得狭小，从而学术思想只能治内，治个体，而不能治外，治共同体，这是宋明理学的缺陷。随着清代经今文学的重兴，历史观也得到了恢复。不无巧合的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拥有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欠缺史观的自由主义，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进程的需要。史学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自延安时代开始，有了鲜明体现，不断地号召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都分别开创了新的时代。”（注：这一部分来自观察者网观察员爱爱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