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得诺贝尔奖这么少？

科学

站在对人的终极思考上，中国哲学无疑是高明的，也给很多西方哲学家以积极的思考。西方哲学的一个高峰是康德，他几乎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综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完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认知论体系，建立了完整的知性系统；另一方面开出实践理性，提出义务道德观，安顿人的道德。纵观整个西方哲学，认知论占主流，存在论只是近代才风靡一时。这里说存在论，是与中国的安身立命的哲学思想对应，虽然二者不能等同，但都是侧重道德行动，中国哲学尤其重视，所谓德行。

重德行其实是一下子抓住了人生的根本意义并落实在了行动上，引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这有“终极关怀”的味道。这是中国思想家提出的“智的直觉”，也就是说人能通过智慧认清人所当为，从而实现自我，尽心，知性，知天，知命。但康德不认为人具备这种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才有这种能力，因为“物自身”不可认识，人们认识的只是人从时间、空间、范畴的角度对事物的规定。康德把智的直觉交给了上帝。所以，康德的学说，影响更大的是他对知性能力的阐释，这也符合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西方重知性，也就是重智，所以科学发展得很好，而中国哲学重德行，对科学这个过程性知识就比较漠视，这就使得中国的科学比较落后。

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太少，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不行。这种判断不太合适，教育固然难辞其咎，但与之对应的哲学思想——重德轻智，才是科学不发达的主因。

儒家虽然不重视智，但也不排斥智。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一个智商不高的人，很难做成仁人，很难成就大事。儒家重智是手段，不是目的，智只是行仁的基础或者工具。下面的两则对话就能彰显这个意思：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儒家不但注重自己的修养，还努力的教化百姓，让百姓行仁义，而不是究万物之理。由是观之，儒家思想很难开出科学，除非其思想发生变异。

无巧不成书，儒家的思想到荀子还真发生了变异。比如孟子说性本善，但荀子偏说性本恶。孔孟说道德内在，荀子力证道德外烁。

这些变异，如果得以落实，会发生什么？

首先，会更加完善“礼制”。孔子注重周礼，认为已经很完备，沿袭就行。但荀子不会这样认为，他会不断的丰富乃至改革具体内容。礼之为礼，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避免恶性竞争，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行为肯定会发生变化，为了更好的规范人的行为，改革和发展礼制是必然的。

其次，会加强文化教育。孔孟虽然也强调教化百姓，但更侧重于行为指导，而不是提升其内在修养，因为“礼不下庶民”。但荀子就不这样认为了，人性本恶，要想成仁，就需要后天的文化教育，这就必然从国家层面加大了教育的普及和执行的力度。

第三，荀子重视正名，很可能兴起科学。“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指出“心”是对感官的综合和判断，这就是认知论的特点。荀子还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这是在说对万物的研究。

从这些内容看，如果荀子的思想获得认可，如果有更多的思想家赞同或提倡这样的思想，并成为中国思想的道统，那我国的发展很可能大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很可能会走向法治国家，很可能开出科学。但历史就是历史，无法假设，更不可能回溯。此处的言说，只是回顾荀子的思想，而寄希望于当下。

——《历史哲学》阅读笔记之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