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的日记

  2017年11月4日      渭华起义纪念馆

①党组织的早期发展很多人都是书生，可书生未必误国。嗯，这点是我想没错的。他们走到哪里，把理论就传播到哪里。对政局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类人。拿枪的不可怕，很多人当兵可能就是为了养家——至于给谁放枪不要紧，有奶便是娘。可怕的是那些不仅仅知道怎么打枪的，还知道枪该朝什么人放的。也该深深感念这些人，创立了那么多的零星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无数可能。历史，从来都是是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的结合，我是深有理解的。

②很多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才二十多岁，不要觉得很年轻，年轻人才有激情和理想去为中国用命趟出条血路，他们可是被逼的也是别无选择的——至于大人们，很多早已经是有了稳定的社会网络了，也深深地被束缚于其中了，轻易是不敢闹革命的。还有呢，我以前说过，中国农民最能忍的，最大的因素是源于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和执着。于是，只有那时期的青年人出来解决上一代人留下的烂摊子了。

③他们领导的暴动不同于农民自发的暴动——我这里不是贬低中国农民，事实上，中国农民自有他们的智慧的语言，说笨是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了。这是从费孝通先生的《乡村中国》里得到的教训了。承前说，我这里而是说农民暴动不成气候，除非是逼不得已，特大规模，换来的不过是又一个王朝。剩下的暴动还是为了土地，他们又极容易被欺骗，于是一番哄抢后仍然是官军来镇压，树倒猢狲散，暴动和革命还是有区别的。

④我在这里仍然重申我的看法，即是我们为什么跳出了与《甲申三百年祭》有关的那个著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好的处理了国家成本问题和运转效率问题。前者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后者是从行政角度来看。经济成本超负荷国家是要嗝屁的，行政效率出了问题，国家也是要出问题，甚至是嗝屁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详情待《两种崩溃模式》再做探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