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精神突围与一种俯视视角

在全书十卷中间，本册所包括的两卷恐怕是最混沌最不容易了解的一部了。因为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

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

它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

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

还有最悲壮的是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冲突：从前费了多少心血获得的宝物，此刻要费更多的心血去反抗，以求解脱。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地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

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把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约翰·克利斯朵夫》弁言

阿多的名著《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精神修炼》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另一本对话录中谈到，对于整个（西方）古代哲学来说，哲学话语的宗旨，不在于提供信息，而在于培育（paideia）；“哲学家希望带动他的读者们或听众们进行精神劳作，让他们进入某一种情绪倾向的状态”；精神修炼是一种自愿的、个人的实践，目标在于实现个体的一种转变，一种自身的转化。

《面纱》第四章最后一段也顺带提到了“精神修炼”：“我还要补充一点，在阅读神圣文本从感性上升到理智的思想运动是一种精神修炼”。

不难发现，精神修炼与中国哲学讲的修身成人颇为相契。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内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有学者论及中国传统的工夫论，对阿多的精神修炼理论多有参照。研究法国哲学的姜丹丹教授则撰文阐述阿多与《庄子》之间的切近性。实际上，阿多本人也在《面纱》中直接引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明与宇宙天地融为一体的奇妙体验。

只是，阿多没有注意到，道家的物我两忘的天地境界实不同于塞尚沉醉于自然之中的宇宙狂喜。《面纱》第十五章标目“自然研究作为一种精神修炼”。阿多从柏拉图《蒂迈欧篇》开始，梳理了一条将沉思自然与灵魂的伟大关联在一起的思想线索。沉思自然，从高处审视人类事务，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严守客观性伦理标准，无私欲无功利。在沉思自然的过程中展开的精神修炼，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真正的物理学，不是物理学的理论，而是实际经历的物理学，也就是面对宇宙的某种态度。这种实际经历的物理学首先旨在依照事物的原样看待事物，不是从人格化和私己的视角，而是在宇宙和自然的视野里看待事物”。  

——任天星；刘梁剑

一个现代人的降生，大概率是被抛掷到层层历史、文化、地域、生理问题所形成的重重包围圈之中。

有些问题，TA能有所察觉：像是青春期的困惑，像是时代的种种不足（例如B站里盛行的一种对于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且不论其深刻性与正确性能达到什么程度），然而更多的问题，是TA甚至意识不到其为问题的存在。

你可能会疑惑不解：我还不熟悉我自己吗？怎么还需要听课来搞懂自己呢？

但是，熟悉只是“知其然”，而明白是要“知其所以然”。海洋里的鱼最熟悉自己，但可能只有海洋学家，才真正明白鱼的生活。

让我来举个例子。 在整个古代，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你要是和人结婚，首要条件就是门当户对。可是到了20世纪之后，两情相悦越来越成为理所当然的标准，要有感情，再谈婚论嫁。但最近几年开始，过去天经地义的标准又松动了，许多年轻人开始疑惑：结婚真的好吗？ 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你肯定知道，亲密关系模式的变化，背后是人们观念的转变。但观念的变化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突变，理解了观念变化的来龙去脉，你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处境，才能知其所以然。

私人领域是这样，那社会领域呢？

我再来举个例子。 你在公司工作，想要升职，靠什么？你要有能力，也要做出一些成绩，对吧？这是公司的标准，也是整个现代社会通用的标准。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个人有什么地位，首先是看血统、看出身门第。那么，现代的“公平”观念，要求由能力和成绩来决定地位，又是怎么变成现代社会理所当然的规则呢？要理解这个转变，也需要明白它背后的思想演变脉络。

——刘擎

然而一旦开始提问便会发现，“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都需要被“重新评估”。

真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精神在层层疑团中穿梭，根本没有落脚之处。

但与此同时，更为迫切的，是其在现在社会中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从求学到求职，从对于性欲的满足到对于自恋的满足，各种问题蜂拥而至，不会给你丝毫喘息的机会。

内在问题与外在问题相互交织，理性与感性上的重重难题接踵而至，一个人在这个时期精神上的混沌几乎是必然的。

围困

教条、废话与娱乐形成的重重包围圈，一方面扼杀一个人精神突围的意识与力量，一方面会尝试去诱导、催眠，让其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会由此接触到哲学，然而哲学的路途上同样不缺乏各式陷阱以及一个以“非科班”的阅读方式所可能导致的各式问题。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同样面临精神危机。

马克思在中国人精神世界衰落的速度如同他征服中国人的速度一样快，在彻底取代两千年的旧道德以后，马克思又被现实给自我否定了。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啊。”

社会主义是最好的衰老剂，在走过那十年的动荡以后，整个中国的年轻人都如同潘晓一般暮气沉沉，看不到人生的方向。

尼采、叔本华、萨特这三大民工哲学家适逢其会，因为他们最好懂，也因为他们的非理性，对现实的悲观点亮了被蜘蛛网尘封已久的炉台，如春雨浸入了人们的心田。这三大民工哲学家并没有告诉人们安身立命的道理，但是他们为人们精神上的反抗提供了正当性，当然在那个大时代的激烈变动里，人们也迅速发现改革开放的新曙光给人们生活，安身立命的考量不如济世救民的分量重。

直到九十年代，人们才正式开始重视安身立命的分量，一如丁耘所指出的：在逐渐成型的现代体制中，“个体生命”的意义被突出地放到了那些游走于社会科学之外的所谓 “人文知识分子”面前。刘小枫对基督徒体验的持续思索、以及人文精神的反思运动等等，无不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焦虑。这种思想状态体现为对一干 “诗化哲人”的关注。但海德格尔最终把国人对尼采萨特叔本华之类的热情全都收入自身之内。

海德格尔这个最强的诗化哲人固然将所有对诗化哲人的关注收为一体，但是这并不代表三大民工哲学家不再重要，当然这除了萨特，他因为他的浅薄迅速失宠了。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海德格尔最终消灭了启蒙哲人对现代社会正当性的论证，历史对启蒙哲人们的最大嘲弄就是，当现代社会终于呱呱坠地之时，他们突然发现早就为她准备的那张合法出生证丢失了。先知所呼唤的来了，但哲人论证不了。只是市场经济的大踏步前行将这问题暂且被搁置了，直到中国人引入施特劳斯，才重新开始闹腾起来。

而尼采，作为反抗的思想资源与符号，一再被反对者和反对者的反对者争相引用，直至今日，但他对末人问题的重视，似乎一直被忽略或被误导。而一群又一群文学青年在现代社会的压抑下，中了诗人尼采之毒，与后现代主义同流合污，他们以自己反对的事物为手段，成为他们所反对的事物，这群颓废与颓唐流水线批量制造出的神经病；而哲人尼采的警告，始终无人问津。

—— 陈芝

精神突围之难，或许本就无需赘言，只是每每在脑海中模糊意识到这种复杂性的时候，都忍不住想要梳理一番。

不过，精神突围的复杂性本身却是值得强调的。当谈及这种突围，我们多少会将问题置于“真空”中去思考，但要意识到个体在这种精神突围的同时所需面对与解决的种种琐碎的、肉体的问题同样重要并且更为基本。个体要想实现突围，必须保持自身在多个层面上的平衡，在诸多矛盾之间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前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