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实际上，在我之前，妈妈曾经怀上过一个小宝宝，可惜正赶上1958年大跃进，身怀六甲的妈妈，也得奋不顾身地投入大跃进的洪流一一挖山、开田、修水渠，砍树、劈柴、炼钢铁，甚至在早春二月里赤脚下池塘挑淤泥肥田一一我那本来是得再过两个月才能降生的哥哥就早产了，就这样牺牲在春寒料峭之中一一七个多月早产的孩子，小鸡鸡都长的好好的了，可惜在那个时候养不活啊!多么可惜，要不我就有一个同胞哥哥，那该多好啊!
大跃进大折腾，农民不再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种地。
为了放卫星，还把几丘田里已经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丘田来，造成亩产上万斤的假象。
实际上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人民公社的各个食堂都蒸起了“双蒸饭"，所谓“双蒸饭”，就是蒸两次的饭，因为放进钵子里的米太少，蒸不满一钵饭，就先放少量水蒸一下，再放一次水又蒸，很少米也能蒸出大钵饭来，然而那只是骗眼睛的，蓬松松稀饭一般的双蒸饭，骗不了肚子啊!后来连双蒸饭也没有了，只能熬稀粥，大家听说都饿死一个人了!但是，毕竟大家都能熬过困难时期活下来，那个被大家说成是饿死的大高个应该是本来就有点毛病的吧。
再后来，稀饭也不煮了，干脆就实行粮食供给制，每人每天二两米。
也多亏有这二两米，帮了我父亲好大的忙。身体比较结实的妈妈自己吃糠咽菜把那二两米省下来给我父亲吃一一因为他从小缺衣少食，体质本来就不好，所以一旦极度缺少食品，就会严重营养不良。我父亲虽然天天坚持上课，但他那段时间全身浮肿，走路摇摇晃晃，属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重病号了，这个时候，妈妈把米攒下来送去温塘给父亲吃，那简直是雪中送炭了。
国家给学校拨下了一些救济物资:麦乳精、鱼肝油、黄糖、啤酒等等，父亲和另外两个重病号各分到了一瓶啤酒。其他东西校长就不肯拿出来分配了。那两位老师很气愤，在我父亲面前大发骚一一校长又不是病号，面目都没有半点浮肿，为什么可以得到那么多救济物资呢?但他们气归气，却并不敢去跟校长说。而我父亲是性格极其耿直的人，眼里揉不了沙子，他就找上门去据理力争:“校长，听说下拨的物资里有鱼肝油、麦乳精、黄糖，您为什么不分一点给几个病号呢?"校长说:“啤酒好啊，有营养。""既然啤酒好，有营养，为什么你自己不要呢？"校长哑口无言，然而东西却还是不肯拿出来分给老师们。
我父亲个子高，食量大，饿得难受时，他曾去过收获完毕的红薯地里挖找遗落的碎小红薯煮来吃。还把别人弃之野外的一根猪崽肠捡来洗净切碎煮熟吃掉了。那个自私自利的校长还在会上批评我父亲多吃多占呢!
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吃糠咽菜省下每天分来的二两米，对于父亲恢复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亲身体好点之后，自己开荒，种南瓜，种红薯。后来，收获的南瓜有几十个，自己吃，还能送给别人吃。红薯，更是收获了一大堆，像一座小山。父亲总是煮好了，请同事、学生一起吃。大家说说笑笑，开心得很，那可是又香又甜的美味佳肴啊!
因为大跃进大折腾，我父亲28岁结婚，直到快满33岁才生下我。
终于有孩子了!十分喜欢孩子的父亲，甭提有多高兴了!
据说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父亲就创造过拿四分之一个月工资去买一斤花生给妈妈解馋的记录，这在我们家的亲戚朋友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儿。
父亲以为我是个儿子，所以他在家里新置办的农具上全都写上给我取名字:白华。
我认字之后，看到家中的风车、箩筐、晒垫、锄头、水桶上全都写着两个字:白华。心里好生纳闷:这是谁啊？
外婆告诉我说:"这是你呀!你爹以为你是男孩呢!你堂哥叫渌华、寿华，你当然也得有个华字，就叫白华啰!"
原来父亲还是希望生个男孩的，但当他知道我是个女孩以后，一点也没有嫌弃我，并特意为我赋诗一首:
三十三年世上溜，黄天佑我获明珠。
男孩女孩一样好，只要聪明能读书。
父亲的确是把我当成了掌上明珠。
在1962年10月19日我出生之前，父亲不论是生病之前还是康复之后，再有力气走路，他星期天都是不常回家的，工作第一，以校为家是他的一惯作风。
自从我一出生，他就每个周末都不辞劳苦往家赶。学校离家百余里路，途经锡矿山到冷水江到桑梓镇再到西江湾坪底六队，一路都还没有班车搭，穿越深山老林走小路也有五六十里远。
父亲总是走小路，常常天黑好久才能赶到家。他一到家，就不顾辛苦，茶也不喝 一杯，饭也不吃一口，赶紧先抱抱我 ，爱不释手的!总是被我外婆和妈妈催了又催 ，才肯把我放回床上，开始喝茶，吃饭。
在1981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去温塘乡学校工作的两年里，我周末坐班车往返于学校与家乡之间，都是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的，因为若是周一早上才返校，即使坐车，等车、转车的也赶不及学校九点上课。 可是父亲为了多带带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周一早上返校。
为了不迟到，父母亲天不亮就得起床往学校赶，妈妈举着火把，父亲一手提着刮风也吹不熄的煤油马灯，一手拿着又粗又长的木棒匆匆赶路。周围时不时可以见到一双双绿莹莹的野兽的眼睛，在漆黑的旷野里显得格外阴森恐怖。不时传来一声声极具震撼力的野狼的嚎叫，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毛骨悚然!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往往已经走出了两三里路，却还要返回来看看我，抱抱我，亲亲我，再重新开始赶路。
几十年以来，每当我提到这事，妈妈满
眼都是嗔怪的表情，满脸都是盈盈的笑意，仿佛在说:"瞧你爹多宝贝你!"
我长到半岁的时候，父亲已经从学校给我扛回了一张小竹床。
其实小竹床一点也不小，有两尺高，两尺宽，四尺多长，一头是轿椅，一头是小床。
小床离地高，四周围有精致的栏杆，鸡啄不到，狗也咬不到，也摔不下去。
轿椅前头还有一个支架，上面装着一些小竹环，我坐在轿椅里，用手拨动那些小竹环，那些环儿不仅会转动，还会发出响声呢!这青青翠竹做成的竹床可结实了，我用过之后，它又成了我大妹小明、弟弟革新(他现在自作主张改成江弯了)和妹妹慧明的“摇篮"了。
只要它空着，邻居就会借去用。
二十多年后，我也生了孩子，它又成了我一双儿女的“摇篮”，只是那翠绿的青竹已变成油光闪亮的棕红色了。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能做出这么精致耐用的竹床的!就算是请篾匠师傅做的吧，山高路远的扛回来也不知要流多少汗水啊!
父亲还给我削过许多竹碗汤匙，适大小合适的竹兜，削成小碗、汤匙的模样，用砂纸打磨光滑，再用烧红的铁丝烫上字画，可漂亮了!还耐摔，村子里的一些婶婶们看到这么精致的小物件，可羡慕了。稍不留神，竹碗汤匙就会被家有小孩儿的人顺走了。父亲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削。
妈妈说我小时候是最幸福的，因为家里有外婆和妈妈一起挣工分，所分的粮食足够一家人使用，所以父亲挣的钱多半是拿来给我买吃的、穿的、玩的。
为此，我奶奶曾经多次感慨:“我呀，连又明仔都比不上了!”又明，是奶奶给我取名字，因为二伯父家的两位堂姐，一个叫祝明，一个叫新明。现在又生了一个女娃，就叫“又明”吧。奶奶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说比不上我呢?
原来，父亲从参加工作开始，到他结婚之前，每月工资除了必须开支的生活费，其余的是全部交给跟二伯父一家生活在一起的奶奶补贴家用的。
父亲跟我妈妈结婚后，还是把大部分的收入交给奶奶，当然也会给我妈妈三元或五元的零花钱。
但等我一出生，父亲每月便只给奶奶三元五元的零花钱，其余全给妈妈了，难怪奶奶要感叹:比不上又明仔了。
当然，奶奶心胸也是十分宽阔的，她十分通情达理，知道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是男子汉的责任，每月能有几元零花钱的老人家在村子里是少之又少的，所以奶奶只是感叹一下，并没有生气发火。
在我一岁多点的时候，国营新化县华新瓷厂因为要生产出口瓷器，外商要求在瓷器上写汉字。县政府便在全县范围内查找字写的最好的人，最后选定了我父亲。
接到调令之后，父亲服从党的需要，收拾好一大叠“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之类的奖状，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台 ，来到了位于县城边的国营新化县华新瓷厂，担任团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主要任务是给出口瓷题字。
县里之所以大费周章的把我父亲从边远学校调去县城边的国营瓷厂，就是因为外商要求必须在瓷器上写字，而我父亲的字写的最好。
但瓷厂并不总是生产出口瓷，所以父亲有时候并没有往出口瓷上写字的任务。
在学校里忙碌惯了的父亲，过不惯瓷厂干部“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清闲日子，他主动要求去车间工作，往瓷器上镶金边。
那时候的工厂与现在不一样，干部与工人的工资差别不大 ，工人还可以得点加班工资。父亲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些，放弃了干部身份，选择了劳累，忽视了辛苦。最终成了一个从早到晚跟瓷器打交道的工人。
据说地产大亨潘石屹长到13岁的才尝到甜的滋味一一那还是他的伯父用一小张草纸包了一小撮白糖给他吃。
而我呢，白砂糖装在玻璃罐里，我随时可以舀来吃，吃完又会去买。还有饼干、发饼、堆沙饼可以选着吃，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真是幸福无比啊!
我的父亲啊!
您对我真是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