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关注奥运。
前段时间，网上有些关于运动员的讨论——中国某退役游泳选手，日本某参赛体操选手，还有昨晚蹿上热搜的“东京奥运首例兴奋剂”。
就着这些热点，我想起一本书：
彼得·汉德克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作者是去年诺奖双黄蛋之一，这部小说是个短篇。
这部小说，跟奥运会的运动员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没有几毛钱关系。
小说中，汉德克通过叙述守门员的状况，诠释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困境，大概就是谈论语言和话语背后人跟实质的关系，这跟眼下东京奥运会激动人心的赛事相去十万八千里远。
但读过那篇小说后，对于奥运热点，我有了另一种视角。所以，这次借着话题谈谈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困境。
我觉得小说中那个守门员，他的焦虑，也是运动员面对“失去金牌”时的焦虑。
- 01 -
故事要从乒乓外交说起。
话说1971年，一场乒乓外交标志着我国对外界的态度进入了新阶段——缓释，媒体称之为“小球转动地球”。这应该是四九年以来，体育竞赛在公众眼前出现的第一个高潮。
但如同冥冥注定的一样——自那时起，体育竞赛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宿命。尽管，这并非它的初衷。
那个宿命，叫民族主义。
时间来到八十年代，随着国际关系渐渐缓和，国内的体育事业有了起步，一次比一次优秀的体育成绩，撩动着公众的家国情怀。
如此的环境正如春风洋溢，只候一场淋漓尽致的雷雨。突然，一声平地惊雷——中国女排“五连冠”！这项重大的体育事件，当即引爆了当时国内公众的情绪。
在新闻报道、评论的推波助澜下，女排被塑造成体育界乃至各行业的英雄和学习榜样。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同时，开辟“学女排，见行动”的专栏，其中一个报道如下：
济南某工厂女工过去时常完不成生产任务，学习了中国女排的事迹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她坚持上班，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埋头苦干，于是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
媒体采取“评论为主，报道为辅”的方式进行宣传，各报社论有如重型武器，抢占了舆论阵地。
这样的爱国主义背景下，就连女排队员郎平自己也说：
“打球己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八十年代的象征。”
从此，国际体育比赛的意义，就在公众面前定了调。
由于体育事业是“体制内”项目，各方面受国家培育；而运动员的成就，自然就是国民体育水平的最高展现。每个代表祖国出赛的运动员，成了民族主义下被塑造的武士。
在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每当运动员取得国际赛事成就，媒体就会对大众渲染民族的荣耀与光荣。
不过，“体制内”并不一定适合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所以那时起，它也酝酿着一些问题。
2005年南京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一些关于国内体育界的丑闻被大量报道，如黑幕、下跪、服药、假摔之类。
得益于90年代体育新闻事业的专业化发展，一些比较独立的媒体涌现，公众也就能听到不少比较尖锐的声音。很快，新华社记者也加入到抨击和质疑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矛头直指体育事业的运作机制——举国体制。
简单来讲，就是国家养着不行。
“十运会”后媒体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声音，今天看来都十分尖锐，比如：
揭露“政绩体育”，全运会中运动员的表现，是考察省市体育政绩的标准；
“金牌战略”的投入，有媒体发表文章《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质疑奥运战略代价过高；
在这种背景下，运动员的“工具性”被放大，其中主要以政绩论英雄——练废了无安置，只许成不许败。
这场对“举国体制”的批判，大约持续到2008北京奥运之前，它很快被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浪潮压下去——
2008年北京奥运，成了国内一场“想象的共同体”的狂欢。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长篇专访，以明确的态度表示：体育事业仍要继续“举国体制”，并且一要坚持、二要完善。这篇文章被大量转载，奥运之后，报纸体育新闻就再也没有了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声音。
而“体制内”的运动员，也就继续背负着民族主义的使命前行了。
- 02 -
那么，体育赛事是不是就完全被当作激发公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武器呢？
不是的，除了意识形态的利用之外，媒介（电视）本身也对它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重组——体育运动和电视体育，就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首先来说体育运动。
它是“规则化的行为游戏”，它直接或含蓄地规定了运动员能达到某项目所能取得的最高水平。体育规则是针对比赛项目专门设定的，它没有太多日常生活所指，因此它规定并强化了自身游离于现实的独立性，这正是社会仪式性意义所内在的魅力质。
因此我们可以说，体育运动是“仪式化的人体运动”，它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世界、对大自然的驾驭能力，在这一仪式中，观众将自己与选手认同，与各种场景和关系认同，并深深浸入其中。
在日常生活中之内被隔离的临时世界——体育场馆里，运动员实施“个体苦行”的过程，一下子能给建立“人-神”关系的仪式性交通，特别当适逢一个明确胜利者诞生，则其张力可以换来自身情感的升华以及旁观者“集体的迷狂”，从而使得个体承受的运动恰恰能体现出作为仪式的社会化效应。
再说电视体育。
它主要指体育运动经过电视传媒进行传播后，成为的一个媒介事件。
电视传媒有着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典型特征——一种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事实上，为了迎合消费者意义上的观众的虚拟消费心理，当下体育电视往往都是以满足观众的感官愉悦为生产目的，感性而非理性层面上的快乐原则成为电视机构的体育文化运作机制。
也就是说，在体育电视化过程中，不是媒体来适应体育，而是体育不断适应着媒体。恰如美国人洛伊所说：
“电视实际上控制了职业运动的命运，既表现在形式上，也体现在经济基础上。”
电视体育被表征为由种种现象联结而成的酷似家谱的网络体系，从而在传播时代风貌与沟通社群的情感同时，成为了人类吞吐原始激情的舞台，以煽动起所有形式的狂欢行为。
那么，处于这个舞台中央的运动员，也就成了电视体育完成生产目的关键工具。
- 03 -
我们再来看看，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被如何被呈现的。
首先，电视叙事下的运动员，是观众实现某种体育神话的化身。
体育赛事会通过一系列的竞争和淘汰机制，筛选出一批战绩优异的运动员，吸引观众投入到体育运动的“自我参照”中。
何为“自我参照”？那是一种“共处”的形式。
“观众的身份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评论员”，而应该是比赛当中的一部分。观众在观看比赛时，实际上是在与运动员一起获得一种集体体验，追求一种共处的形式。
无论如何，观众都渴望将自己的身体能量与运动员的身体能量融为一体，并以此来增强自己的能量。即便（自己所支持的）球队惨遭失败，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感情投入付诸东流，而是会留在球场，与他们的球队共存亡。“
罗兰·巴特分析足球运动时，也说到：运动员隐含着“体育运动的道德价值：耐力、镇静、应用、果敢。因此，伟大的运动员不是球星，而是英雄。”
当下电视体育明星，已再不是鲜活和生动的个体，而是一个符号代码。他们的成功尽管离不开运动员自身的特殊素质和状态发挥，但更源于电视传媒成功的打造和奇观化包装，因此，他们被塑造成超越了体育意义上的文化英雄。
其次，电视体育自身有着消费主义目的，而运动员在赛事中的表现，直接与结果相关。
消费时代背景下的电视，最直接目的就是产生广告收益效果，让观众成为“受众商品”。
达拉斯·斯迈思在《论受众商品及其劳动》中说——
“受众商品”是一种被用于广告商品销售的不耐用的生产原料，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促使观众学会购买广告商推出的商品。电视希望把体育赛事及其所吸引的受众，转变成一种“商品”，然后运用不同方式开发和实现他们的价值。
要达到这一消费主义目的，就必须要求其文本自身能让受众在凝视中产生诸多快感的体验。
而这一关键，就是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
接着，由于体育运动对运动员体质有着高水准的要求，所以在电视叙事下，体育运动也成了一场“身体奇观”，它直指运动员的体态塑造。
电视体育中的“身体”，是经过镜头以精彩的叙事呈现出来的，它诠释着体育文化的母题同时，成为了体育运动的观赏内容之一。
经受过体育训练的身体，将运动员和普通人区分了开来。运动员一旦失去了健美的体格，就会打破观众对运动员的幻想，从而招来垢病。
某种意义上说，电视体育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于体育明星的身体魅力，而体育明星的身体魅力在于其奋发向上的生命脉动以及勇于挑战的欲望本能，这是人类情感爆发的最极致和最高潮的节点写照。
身体作为运动员最直接的物质性存在，必然隐喻冲动、快感等诸多隐秘莫测的欲望本能。
因此，广告商为了构建一种“时尚商品”，轻易地把“男性化凝视”和香艳视觉影像引入体育界。
劳伦斯·文内尔指出：
“性别差异是体育的一大特点。其属性是媒介体育叙事的基石，这也是媒介体育在市场化目标中实现召唤的手段……女性作为体育世界一个‘异性’角色的地位也是至关主要的，这一身份影响了消费叙事对不同性别的表达。”
在电视体育的身体狂欢中，男性身体有了观赏性，它可以和女性一样成为“被看”的对象。
莫尔斯认为：“体育运动的电视化，使得男性身体也情色化，而成为女性欲望和快感的对象。”
电视体育以此来迎合成年男性的情色化修辞同时，借此来吸引女性观众的注意力。电视“制造欲望”所掌控的不是受众的肉体结构，而是其对物品、消费行为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一手段，电视将受众的身体欲望转化为一种“身体影像消费”需求。
这种境况下，运动员的身体很容易演变为体育产业中具有可操控性和竞争力的工具，在赛场上，为观众的本能欲望作一种象征性的输出。
最后，体育运动要求运动员既勇猛又收敛，既体现力量又适当运用，这是一种暴力美学的呈现。
维加雷洛认为：“与古老的运动相比，现代体育采取了逐渐减少和避免攻击行为的措施。它延续和模仿了古老的运动，但方式几乎是象征性的，又用规则进行了约束和改变。”
尽管如此，在暴力的表现上，现代体育运动还是存在两面性——赛事中的暴力因素，既带有表演性质，又是四处潜藏、极易被引发出来的。
基于这一特性，电视体育为了营造收视效果，在叙事上往往会“暴力化”渲染。
原本很正常的体育竞赛，经过电视人的策划、精选、控制和操纵，被表征为“你死我活”式的战斗；如果这是一场国际体育竞赛，那么不同国别的代表团，就被刻画成两个体育军队之间的“较量”。
人们在描述体育运动时，习惯挪用一些诸如进攻、防守、征服、抵抗、报仇、雪耻等兵家常用暴力性词汇，竞技体育比赛也就被喻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影像内外，充斥着各种宣泄性的暴力符号……它是成了一条桥梁，将运动员的力量展现和观众的生活竞争连接起来。
这时，现实中隐而不彰且深受蔑视的暴力，在这里得到展示、修饰与放大，甚至被赋予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尊严——它体现了雄性争霸的文化传统，展示着粗野放纵的原始快感。
现在我们讨论了运动员被呈现的各种“形态”。接下来，回落到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历程。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一般会经历巅峰、退役、回归平凡三个阶段。借此，将会继续讨论运动员在面对“民族主义的使命”和“电视体育的诉求”两座大山之下，是如何走向存在主义问题的。
- 04 -
我们以刘翔为例。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17岁的刘翔以12.91秒的成绩，夺得110米跨栏项目金牌。此后他声名大噪，在国民心中，他是与姚明平起平坐的国宝级人物；随着名气蹿升，他似乎成了“世界第一”的体育巨星。
这一时期，不同话语的态度都十分积极——
官方话语将刘翔建构为“国性符号”，与“扬国威”、“祖国”、“民族骄傲”、等联系在一起，刘翔的表现成了中国人除去“东亚病夫”这一历史伤痛的灵丹妙药，也成了国家振奋的力量源泉。
精英话语将它诠释为“黄种人”的胜利，刘翔不仅是“中国”速度的代表、是“黄皮肤”的夺冠，更是打破“人种论”神话的有效武器，黄种人终于重拾起国际上的体育自信。
民众话语则迎来一场“情绪狂欢”的巅峰时刻，刘翔夺金激起大众无尽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这原本是国内一场更猛烈的体育风潮，然而这次的刘翔，却在预赛就因伤退场。
他一瘸一拐地低着头走出了“鸟巢”，留给观众一个落寞的背影。他受到的关注，比金牌报道来得更快，也更多，刘翔退赛时暗自神伤的表情被媒体放大，他的背影也一遍一遍登上各大媒体的黄金版面。
从这次落寞到2015年刘翔退役，官方话语对刘翔的态度都是正面、中性的。
2008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透露出，不希望刘翔重蹈昔日李宁的“英雄”变“罪人”的覆辙，希望人们不要残存“以成败论英雄”的狭溢思想，在“乐于看到刘翔的脖子上挂着耀僧闪光的金牌”的同时，“更乐于看到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快乐的笑容。”
如果说这是官方的一种理解与鼓励，那么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刘翔则正式脱去了“全民偶像”的外衣。当刘翔伤退，央视记者落泪说道：“刘翔用一种我们可能能够预想到的最残酷的方式，结束了伦敦的比赛。”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也打破惯例，播出了赛场上刘翔单腿跪过终点的过程。“悲情英雄”刘翔随后出现在很多奥运特刊上，他吻别栏架的画面，被放大在《人民日报》、《体坛周报》等报纸的头版。
但关于刘翔的争议性话题，也由此而起。
北京奥运期间，网上分出了“挺翔派”和“黑翔派”，他们主要围绕刘翔退赛原因和刘翔应不应该跑完这场比赛作激烈的话语争夺。
例如猫扑网有“黑翔派”认为：
“刘翔这次太让人失望了，哪怕走完比赛，我们会有一个人因为没有金牌而讨厌他么？”
而“挺翔派”则说：
“为什么总有人要求发挥什么精神，要刘翔走完比赛有意思吗？刻意地去表现什么精神，才是恶心的做秀搞这些形式嘛。不能跑就是不能跑不能跑就退出，有什么大不了的。”
2008年8月18日下午，有人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帖子，名为《刘翔退赛真相，一切竟在计划》，在文中，作者爆料说刘翔的退赛时被精心策划的，为了某一公司的商业利益，所以刘让刘翔选择了放弃比赛。
这一时段，腾讯网、搜狐网对刘翔退赛事件作了民意调查，数据如下：
腾讯网就“刘翔退赛”民意调查投票结果
搜狐网就“刘翔退赛”民意调查投票结果
从这两个网站的调查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民众认为刘翔应该道歉，给人们一个交代。虽然，调查的对象只是一部分的网民，但对当时民众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国内媒体普遍不再着重渲染刘翔的“英雄”色彩，而是给他铺陈一段回归平凡的路。
体育界人士更多地将刘翔受伤的事件当作普通运动员的看待，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白岩松在刘翔赛后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最后一枪”的文章，他承认在刘翔摔倒之后，他无法形容内心的感受，感到遗憾和难过，对于人们一时的抱怨和愤怒也表示理解，但希望大众能“心平气和”面对。
尽管如此，当天刘翔比赛摔倒的1小时内，微博上负面的声音明显高于支持的声音。在最早的留言中，“黑翔派”气势可谓是咄咄逼人。
在第一时间的回复中，质疑与不理解的声音远远高过支持的声音，对于刘翔的伤势民众也大都认为是“假摔”，甚至不乏讽刺的声音。虽然也有单纯的对刘翔表示慰问的话语，但几乎被如潮水般的负面音声所掩盖。
8月7日与8日这两天的百度民意调查中，占绝多数网民认为，刘翔是刻意的演出，是有预谋表演痕迹的告别赛。
尽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声音渐渐出现，而且公众对于刘翔这一人物的评价也回归到客观角度。但观看当时的现象，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如果运动员不能满足公众观看体育运动的享受，他们会有如此剧烈的反应。
- 05 -
退役，是每个运动员职业生涯必将到达的终点。从巅峰到落寞，运动员这一“英雄之旅”注定是被叙述为“悲剧”的，但经过“两层压迫”，他们自身的存在主义问题就会彰显出来。
第一层，主要是指运动员取得成就之前，举国体制对他们进行“工具人”般的培训和教练。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背负民族主义使命，取得赛事上的成就。
这是一种对“卓越”的追求，一旦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哪怕只是表现优良，也被埋没。
第二层，是电视体育和公众对运动员的不佳表现感到失望和质疑，以及在他们即将走到职业生涯终点时，外界的淡忘态度，这主要发生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过后，到退役。他们会进入沉寂阶段，回归“普通人”身份。
正因有短暂而光辉的职业生涯作前提，接下来的生命追求反而显得渺小、迷茫、甚至没有激情。
如果说这“两层压迫”把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完全铺叙好，只等他们走完，那么在他们失去最佳成绩之际，他们面临的，就是被抛出轨道的焦虑。
我们知道，自由意志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宝贵的一种能力。康德曾经论证：在实际生活中，这是一种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约束，并且摆脱肉体本能而按自身立法行事的力量。
存在主义，也把人的主动性当作了“这荒诞世界中我们是否能获得生存价值”的一个回答。
不过，到了彼得·汉德克的小说中，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再思考一遍。
如果说，在《局外人》中，加缪笔下现代世界的体制性荒谬体现在伦理、道德、法律和逻辑方面，那么在汉德克笔下，体制性的荒谬则集中体现在语言和话语层面。
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这本书本身的题目，就有着存在主义的意味——罚点球时，守门员等射手踢出球时再去扑就来不及了，他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左扑还是右扑。
如果守门员和射手之间相互熟悉，他们就会猜测对方的习惯，让自己作出另一种反应；但同时，也考虑到对方的策略……如此反复。
书中的主人公布洛赫，也向旁人解释过守门员在球场上的意义。
足球比赛上，观众的关注点一般都在前锋和球，而不是看守门员。但实际上，守门员一直随着球移动，哪怕球并没有踢过来。
只有在射门时刻，也就是生死关头到来，守门员才被关注、而且成了全场的焦点——他们看他如何把握足球，或者被球击败。
在小说的结尾，守门员面对射门。这是他行使自由意志的关键时刻，然而他一动不动，就这样，球精准地落在了他的怀中。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守门员的“生死关头”，延展到每一个运动员的身上，那就是他们面对金牌的焦虑，再准确一些，那就是赛事成绩公布前的一瞬间。
这时候运动员的焦虑，也是他/她目前为止职业生涯是否有价值的焦虑，如果胜利，那么他/她的神话将继续；如果输了，就会面临否定、质疑甚至预示着职业生涯的下坡路。
彼得·汉德克笔下的守门员，在原地接住了球。如果球隐喻着生存的实质，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站在原地”这一举动呢？
作者：梁脊
文章发表于 迷乱之笛公众号（miluanzhi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