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 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很早之前买的一本书，当时入手的原因，应该有三个：第一，曾经看过一遍他的资本主义与宗教伦理精神，感觉挺有意思。第二，这本书中的主题：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和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生涯规划好像有些联系。第三，觉得“脱魔”这个词很神秘。
然而，除了刚买到时翻阅了一遍，好像有十多年未曾看过了，但总是觉得放不下，这次整理书籍时，下定决心再看看。只是，自己不再是那个看书只论喜好，不计时间的人，变得有些功利。不得不平衡工作与爱好的时间。具体到这本书中，我反复看的、能看懂、有思考的，只是“以学术为业”这部分，而“以政治为业”、“资本主义的敬业精神”、“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则没有去深究。
作为以行政工作为主的教师，本没有资格谈论“以学术为业”，但总是不得不担负起一些教课的任务，因此还是想了解这方面的事情，至少不要误人子弟，这或许是我对这部分内容始终放不下的原因。
韦伯，应该算是一位成功的学者与教师。虽然仅仅56岁，著作不是很多，可是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显赫。他的一位姓温克尔曼的学生，用了60多年的时间研究、整理、阐释、出版韦伯的著作，在他85岁辞世时，终于带着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去告慰67年前的演讲导师。
下面两张图片，是韦伯著作的图片，以及他的夫人对其亡夫事业的评价。
作为教师，韦伯去世前不久，为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做过一次演讲，演讲充满理性主义的教诲，启迪过伟大的学者和政治家，例如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豪斯、美国社会学领袖帕森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荣获300多项学术奖的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哈贝马斯等人。韦伯这两篇演讲的魅力经久不袤、历久而弥珍，刊出不久就已经被列为西方大学生的必读作品。
韦伯先从外部关系入手，提出一个问题：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学术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即一个决心职业性地献身于学院生活中的学术研究的大学毕业生的前途如何？（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
作者的意思是，在德国，以学术为职业，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这极少数人，从物质方面讲，家里应该比较富有；在精神方面，应该是为自己的“天职”而活，能够常年忍受一批一批的平庸之辈迈过自己，而不抑郁、不沉沦。
为何会如此呢？韦伯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比较的主人公是想从事学术职业的年轻人，对象是德国最尖锐的对立面——美国。
关于入门：学术研究的门槛不好迈，各有好来各有坏
在德国，有志献身于学术之业的年轻人，往往是从当“编外讲师”开始。他先要取得有关学科代表人的统一，然后写出一本书，通过系里的正式考试，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获得授课资格；然后按照自己的专长开一门课（但是没有薪水，报酬来自学生的听课费）。
在美国，学术生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开始，即先受聘当“助教”，助教中只有一部分可以争取到编外讲师的正式授课资格（这种机会来得很迟），也就是说，美国实行的是科层制，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一开始就有固定的薪金（很少，工资往往比不上一个办熟练工人的收入）。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期望课堂上座无虚席；都对自己可能不符合人家的标准而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都可以被解聘。
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在德国，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第二，在德国，编外讲师所开的课通常比他希望的少，这样的好处是年轻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研究（虽然有些不自愿）；在美国，年轻时代工作绝对超负荷，助教受制于主管部门。
在比较的基础上，韦伯进一步指出：在科研领域中，德国的大学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医学与自然科学的大型研究生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因为没有庞大的经费，他们就不能维持下去。
这里也和所有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地方一样，出现了“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况。工人也就是助教，完全依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作手段;因此，他也像工厂里的职员一样依附所长:一因为所长满心以为，这个所是“他的”所，并且自己去管理一，他的境况十分艰难，很像“无产阶级”的一员，酷似美国大学里的助教。
德国的大学生活在很重要的方面完全美国化了。韦伯确信，这种发展将波及那些“手工业者”占有工作手段本身的学科。这种发展正在全面地进行着。这种发展的技术优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科层化企业中笼罩的精神却不同于德国大学的传统气氛。在这样一种大型的资本主义大学企业的领导者与平常的旧式教授之间，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内心里，都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表现在心态方面。
关于发展：机遇比真才实学更重要，任务具有双重性
旧的大学制度，无论从实质上看还是从外表上看，都已成为泡影。但大学生涯的一种特点保存了下来，并且有重要发展：一个这样的编外讲师，尤其是一个助教，有朝一日是否能当时终身教授，甚至所长，纯粹是一场赌博。机遇，而非真才实学，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并不完全在于人性，也不主要在于人性。原因在于人事协调制度，尤其是几个单位之间的调配制度。
还必须进一步弄明白，学术命运的决定如此广泛地靠“撞大运”，还并不仅仅由于靠形成集体意志来选拔人才之不足，每一位有志于成为学者的年轻人都必须明白：等待他的任务具有双重性，这两者并不完全吻合，一个人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个蹩脚的老师。
听课人数成了一项可以用数字表示的鉴定标志，而学者素质却是无法称量的，碰到勇敢的创新者，更是大有争议。因此，听课人数多，成了一种无法估量的幸事与价值，往往一切都处于这种巨大的诱惑之下。
说一个编外讲师是个糟糕的老师，这对于她来说往往是学术上的死刑判决，尽管他可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他是好老师还是坏老师，这个问题要由学生先生们用来向她表示敬意的听讲人次来回答。但事实上，学生们之所以涌向某位老师，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例如秉性，甚至声音的抑扬顿挫，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教学任务：对科学问题进行阐释，使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有接受能力的头脑理解它
科学训练，例如按照德国大学的传统推行的科学训练，是精神贵族的事。但是另一方面，对科学问题进行阐释，使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有接受能力的头脑理解它，并使他——这对我们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能够独立思考，大概是教育学里最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是否完成了，并不能由听课人数来决定。再回来谈本题，这种艺术是一种个人天赋，与一个学者的科学素质完全是两码事。按照德国的传统，咱们的大学应对兼顾科研与教学两种要求，一个人是否兼有这两种本事，纯粹靠机遇。
作者说：关于学者职业的外部条件，说这些就够了
作者认为，如果他是犹太人，人家当然可以告诉他: Lasciate ogni speranza(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任何別的人，都必须问一问良心:您当真相信，您能忍受年复一年地让一批又一批的平庸之辈迈过您去，而既不抑郁，也不沉沦吗?答案自然每次都是:当然没问题!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一不过，我只看到极少数人能够忍受这些，而不受精神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