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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边的花卉市场。

一直在东边住着，我平常基本都是去使馆区那几个花市。去得多了，也有一两个相熟的老板，一照面就是熟人式的打招呼方式：“嘿，来啦。”

虽然老板人挺实诚，但总去，也觉得有点审美疲劳，还是想去其他花市看看。

南边这个花市在一个大立交桥的边角上，我从前只去过一次，凭记忆找着了。

一进花市的门，湿润的空气立刻扑在脸上，这空气里有植物和泥土的气味，是香味吗，或许说是清新的气味更恰当些。

夏天的花市显得格外生机勃勃，每条通道里都挤满了人。

大型的树苗们总让人心里生起拥有一个院子的梦想，自己种果树，种花，搭花架，夏天在葡萄藤下乘凉喝茶，读书，招待朋友，一起讲讲别人坏话。

夏天啊，夏天在哪里，夏天就在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朵花的呼吸。

卖多肉植物的摊位永远不缺围观的人，别看大家挑挑拣拣的，最后总会买一两个，小小的，便宜又好养，老板们总会告诉你，不用管它，少浇水就行。

我买了几盆小多肉，路过鲜花摊位时又买了几束鲜花，这趟出行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没想到，有几个摊位卖果蔬苗，我蹲下身子逐个看过去，小黄瓜，小青椒，小西红柿，小白菜，香葱……

转过身去，我看到了紫苏。

“我想买这个，”我对同去的朋友说，“没想到会在这儿看到紫苏。”

“你家的绿植够多了，再买就放不下了。”

“这不是绿植呀，”我想了想：“你不是南方人，不理解也正常。我做菜很爱放紫苏。”

有一阵子，因为很难在各大超市里买到紫苏，我买菜时从来不买鱼。

朋友觉得这很矫情，做鱼有葱丝和姜丝不就够了吗？

要说够呢，确实也是够了，但煮鱼汤时要扔几片紫苏进去，好像是我的执念。没有放紫苏煮出来的鱼汤，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每次回家乡，都会去菜场买很多紫苏。在家里阳台上铺几张报纸，晒干，用保鲜袋装好，打包带走。

晒干了的紫苏叶香味当然淡了许多。有几次，我气鼓鼓的打电话给妈妈说，煮汤一点也不香，只能炒菜的时候用。

那怎么办呢，我妈在电话那头也很为难，那我给你寄些新鲜的过去？可是会坏掉呀。

不要了，不要了，好麻烦。

挂掉电话之后，我莫名其妙的觉得有些委屈，肯定不是怪妈妈，可是怪谁呢，我自己也并不知道。

我小时候住在院子里，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楼下有几块小小的地，有些老人在地里种花，更多的是种菜。

每一户人家都互相认识，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同年级的同学，有的甚至是同班。

有时候谁家做饭缺点儿什么，就打开窗户冲对面喊“XXX，借你家几根葱哈”，没有人会觉得你这是在占便宜，没有人觉得你应该给我钱。

我们家一煮鱼，外婆就叫我，你下去扯几片紫苏上来。

那几丛紫苏是谁家种的，到今天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它好像并没有明确的主人家），但它留在我手上的那种香味——那种我形容不好的特殊芳香，一直到这么多年以后，我仿佛还能闻到。

上个月，我一个发小，跟两位老同学吃过饭之后给我发微信说，我忘了你也在广州，忘记叫你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院子现在多破吗，外婆还住那儿吗？

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了，外婆现在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市区。

我向来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无情的，可当我看到他发来的那句话时，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点难过。

我有种感觉，童年留给我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

或许很快有一天，我会彻底的失去它们。

我在生活方面没有太多过高的要求，我也不太爱去昂贵的高级餐厅。

对于食物，我只有一种朴素的感情。

我有些朋友经济条件很好，见多识广，跟我说起世界各地的美食时说得他们自己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的反应也只是淡淡的。

“你最爱吃什么？”

我总是老老实实回答，粤菜，湘菜。

有点土对吧，我知道，不过还是爱啊。

这些年，我但凡发现一家做得地道的粤菜，湘菜馆子，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去吃，吃到腻为止。有时我甚至会因为吃到一碗清爽的米粉而想哭。这很矫情，我知道，但乡愁这回事，就是这么藏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中，藏在饥肠辘辘的深夜里。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味蕾就是乡愁的载体。

我种过许多花，却从没种过菜，我买它的时候有点儿担心自己种不好。

老板说，你怎么种花，就怎么种它，一样的。

于是回家后，我把这两株紫苏种在小盆里。

等它们长得再茁壮一点儿的时候，也许我会去买条鱼回来煮汤喝吧。

         

你也离开故乡很久了吗，你也有想念的故事的食物和气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