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天，因为屡次警告无效，最高决策层最终做出了出兵越南，守卫边疆的决定。也就是这天，从军8年的父亲，第一次迈上了真正的战场，他所射出的每一粒子弹，不再是打向靶盘，而是敌人的心脏。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有天他也会被子弹击中。
我父亲叫李满忠，听奶奶说，当初爷爷给他娶这个名字，是希望父亲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满怀忠诚，一心向党。事实证明，父亲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的寄托。1971年我父亲入伍，当时他才20岁，高中毕业两年，在市里水泥厂当了两年工人，爷爷觉得他性子太懒散，需要去部队里历练一下，日后回家能闯出一番事业。为了不耽误结婚生子，入伍前，我父亲和母亲仓促中结了婚。他们是一个大院的孩子，算是青梅竹马，从小就有感情，双方家长也是知根知底，因此结婚虽然仓促，但都比较顺利。
在父亲入伍十个月后，我出生了。听我父亲战友说，当收到家里来信，知道自己有了儿子，他立马从床上跳起来，拉着一个个战友说“我有儿子了”、“我当爸爸了”，那股子开心劲好像当上了三军总司令。
当兵第三年，我父亲休探亲假回来，我母亲说他一进家门，就抱着我死命亲，一边亲一边还哈哈的笑“小兔崽子，长得还真俊啊！”。部队确实是锻炼人的地方，周围亲戚都说他变得硬朗了，说话办事大开大合，我妈也说父亲有了男子气概，不像之前散漫柔弱。之后，基本上每年我妈都会带我去部队探望父亲，每次去，部队里的叔叔就给我买很多玩具，像陀螺、花鼓、铁皮青蛙等，有次父亲的一位战友，亲手给我做了一把木质手枪，精致极了，我现在都还留着。部队里那种阳刚爽朗的气息，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我想中国的军队之所以有如此强的战斗力，与部队里那种乐观主义精神分不开。
1979年，一月份的时候，中越关系越来越僵，报纸上针对越南的措辞日益严厉。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评《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里面用了一句话“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句话基本就是告诉越南如果再不收手，就要爆发战争。上两次中国在外交上用这句话，一次是1962年，中国正告印度“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结果还是不听，于是我们打到离印度首都300公里处收手，时任尼赫鲁总理下台。第二次是1967年，新华社发表“就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人员在我国非法进行窃取情报的活动我国外交部向苏修提出强烈抗议”，文章结尾处用“勿谓言之不预也”，不久爆发了珍宝岛战斗。当时的越南当局，并未理解到这句话的严肃性，依旧为所欲为，1979年2月17日，中国出兵越南。
我父亲隶属属于广州军区11军149师，许世友将军旗下。越战开始，20多万大军，除却昆明军区，最先进场的就是广州军区。部队开拔前，母亲收到父亲寄回来的家书，信里写到“桂花，这场仗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平安回来。如果我倒在了战场上，你要照顾好爸妈，他们有病在身，行动多有不便。宝宝也需要你把他抚养成人，让他多读书，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拜托你这么多事，辛苦你了桂花，倘若我果真马革裹尸，你就再找个人嫁了吧！我不怨你，你把孩子好好带大！”看完信我妈哭的泣不成声。至今这封信我都保存着，当我内心无助的时候，我能从中感到浓浓的父爱。
当年6月份，家里收到了父亲的阵亡通知。那天，居委会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封，打开里面有一张泛黄色的纸，写着“姓名：李满忠；性别：男；年龄28；部队番号：605团4连；职务：副连长；以及入伍年份和英勇事迹。”当时我8周岁，清楚的记得母亲看完信，用手捂住嘴巴，转身蹲到无人的角落低声痛哭。那种压抑的哭声，就像那天乌云惨淡的天气般，要把人压的透不过气。从此，我没有了父亲。
后来，父亲的战友李叔叔来过我家，就是那位给我做木质手枪的叔叔。从他口中，我知道了父亲阵亡原原本本的经过。1979年，2月25日，我父亲所在的149师接到了进攻沙巴地区的作战任务，准备围歼越军王牌316A师。由于情报有误，部队陷入了越军在4号桥布局的伏击圈。
师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立即突破敌人的封锁圈。越军在此处提前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和火力点，步兵根本无法突破，师部派出了坦克向前攻击。当时的坦克炮塔可以旋转360度，但坦克内部的观察角只有180度，有一半的视野是观察死角，坦克很难发现目标，而越军的火力点到处都是。所以每辆坦克上必须挂载4个战士，在坦克外部充当观察哨，指挥坦克内部的战友。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度危险的工作。因为，坦克必然成为越军火力的重点打击目标，而挂载在坦克外部，毫无任何防护的步兵一旦遭遇越军火力袭击，极其容易牺牲。这项任务，交给了父亲所在的尖刀连。
由于连长在上一场战斗中牺牲，我父亲作为副连长临时接过指挥权，他毫不犹豫的第一个走上了坦克。在父亲等人的指引下，坦克精准射击，敲掉了好几个越军机枪阵地，为部队突出包围圈，打出回旋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突然之间，两个早已被打掉的越军火力点重新开火，密集的子弹扫向了父亲所在的坦克，4名战士当即中弹，父亲的胸部也射进了两颗子弹，喷射出大量鲜血。此时，已受重伤的父亲，非但没有缩回坦克内，反而一跃而下，跳到地上，靠着一股毅力匍匐向前推进200米，将身上绑的手雷丢进正在肆虐开火的碉堡。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哑火了，我父亲也献出了他英勇的生命。李叔叔就在旁边的坦克上，目睹了这一切，他流下了泪水。
之后，全师战士，不仅突围作战，更是进行了一次反突击，一鼓作气，三天之内攻下了沙巴县城。上级领导，鉴于父亲的优秀表现，一致同意授予一等功，这是父亲所在连队的唯一一个一等功。这是荣誉，也是我父亲的鲜血。但我想，即便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依旧会毅然决然的站在坦克上，正如歌词里唱的“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每一位在沙场上拼杀的战士，想必都是怀着这样对祖国和人民炽烈的情感，走上战场的吧！李满忠，我爷爷说父亲没有愧对这个名字。
父亲阵亡后，母亲并未改嫁，而是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在父亲牺牲的打击下，病情加重，已经不能干活。而除我之外，还有一个6岁的妹妹要养，全家上下都靠母亲在纺织厂每月68元的工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政府也发了抚恤金，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我爸按照干部的标准发了800元，1979年我们当地一个工人平均年收入是700几十元，800元大概是一年工资。这个钱，对于一家人老小的生活而言，虽不至于杯水车薪，但确实难以抚恤周全。
所以母亲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接纳鞋底的私活，每天晚上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坐在小板凳上，一针一针的纳鞋底，有时针不小心刺破手，她只是用旁边的布条将渗出的血搽拭掉，又继续聚精会神的将鞋线来回穿插。母亲知道，每纳好一张鞋底全家的口粮就多一份着落，她只有加倍的干，我们才不会饿肚子。母亲纳鞋底，还不准我帮忙，她说父亲临终时留下遗书，要让我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每当母亲纳鞋底时，我就也搬着板凳坐在旁边，她纳鞋底我带着妹妹看书学习，周围都是浓浓的夜色，但一盏昏黄的灯光，却足以在夜色中温暖人心。到今天，我都怀念那一盏灯光，里面有我温馨的童年。
1984年改革开放的氛围更加浓烈，原来做生意被称为投机倒把，被发现是要戴高帽游行的，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随着国家改革的推进，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我妈作为一个有高中文化的妇女，看到了机会。她通过找亲朋好友借钱，左拼右凑借来了1000多块钱，在县里开了一家早餐店，这是我们全县第一家早餐店。
开店前，许多亲戚都劝我妈不要开，说国家的政策飘忽不定，一会刮东风一会刮西风，搞不好你这店还没开两月就被关了。我妈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弱女子，但骨子里有一种刚韧劲，自己认定的事，就绝不会改。她认为国家对改革开放是下了决心的，不然不会天天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且，她知道如果不靠做点生意赚钱，以后根本没钱供我和妹妹读大学，靠工厂里的那点工资，只够吃喝。她决定搏一搏。此时60多岁的爷爷，也支持我妈，说他虽然有病身子骨不好，干不了重活累活，但端端盘子洗洗碗还是可以。
早餐店开张后，生意出奇的好，每天光卖粉都能卖出去200多碗，其它油条、包子、馒头更是做都做不赢。才两个多月，就把借亲戚的1000多块钱赚回来了。我妈每天晚上，忙完了，就坐在床上数钱，一张一张数，连一分钱的硬币也不放过，数着数着就笑了，我和妹妹也跟着笑，我们知道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盼头。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我家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
也就在当年，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去了云南省麻栗坡烈士陵园，去看望我父亲。之前，因为家里没钱，从江西兴国到云南麻栗上千里的路费，我们承担不起，所以即便母亲万般思念，即便爷爷牵肠挂肚，即便我午夜梦回的时候常常梦到父亲，我们也未能在他的坟前洒上一杯酒。
看到墓碑的那刻，母亲双腿突然就软了，整个人完全倒在父亲的墓前，哭声撕心裂肺，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母亲的这场痛哭，似乎把这些年所有的辛酸、所有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个单身母亲，上有老人要照顾，下有小孩要抚养，她身上的担子何其沉重啊！这次探望父亲后，爷爷第二年就走了，可能是因为心事已了，再无挂念。此后，我和母亲每隔两年都会去一次麻栗坡，给父亲的坟头添一抔新土，洒一杯热酒。
店里生意好，没过两年，我家成了县里出名的万元户。86年，万元户的称号堪比现在的千万富翁，当时的人都穷，许多农村老表可能家里连凑个1000元都难。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声传开后，我家也被一帮街上的流氓胚子盯上了。他们没事，就来店里找麻烦，刚开始是吃饭不给钱，我妈见他们人多势众，自己又是做生意的，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没有过分追究。谁知道这帮人蹬鼻子上脸，问我妈要保护费，每个月300元，不给就砸店。我妈这么一个刚烈的人，肯定不愿意吃这个亏，硬撑着不肯给钱。那伙人，真就带着棍子来砸店，七八个人一进店里，挥起棍子死命的砸。我听到消息，赶忙跑到店里，只看到碗盘全部碎了，火炉子也被推翻，煤渣散了一地，我妈坐在地上默默流泪。当时，我们感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如果父亲在的话就没人敢这样欺负我们吧！
邻居帮忙报了警，到了警局入口供的时候，我们竟然看到了李叔叔。原来他专业回家后，进了警局刑侦队，现在是隔壁万安县的刑侦队长，今天过来我们这出差办个案子。听闻了我们的遭遇，他气的不行，骂道：“这帮人无法无天了，烈士家属也敢欺负！”然后，就带我们找到局长，局长也当过兵，而且还和我爸是同一个师，不过转业回家比较早，没有上过越南战场。了解事情原委后，局长立马派人去查，当天晚上就把人给抓了回来，一个个全给判了劳改。临走前，李叔叔说，以后有事就找他，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帮忙办，我父亲虽然不在了，但他们的战友情依然在。
后来，我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军区担任炮兵连指导员，和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军人。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吧，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2015年，我母亲因患上肝癌，不幸逝世。此后，父亲的坟前又少了一个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今年3月，我也被检查出癌症，而且已是晚期，医生说只能保守治疗，但能活多久不确定。果真是命运无常啊！才53岁的我，本还正当壮年，不料竟已迈上了死亡的列车。但当命运的轮盘指向我，我所能做的，唯有坦然相受。把遗嘱提前写好，将后事安排妥当，我带上5岁的孙子，最后一次去为父亲扫墓。
当孙子指着墓碑上的年轻照片问我，这位叔叔是谁时，我对他说，这是爷爷的爸爸，你的太爷爷。孙子一脸疑惑，“可是为什么太爷爷这么年轻，都没有一根白头发”。听到这，我不禁又泪流起来。是啊，父亲才28岁，正值最好的青春年华，却永远的将岁月埋葬。我蹲下来，双手握着孙儿的肩膀，认真的说：“孩子，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命百岁。但如果他短暂的一生，是奉献于一项崇高的事业，那么他的精神生命会永垂不朽。”孙子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我知道以他现在的年龄，肯定难懂这段话的意思，不过没有关系。只要他能记住，这里葬着他们的一位亲人，他将自己最青春的年华，最炽烈的热血，挥洒在祖国的边疆。正如《高山下的花环》最后一幕，满山的墓碑，满山的花环，是英雄的魂魄在守卫着我们。我虽是一名坚定的无神主义者，但站在这满山花环下，我还是说了句：“父亲，我们终于快要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