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比孔子更具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老一代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用“正人君子”和“小人”、“善良”与“邪恶”来区别。可见，孟子的性善论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但孟子思想不仅仅只是“心性说”。
范浚(1102-1150) 的学术思想直接承继孟子。他的王霸、经权、义利、舜跖、心性也基本如此。其中《进策》五卷作于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完稿，拟上于朝廷。《四库全书》：“而《进策》五卷于当时之务，尤言之凿凿，非迂儒不达时变者也。”他在《进策·策略》中说，“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也反映了孟子修身正心养性思想。
先说王霸思想。战国中期，七雄争霸，民(自由民)不聊生。孟子主张“仁政”，这在《梁惠王上》第一章有关“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知道梁惠王所说之“利”是所谓征战夺地之类，而征战夺地在孟子看来绝不是治国的最好办法，所以劝梁惠王不能以此治理国家，只有施行仁政才是上策。孟子曾说:“君不行仁政”是自绝于孔子的(见《孟子·离娄上》)。至于“仁政”的做法，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为暴君污吏所破坏。正“经界”就是整理方块田制，借以维持这“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局面能持续下去。同时，对国家的财政，则维持从殷周以来的“野则九一而助，国中则什一使自赋”的制度。除此之外，孟子还就不违农事、学校教育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范浚十分重视为君之道。其《进策•策略》中说：“臣闻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于中。则过事形于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议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于正心。而正心之道在于：习与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则闻正言，见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其《太甲三篇论》亦云:“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君能止于仁，则心为仁心；心为仁心。则言皆仁言，术为仁术，政皆仁政，无所往而不为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敬以直内，然后天理存。故欲止于仁，不可以不敬。不敬且不可以求仁。其况能止于仁乎？”
孟子提倡的“省刑罚、薄税敛”在范浚的《实惠》中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范浚尤其主张减免钱租。他分析当时胥吏逼租状况云：“凡逋租负钱，岁久不能入者，皆贫民窶户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肤，食不足以糊口，既迫于寒饥矣，而追胥督吏。临门谴呵，责以不可得之积欠，而遂其不可厌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鸡栖豚穽，无不夺取，大吏未去，小吏复来，朝索夕须，剥肤椎髓，偿官之实曾未毛铢，而吏之所得车载石量矣。朝廷何忍收毛铢之逋负，使民抱无涯之疾苦乎?”“丰年富岁，已困于追呼矣，一有饥馑，则操瓢囊流转爲沟中瘠而已。可胜哀哉。”最后，他还提出了具体实行的有效措施。
孟子的理想社会是王道社会——“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欲诉王”和“老有所养，50岁的人可以衣帛，70岁可以食肉”。尤其是“民为贵，君为轻”思想对社会影响较大。那么“王者”是谁？范浚也采用孟子的说法，主要是尧、舜、汤、文、武等古代圣王。他在《魏征劝太宗行仁义论 》阐述王道时，就涉及到唐太宗与齐梁之“君”和魏征与孟轲之“贤”。相对应的，明世者又是谁？他虽然没有放在一起论述，但读后我们自然能了解一些，譬如皋陶、稷、契、伊尹等等。其中名世者出隐情况可以看出当朝王道实施的情况。
因为范浚生活在北、南两宋之交，它的王霸思想更多地反映在如何收回已失去的疆土和维护南宋政权统治上面。在范浚看来，只有王者“不常厥居”，亲御六军，激励将士收复失地，才能使天下。他在《形势下》中感叹：“嗟夫，天下形胜之地，异时皆吾有也，有知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复，失一邑则弃一邑，失一郡弃一郡，随失随弃，以至于今。惟异时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难。”统一国家之大业的美丽景象，直到他去世前也没能看到。
其次，他的经权论。孟子经权之辨一共涉及到经(礼)、权和义三个方面(因为篇幅较长，不作展开)。身为儒家的范浚，也时刻认同“久则弊，弊则变”的道理。南宋初年，社会问题积重甚多，范浚将之归结为三大瘤疾:“士大夫奔竞之风未息，州县苟简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对于这些社会症结，必须随时更化，改革荐举、考课、赋税制度，当然，范浚所谓的更化，并非一味的趋新趋变，而是既包括变，也涵括不变，“夫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可守也，祖宗之成宪是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可改也。”祖宗之法若与新事物吻合，便可继续坚守，如与时事相违，则应更改变通。这一点，可谓深得《周易》之道。
第三，义利。通常，我们对孟子的义利是有误解的，认为，他只讲道德，不讲利。原因在哪里？如前所述，《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孟子就说：王何必曰利。《滕文公下》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并就此，展开”义利“之辩。
范浚接受了孟子对君子的要求。又如《香溪集》人物传中的《徐忠壮传》，则通过一位抗金将领———衢州徐微言的壮烈人生，展现了两宋军民誓死抗敌的凛凛正气。另外，《汉忠臣翟义传》、《设淮阴先生说李孝逸辞》、《为周昌对昌后辞》等篇，都以满腔的激情，讴歌了一个人在大义面前应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的正确态度。详见范维德著的《九百年前一位兰溪先哲的清晰身影》一文。
其实，孟子“何必讲利”是对王对统治者提出道德的要求，对百姓还是提倡“有恒产才有恒心”。
第四，舜跖。范浚在《舜跖图（ 心善一一舜一一罔念一一狂，心利一一跖一一克念一一圣）》中说道――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夫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跖”。“学者”可不戒且惧哉？利不必谓货利，凡有利心，皆利也。
今有人焉，修身慎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将以是有要焉，是为利，非为善也。必其设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后可以谓之为善；然则世之孜孜为善者，岂易得哉？此所以为舜之徒也。
孔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
孟子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盖圣贤之所谓利者，其凡例如此。予故发孟子之意，为《舜跖图》。谓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与重天之颠。
又以谓虽舜也，一罔念而狂；虽跖也，一克念而圣。舜去狂远矣，在一罔念三个方面，她它们共同组成孔子的心性间，与狂同失。跖去圣亦远矣，在一克念间，与圣同体。人能于危微之际而得之，则亦几矣。
呜呼！孳孳为善，所以熟吾仁也。苟为善而一罔念，则非孟子所孳孳者，为利之心，殆将乘间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说，系于“舜、跖”，好学之士，必有能知予心者。
第五，心性。按照权威的定义，“心性之学，是中国古时所谓义理之学之又一方面，即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者。”换句话说，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或者更简单一点，也可以说，心性之学就是道德之学。那么，儒学是不是在本质上就是心性之学或者说是心性之学呢？这需要下功夫去研究。孔子的心性之学有欲性、仁性和智性三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孔子的心性学说结构。只不过，孟子心性之学只有欲性和仁性两个层面，缺少了智性这个层面。如果说范浚的“心性论”直接依照孟子的说法，我们就要全面了解孟子的心性之学的架构和心善论的主要原则，但就《心箴》及其多篇探讨心性之说的短文来说似乎超越了前人。朱熹(农历1130～1200)、陆九渊（1139～1193）的心性之学也极有可能参照了范浚的思想。可详见本人撰写的《心性横流》一文。
陈水河整理于2018.9.16上午
注：需要指出的是，范浚是在心性之学的基础上，才开展“事功”、“经世”与“王霸”、“义利”讨论的。而我主要是为行文的方便，按王霸、义利、舜跖、心性的顺序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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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孟子的文化精神》课程是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野中，将孟子作为典型个案，系统介绍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美学观念和艺术风格，分析他在儒家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他的文化精神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对大学生的启示。主讲人在生动的讲述中引领大家去追怀文化先哲的心路历程，感悟他的人格追求和社会理想，体会他的人生境界和个性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