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张岱年 :中国哲学之特色

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所以在讲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之前,应先对于中国哲学之特色有所探讨。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次要的有三,共为六,分说如下:

第一,合知行 

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是,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之,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

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见之于生活中。

孔子说: “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所谓 “ 乐之”,即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孟子说: “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 孟子离娄)深研学 得之也。” 问之鹄的,在于自得于道,到自得于道的境界,便能有最大的精神自由。荀子说: “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君子之学也以美 一可以为法则。 其身。”

( 荀子劝学)学之目的乃在于行为之改进,道德之提高。不仅儒家有如此见解,即“ 散于万物而不厌”的惠施,其理论也以 “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为归结。后儒如周子说: “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 通书)研讨真知,必表见为德行事业。

要之,理论是生活的解说,生活是理论的表见。所谓 “ 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乃 “ 为学”之理想境界。在日常行动上表见真理,要作到著衣吃饭都是 “ 至理之流行”。

中国哲人在方法上更极注重道德的修养,以涵养为致知之道。庄子说: “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 庄子大宗师)所谓真人即是无好恶爱憎之情感,忘生死善恶之区别的人。必有真人的修养,才能有真知。荀子说: “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 荀子解蔽)必有 “ 虚一而静”的修养,然后能知道。张子说: “ 穷神知化,乃养盛所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 正蒙神化)崇德乃致知之途径。程伊川说: “ 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 语录)敬是

致知所必需的修养。中国哲人,都以为欲求真知,须有一种特殊的修养。穷究宇宙人生的真际,要先在德行实践上作工夫。

以此,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

要之,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

所谓学,是兼知行的。 赅〔 附注〕此处所谓实践, 指传统哲学中所谓实践, 即个人日常活动,与辩证唯物论所谓社会实践不是一个意义。

第二,一天人       

中国哲学有一根本观念,即 “ 天人合一”。

认为天人本来合一,而人生最高理想,是自觉的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物我本属一体,内外原无判隔。但为私欲所昏蔽,妄分彼此。应该去此昏蔽,而得到天人一体之自觉。

中国大部分哲学家认为天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亦即当然的准衡。而天人之间的联系者,多数哲学家认为即是性,人受性于天,而人的理想即在于尽性;性即本根,亦即道德原则,而道德此种倾向在宋明道学最甚。 原则乃出于本根。 邵子说: “ 学不际明道说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 观物外篇)程 :“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 语录)程伊川说: “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语录)天 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 与人,本来一体。天道与人道,只是一道。天人既无二,于是亦不必分别我与非我。我与非我原是一体,不必且不应将我与非我分开。于是内外之 弭,而人与对立消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 自然,融为一片。

研究之,中国人则不认宇宙为外在的,而认为宇宙本根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亦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的宇宙论实乃以不分内外物我天人为其根本见地。

天人相通的观念,是中国哲学尤其宋明道学中的一个极根本的观念。不了解此观念,则许多思想都不能了解,而只觉其可怪而已。

第三,同真善 

史巴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善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求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在中国哲学家甚为少有。

中国思想家总认为致知与修养乃不可分;宇宙真际的探求,与人生至善之达到,是一事之两面。穷理即是尽性,崇德亦即致知。

西洋哲学本旨是爱智,以求真为目的;如谓中国哲学也是爱智,虽不为谬误,却不算十分切当,因中国哲学家未尝专以求知为务。中国哲学研究之目的,可以说是 “ 闻道”。孔子说: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论语里仁) “ 闻道”亦曰 “ 知道”或“ 睹道”。道兼赅真善:道是宇宙之基本大法,而亦是人生之至善准则。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真善是不可分的。

第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   

中国哲人,因思想理论以生活实践为依归,所以特别注重人生实相之探求,生活准则之论究。未尝将我与非我分开,因而我如何能知非我,根本不成问题,亦不怀疑外界的实在, ( 先秦未有怀疑外界之实在者,北宋思想家大多排斥佛家的外界虚幻之说;认为外界依附于心者惟有南宋的湖及明代王阳明),故根本杨慈不感觉知论之必要。西洋以分别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中国哲人则以融合我与非我为 “ 我之自觉”。分别我与非我,故知论特别发达;融合我与非我,则知外物即等于自觉,而实无问题。因而中国哲人虽亦言及知识与致知之方,但未尝专门研究之。

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   

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久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断片的。但中国哲学家并不认为系统的长篇较断片的缀集更为可贵。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是赘疣。

第六,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

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

古代人民当然信天帝神鬼,但没有正式的宗教。后来方有道教,又从外边输入了佛教。中国思想家虽亦受佛教道教的影响,然在根本态度上都是反对二教的,多以驳斥二教为己任。在先秦时,孔子疑鬼而信天,然亦不肯多言天道。惟墨子最信天鬼,有宗教气息。自老子打破天的尊崇位置后,哲学家中以天帝为主宰者,可谓绝无仅有。宋儒虽言天,然绝非指有意志之主宰。

印度哲学是与宗教不分的,西洋中世哲学是宗教的奴婢,即在近世哲学中,亦多有以证明上帝存在为一重要课题的。在中国,似彼以证明上帝存在为一重要职任之情形,实完全没有。先秦哲学家中荀子最善破除迷妄,后汉王充,尤专以攻破迷妄为职任。宋儒中如张 子二程子,亦极致力于破斥神鬼,更企图 子鬼神二 以自然的解释。要之,中国哲学中从无以证明神的存在为务者。

中国自古即有科学萌芽,却没有成熟的科学,所以根据科学研究以成立哲学系统的情形,在以前的中国亦是没有。

以上六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之一般的特色,即中国哲学之一般的根本倾向,与西洋或印度的哲学不同的。至于中国哲学各部门之特点,下文另述。想了解中国哲学,必先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性徵有所了解,不然必会对于中国哲学中许多思想感觉莫明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会深悟其精义。

〔 注〕本章所论, 第一合知行, 第三同真善,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 三则之解说中, 颇采熊十力先生之意。 熊先生论中国哲人之根本态度, 甚为精湛。 其说见十力语要。

〔附注〕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一个比较艰深的问题,此处所论, 简而未晰, 今后当另撰专文论述。

文章来源:选自《中国哲学大纲》,转自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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