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与西厢记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依托于元稹的《莺莺传》而创作的，二者的结局截然不同，与其时代背景和作家生平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莺莺传》是唐代传奇小说，篇幅较短，描写不算太多，是更接近于生活，源自于生活的一种创作，创作处于传奇小说发展的中期，彼时唐朝经济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质水平得到一定满足的时候，精神需求的追求日益显现，小说的发展已经相对而言成熟，更加注重小说的现实性，受众是统治阶级和普通大众，作为统治阶级，封建礼教的绝对拥护者，崔莺莺这种不顾礼义廉耻，冲破时代枷锁的行为是需要被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忍受着封建制度的束缚，心中渴望自由和自主，但这在当时无益于是自寻死路，《莺莺传》的结局也就反映了人们渴望自由恋爱但迫于现实只能作罢的现实状况。张生的始乱终弃，或许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莺莺传》中对于张生情深义重的描写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大多数集中在张生贪恋崔莺莺美丽的容貌，反倒是崔莺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献出痴情，实为大胆之举，张生将与崔莺莺的信件拿于朋友看，其实我猜测，他花言巧语劝说崔莺莺委身于自己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千百年来的正统思想告诉他崔莺莺既然能够这么做，说明她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女子，心底里有些看不起他，他已经萌生了要抛弃她的想法，把信件拿给朋友看，朋友作诗，一方面减轻了他的愧疚，一方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情凉薄之徒的朋友又怎么会是顾念情分之人，必定会安慰张生，加重张生断绝感情的决心，才会说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等自我开脱之语，竟然还博得了众人的感叹。作者元稹也并非是什么看重感情的人，原配妻子多年陪伴，吃苦受罪，最后只是换来了《遣悲怀》和后来陆陆续续几任续弦妻子，情深不寿不过只是一时之痛，新人出现，旧人离开，偶来怀念，一杯浊酒，一声长叹，几滴眼泪，几句诗歌，聊聊悲吟，怎能够偿还一个女子了却的青春和一生的盼望。

王实甫的《西厢记》则结局圆满，有情人终成眷属。元朝蒙族统治，蒙族相对于汉族而言，民风是更加开化的，所以崔莺莺虽然是违背了封建礼教，但却是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元朝压制汉族文人，这种对于封建礼教赤裸裸的挑战未尝不是一种发泄仕途不顺的途径，越是不可行越要在文学作品中化为可行。元朝在唐朝之后，积累了更多的反叛思想基础，民众对于这些的接受程度更大，元杂剧相对而言是一种民间艺术，其中构思描写更倾向于“世俗化”没有过多的限制。可参考同时代的作家白朴所写的《裴少俊墙头马上》讲述的也是一个私定终身团圆结局的故事。相比于《莺莺传》，《西厢记》对于张生的刻画更加多了，尤其是在月夜出门被拒绝之后得了相思病，这一段的描写着实是写出了张生的相思之苦，相思之深。张生和崔莺莺自第一面相见“正撞着五百年风流冤业”到后来推波助澜的“孙飞虎事件”，崔母反悔，二人欲拒还迎来回试探，得偿所愿尽鱼水之欢，而后分别又团圆，其间故事跌宕起伏，设计更加精密仔细，临近结尾，张生求得功名，郑恒出现的小插曲吊足了人胃口，盼得人恨不得历经波折的二人马上重逢。张生在离开寺庙的第一晚还曾梦见崔莺莺前来找他，写出其对崔莺莺的不舍与挂念，而崔莺莺黄花消瘦，得到信件之时回寄几件家常小物用心良苦，张生也能够一一知晓，二人是惺惺相惜，互不相忘的。《红楼梦》中曾有写林黛玉和贾宝玉共读《西厢记》，“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也无疑是在写宝黛二人情分堪比张生和崔莺莺，后来黛玉在闺中感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也暗写了情思，《红楼梦》中也有提《西厢记》是“杂学旁说”，是不符合当时的正统思想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反叛精神和崇尚婚恋自由追根溯源或许在《西厢记》中能够窥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