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与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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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年轻时总会遇到一段低谷期,比如我的四叔。

四叔名叫小军。很奇怪,伯父、父亲、三叔名字都以“平”字结尾,到了四叔这里,却变了模样。

前段时间,“招娣”这个女性名字大火特火。夫妻一心想生男孩,可得知头胎是女儿后心有不甘,于是“再接再厉”,为了“明志”,便给她起了这个名字,意为“招弟”。于是你也“招娣”,我也“招娣”,他也“招娣”。

邵寨塬上“自古流传”着一个颇为有趣的说法:一个男生,上有四个姐姐,这种情形习惯上被叫做“板凳腿儿”。一张板凳,共四只腿,取其形,纳其意。其实吧,生男生女的概率是一样的,就像抛硬币,即使前九次皆正面朝上,第十次变为反面的可能性与正面完全相同,还是一半。

四叔年轻时做过许多营生,我记得的就有出售蜂糖和爆米花。

爆米花的机子是父亲从别人那里淘来的“二手货”,品牌名曰“花王”,古朴的篆字凸起印在葫芦形的机体前端,看着很是威武、霸气。

父亲那时的“正式工作”是泥瓦匠,四处奔波,给别人盖房子,所以这个多半是买来玩的,因为他自小玩兴就大。上世纪末,他先是搭建了简易的沙袋、吊环、秋千,练习拳击、散打,锻炼臂力、腿脚,后来又出资出力制成了钢筋水泥的乒乓球台,此后的十几年里,总有乡间的小朋友来我家游戏。据我所知,这些“壮举”放在邵寨塬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除此一家,别无分号。

我前面就说过,邵寨塬上的“龙抬头”很是特别。正月里不理头发,不动针线,整个年过了这天才算真正落下帷幕,而且这天必须吃炒豆子,因此又酥又脆、又蓬松又香甜的爆米花的香味便充斥着大街小巷、村头村尾,飘荡在古老而广袤的邵寨塬的上空。

那时候乡下孩子极多,完全不用去赶“二月二”这天,只要爆米花的声响一出,那些毛头小屁孩不知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严严实实地围了一个圈儿,小小的稚嫩的脸庞被一阵一阵跳动的火苗照耀得通红。火光不仅驱散了黑暗,带来光明与热量,也带来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与片刻而热烈的希望。有边跑边用手去拍屁股和衣裳前襟上的尘土的,有双手按着小兄弟的肩头看热闹的,有撒开脚丫子跑回家喊父母的,有去自家粮囤里提着蛇皮袋子与筛子簸箕亦步亦趋走出来的,总之很快排起队来,热闹非凡,仿佛赶集、听戏。

所用食材却极为易得,多是玉米、槐豆,还有黄豆、小麦,甚至豌豆、大米,不用称重,一大洋瓷缸子装得满满当当,才收费五角。

邵寨塬有句古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另有一句谚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大卖葱儿卖蒜,老子英雄儿好汉”。我和四叔去售卖爆米花,他“掌勺”,我“配菜”,地点则是吴家什字村,也是斌杰的村子。那年我大约十一岁,正在东郭小学读四年级,因此无缘得以与他相见,也许围观的小朋友里就有他——纵使相逢应不识,只是当时并不认得——等闲识得东风面。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天的午饭是一个梳着羊角小辫的丫头见我们叔侄两个甚是可怜,出门在外别无他法,在征求其母亲的意见后,跳蹿蹿地跑回家端来了摊的几张煎饼,应该是早饭剩下的,冰凉一片,但对于我们来说已算难得的美食,三下五除二和着口水吞入腹中,才略微缓解一丝如坠深渊的饥饿感。

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我们则“免去”她家两次爆米花的费用。

邵寨塬上曾经如此形容爆米花的“诞生过程”,“脚一踏,手一掰,砰的一声冒白烟”。其实这里冒的不是“白烟”,而是“蒸汽”。粮食倒入一个厚重的铁葫芦里,再密封好出入口,借助杠杆原理,用一支铁钩拧紧,然后搁置在架子上。有的爆米花机制作工艺不良,往往出入口需要加垫一张纸片才能封实。架子底下是小火炉,烧着细碎的煤屑碳末,用手摇鼓风机来送风供氧,火借风势,风借火威。架子两头由于转动产生磨损,没有液体润滑油,于是用白蜡或者红蜡代替。

机体末尾有一个压力表,当加热厚重的外壁,里面气体被加热,逐渐膨胀起来,又苦于没有气孔散逸出去,于是气压越来越大,将要达到一个临界值,将之取下,迅速置于一个橡胶与铁丝混编而成的网兜里,打开闸门。由于内外压强差别巨大,食材“冲”出去的过程中体积瞬间增大,爆米花形成了。

我们收工的时候,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借着微弱的星光,永恒的孤寂,我们上路了。

四叔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行头”,我坐在前面的横杠上。我能很清楚地听到肆虐的冷风伴着他沉重而又用力的呼吸声,就在我的头顶。四周是田野,是沉睡的村庄,而车轮底下是路,从高远的天上看,则是带子,是线条,是命运。

四叔说:“我们家去太远,这里距离你姨婆家近些,要不暂去那里歇息?”

姨婆,又是邵寨人的称呼,即父亲的姨母。

我当时只觉得冷风飕飕地只往嘴里灌,呼吸困难,再加上腹内空空,脑袋沉沉,倦意侵袭,上下眼皮不住打架,只要昏昏睡去,鼻子里哼了一声,勉强算作应承了。

四叔一直安慰我说很快就到了,叫我别睡,要不然身子一软溜到车下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可能人仰马翻,得不偿失。

终于到达的时候四叔抱我下来,适应了好久才会重新走路,双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略微感到心安。

姨婆那时还住窑洞,我们拍打了许久才叫开柴门。彼时我们二人风尘仆仆,面有饥色,神情倦怠。好在那时通了电,窑顶一盏灯泡黄中带红,功率大概二十瓦的样子。我们被让上炕,用被子裹着身体才慢慢回过神来,一边回答姨婆的问话,一边听着她在灶台那边忙活。不一会儿,饭食端上来了,炕的几张馍片,一碟胡萝卜丝,用醋、盐、油泼辣子拌了,喝的则是白开水,盛在两只粗瓷大碗里。

看着很是简单,但我要说,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我鼻子一酸,眼前起雾,一时间感激的泪水就不争气地滴落下来,掉进碗里,叮咚作响。那种“家人围坐,灯火可亲”的温暖、满足、幸福的感觉至今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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