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3世纪的人们来说，所谓的世界就是如今的亚、欧、非三洲而已。毕竟那时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最少也有近200年之遥，至于剩下那俩洲，就算到今天也没被发现，其实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也没啥影响。
而13世纪又可以称之为是蒙古人的世纪。那时的蒙古人有多强大？在如今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霉菌曾提出过“要打赢两场在不同地区爆发、时间上几乎重叠的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宏伟目标，但是这一能力至今也没有被实战证明过。不过这种事对于13世纪的蒙古人来说，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更不值得成天挂在嘴边四处吹嘘。
所以蒙古人才一边忙着灭西夏、灭金、灭南宋，同时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仅用了70年左右的时间，就打造出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东欧，横跨亚欧大陆的超级大帝国，疆域面积一度超过了3300平方公里（另一说为2800公里，争议在高纬度冻土带）。
要不是蒙古大汗动不动就挂掉，而且他们一挂掉那些在外征战的大将们就忙不迭的跑回去争夺汗位，弄不好蒙古人能将整个世界都弄成自己的牧场。
在这场历时数十年、灭国近50个的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中，南宋的抵抗是最坚决、也是历时最久的，足足抵抗了45年——当然，这也得益于蒙古人分心西征和动不动就死大汗，但宋人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和擅于守城的特点也不可忽视。毕竟南宋的坚决抵抗曾使蒙古人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连蒙古大汗似乎都弄死了一个（蒙哥的死因有病死说、落水说和被宋军矢石伤重而死说，至今也搞不清楚）。
不过，史书上说南宋终因一场战役的失败和一座城池的陷落，彻底失去了抵抗蒙古大军的资本，仅仅在3年以后就落得个都城沦陷、皇帝投降的下场。
这就是宋蒙之战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襄阳保卫战。
背景：号称“华夏第一城池”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宋蒙之战的中前期却始终“襄阳无战事”。
人们如今提起襄阳，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以及优越的旅游资源。然而在历史上，襄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军事价值，素有“华夏第一城池”之称：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清·顾祖禹）
襄阳之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首要的原因就在于汉江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历史上的北方政权一旦发动南征，无论如何都躲不开长江这道天堑。而要打过长江去，在下游会面对让北方军队头大如斗的遍地河沼，在上游则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碍，唯有在地势相对平坦且交通比较便利的长江中游，一向是北方政权南下征伐的首选。无论是隋、唐、北宋和元朝在立国之初的统一之战，基本都遵循了这一路线。
而汉江发源于陕西，一路顺流东去在今天的武汉市附近汇入长江，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北方政权控制了汉江，几乎就等于扼住了长江中游的咽喉。历代南方政权的统治者自然也深知汉江对于保住自己小命的意义，于是他们一致选中了襄阳作为扼守汉江的核心节点。
在宏观上看，襄阳的地理位置是非常不利的——距离中原重镇南阳不足300里、距离曾作为13个王朝国都的洛阳也仅有700里而已。更要命的是他们与襄阳之间没有高山大河阻隔，地势一马平川，大军数日急行便可饮马汉江。但在微观上，襄阳背靠岘山之险，前有樊城为依托，间有汉江之利，理论上樊城不失则襄阳无恙。而且守军还可以在汉江上架设浮桥以沟通襄樊，使二者名为两城实为一体，几乎让敌军找不到任何防御的弱点和漏洞。
自打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即位大汗后就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其实也深知襄阳的厉害。所以他们始终小心翼翼的绕开襄阳，生怕掉进宋人给他们挖好的这个“巨坑”。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宋蒙联手灭金以后，宋理宗赵昀就膨胀到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悍然下令发动“收复三京之役”、率先动手捅了蒙古人的屁股。
这下可把蒙古人气得暴跳如雷——话说从来只有蒙古人欺负别人，什么时候挨过欺负？再者，此时的蒙古即便有灭宋的想法，也没有短期内实施的计划，毕竟蒙军的主力正在拔都的带领下刚开始“长子西征”。而且此前宋蒙还是盟友关系，双方使节往来不断，关系一向和睦。
于是蒙古人的报复很快到来——分荆襄和川蜀两路大举攻宋。这场蒙古第一次伐宋之役历时6年，因窝阔台病逝、蒙古人又跑回老家争夺汗位而结束。期间蒙军连陷南宋数十城，一度还攻陷了成都，襄阳也因为守将投降而被蒙古人不战而得。不过由于缺乏战争准备、战线拉得太长（从江淮到甘肃全线开战）、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和路线等因素，再加上南宋有孟珙等名将守御有方，所以蒙古人最后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
从蒙古人陷城之后只顾劫掠杀戮、从不留兵驻守即可看出他们并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连襄阳这样的战略要地都拱手相让。不过孟珙在收复襄阳之后，却被这样的战略要地轻易为蒙古所得而感到十分震惊和焦虑，立刻向朝廷上书要求加强对襄阳的防御，认为哪怕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襄樊：
“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迁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孟珙的建议得到了宋廷的支持，准许孟珙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补充襄阳兵力。在孟珙的全力经营下，襄阳逐渐恢复了元气，并成为后来抵抗蒙古侵略最为坚固的堡垒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在蒙哥组织的二次攻宋之战中，宁可实施战略大迂回、绕道川蜀攻灭大理，也不愿意直面有如铜墙铁壁的荆襄防线。这场战役从南宋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一直打到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古人才撤兵跑回老家去抢汗位。而在这场历时7年的惨烈战争中，蒙古人只是在宝佑五年（公元1257年）由大将塔察儿率10万铁骑试探性的攻打了一次襄阳，结果被堵在樊城狂攻7日而毫无寸进，于是便悄咪咪的撤兵改道了。
所以哪怕宋蒙之间已经轰轰烈烈的开打30多年后，号称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却始终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战事，平静得像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战起：作为一场宋人间的“内战”，襄阳之战的结局其实在战前就已经注定了。
蒙哥攻宋时，忽必烈就是主力干将。等他回到老家击败阿里不哥夺得汗位之后，便立即将再度攻宋提上日程，不过面对如何攻宋和不至于重蹈前两次半途而废的覆辙就成了个让忽必烈头疼的问题。
这时有一个南宋降将站出来给了他一个明晰而又有效的答案。
此人名叫刘整，原是南宋名将孟珙麾下的一员猛将，曾在宋蒙联合灭金的战役中，率12骁勇趁夜夺取信阳城并生擒守将，被孟珙惊为天人，以为堪比五代头号猛将李存孝18骑拔洛阳。
不过刘整是京兆樊川（今陕西西安）人，属于“北人”，所以受到了普遍出身南方的军中同僚的排斥和猜忌。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刘整遭到吕文德和俞兴的联手诬告迫害，在申冤无门的情况下被迫降元并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
刘整长期在荆襄地区作战，对于襄阳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他上书忽必烈，坚决反对迂回川蜀的作战方案。刘整认为，襄阳是南宋千里江防的软肋，只要将其拿下，长江中游重镇鄂州就失去了屏障。而一旦夺取鄂州，则长江将被截成两段，南宋再无天险可守，大可一战灭之。所以刘整建议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
“蒙古南京宣慰使刘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襄阳吾故物，由弃勿戍，使宋得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
忽必烈从善如流，于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遣阿术为主帅，刘整为都元帅，以史天泽、忽剌出筹划经略，出兵大举进攻襄樊。而深悉襄阳虚实又手握实权的刘整得以在此战中全面贯彻了他的战术主张，那就是一改蒙古大军侵略如火的作战风格，不求速战速决，宁愿采用最笨的办法步步为营、筑堡掘壕，断绝襄阳的交通与外援，将其死死的围困起来。
于是襄阳之战就演变成了一场南宋与南宋降将之间的“内战”。
为了将襄阳“装进”蒙军的铁壁合围，刘整分别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首先在襄阳东部外围的白河口、鹿门山一线逐层筑堡，以隔绝宋军的主要援襄方向；其次令史天泽沿万山一线修筑长围，阻截来自西北方向的南宋援军；同时在虎头山、岘山一线筑堡，并修一字城作为诸堡的依托，以封死襄阳南线；在西面，在汉江江岸再筑新城，同时襄阳两头的汉江江面上设置障碍，阻绝水上交通，将襄阳彻底变成一座死城。
于是刘整成了当时整个天下最大的包工头，在襄阳周边大兴土木，而且这一干就是将近6年。
而南宋方面，随着高层认识到襄阳作为抗蒙战略枢纽的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入其中，使得襄阳成为了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军事重镇。同时，以吕文德、吕文焕为首的吕氏军事集团也随着崛起，成为守卫襄阳最主要的力量。
吕文德堪称一代名将，30余年间转战江淮、荆襄、川蜀等各路战线，多次取得对蒙作战的骄人战绩，受到了宋廷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不但建节两镇，还爵封国公。
不过吕文德的私德却颇有遭人诟病之处，除了大肆提携私人以外，他还媚上（贾似道）而欺下，逼反了刘整。而且吕文德晚年老糊涂，中了刘整的计策——允许蒙军在樊城附近开设榷场，使得其轻而易举的修筑了一大堆堡垒，断绝了襄阳的粮道。
而当蒙军在白河口、鹿门山一带筑垒时，守将吕文焕察觉到刘整有困死襄阳的企图并向吕文德示警时，后者却不以为然，反而斥责吕文焕大惊小怪：
“汝妄言邀功。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坚守。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
结果事实证明吕文焕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吕文德欲亡羊补牢却已为时晚矣，襄阳的命运已经注定不可更改。
经过：一个“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
围点打援是在古今战争中常见的一种战术，即通过围困某个“敌之必救”的战略要点并以此为诱饵，吸引外围敌军救援，以达到歼灭援敌的目的。围点打援虽然看似寻常实则很“高级”，对于攻击方的兵力部署、临战指挥和战场控制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否则很可能陷入围不住（守军）、打不过（援兵）的尴尬而又危险的境地。
事实上蒙军采取铁壁合围+围点打援的办法对付襄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相比之前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攻城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面对襄阳这样的坚城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选择，要么拿人命填，要么就跟守军一起熬日子——等把城里的粮食熬没了，襄阳自然可以不战而下，蒙古人采取的其实就是这种战法。
不过宋人也不是傻子，城里粮食不够可以由城外的援军输送啊？所以蒙古人在襄阳周边大肆筑堡修城、封锁水陆交通与其说是防止城内的守军反击或突围，不如说是为了阻截援军、物资，甚至干脆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前边说过，襄阳守将吕文焕很早就看穿了蒙古人的小算盘，所以尽管他遭到了吕文德的训斥，但还是多次主动出击试图破坏蒙军的包围。可惜的是，如果说蒙古大军是当世最锋利的长矛，南宋军队也能称得上是那时世上最坚固的盾牌，可一旦脱离了城池的掩护，宋军的战斗力较之蒙军就差得太远了。所以吕文焕的努力统统失败，不得不龟缩城池固守待援。
于是襄阳之战的剧本不可避免的随着蒙古人的指挥棒运转，再无它途。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3月，南宋的第一支援军——在后世与文天祥、陆秀夫并称为宋末三杰的两淮都统制张世杰率领水陆大军抵达襄阳附近，并与蒙军围绕汉江大战了一场。不过此时刘整已在汉江上建立了完善的防御体系，并“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使得蒙古水军虽然谈不上如何精锐，但已不是纯粹的旱鸭子了。
所以张世杰虽然奋力作战，但却无法突破蒙军防线，再加上伤亡惨重只得退走。
不过张世杰的努力也没有白费——随后赶到的四川制置使夏贵趁张世杰吸引了蒙古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又有春汛江水暴涨的良机，使用战船将一部分粮草辎重用送进了襄阳。同年7月，夏贵再次率5万大军、3千艘战船驰援襄阳。然而这次没有人替他掩护，夏贵对蒙古人沿江修筑的堡垒一筹莫展，最后大败于虎尾洲，只能率残部撤退。
此后，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范文虎再次赴援，结果被轻易击败，所部损失惨重，范文虎仅以身免。此时襄阳已经被围3年，守军境况日益艰难，宋廷也发觉任由地方兵马像没头苍蝇一般各自为战、分头赴援除了给蒙古人送人头以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便启用名将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督师各路兵马援襄阳事。
这本应成为襄阳之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却被一个小人坏了事，此人便是范文虎。
范文虎生怕李庭芝的到来会侵夺自己的军权，便上书权相贾似道拼命捣乱：
“闻庭芝至，文虎遗书贾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芝），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咸淳六年》）
贾似道本来就看李庭芝不顺眼，范文虎得其支持后更是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使得李庭芝的所谓“督师”名存实亡，数次援襄均虎头蛇尾，被蒙军轻易击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到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5月，民军将领张顺、张贵募兵3000人、舟百艘再次赴援襄阳。此时围困襄阳的蒙军已多达近20万人，战舰密布江上，张顺、张贵明知必死仍率军死战，累计转战百余里、斩断铁索木桩数百处，直至杀到襄阳城下时已全军尽墨。张顺身中四枪六箭，张贵被创十余处，双双壮烈殉国。
这也是在襄阳被围6年中，守军等来的最后一支援军。
南宋朝廷再也派不出援军，于是蒙古人的围点打援也就失去了意义。再加上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的第二任大汗、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为了配合忽必烈攻宋，遣人将回回炮的制造技术传回，这下子襄阳城的高墙深池也不再成为蒙古人无法逾越的天堑。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蒙古发动总攻，一举攻克早已陷入弹尽粮绝危机的樊城。
樊城既失，襄阳再无所恃。加上忽必烈一改此前凡敢抵抗蒙军者必屠戮殆尽的传统，转而采取招降、劝降的政策，于是走投无路的襄阳守将吕文焕于当年2月宣布投降。
至此，历时近7年的襄阳之战告一段落。
总结：襄阳之战其实没改变过什么——南宋亡国没别的原因，就是打不过而已。
襄阳陷落后，南宋朝廷几乎再无抵抗之力，而忽必烈则趁胜追击，三路进军——以两淮和川蜀两路牵制宋军，在荆襄则由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率主力20万大军，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宋都临安。
仅仅3年后，蒙古大军合围临安，南宋谢太后与宋恭帝赵㬎率百官出城投降；又过了3年，南宋残军在崖山海战中全军覆没，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幼主赵昺蹈海而死，南宋至此亡国。
表面上看，这场发生在宋蒙间的生死大战中，襄阳之战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有襄阳在，南宋虽然还是只能守而不能攻，但在各条战线上都守得颇有章法，战绩也算可圈可点；而一旦襄阳失陷，则南宋立马兵败如山倒，再无还手之力，很快就落得了个亡国的下场。
其实襄阳之战的战略意义，很可能被高估了。
在襄阳之战、甚至在整个宋蒙战争中，南宋方面都犯过很多错误，比如战略误判，比如战术失误，比如用人不当等等。其实南宋出现这些错误并不足为奇，与北宋那种纯粹把自己作死的荒唐蠢行比起来尚属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事实上这样的错误蒙古人也没少犯，有时候甚至比南宋还离谱，可最终的结果为什么是元兴宋亡？
原因没有多复杂，其实就是三个字——打不过。
同样是发源于漠北高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与其先辈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等比起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对于土地更加贪婪，同时崛起之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完全不同。
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尔浑河）源召开库里勒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正式成为塞外霸主。
在此之前的游牧民族一旦崛起，其刀锋所指无不是气候温和、富庶繁华的中土，唯独蒙古人是个例外——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蒙古灭西辽，两年后又倾举族之兵西征花剌子模，一口气打到了伏尔加河流域，于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才东归，并于两年后灭西夏。
此后蒙古仍置中原于不顾，于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征服高丽，两年后灭东真国（位于今东北北部），这时才再次回过头来灭掉金国，而且未出全力，甚至是邀请了必将成为未来对手的南宋联手灭金。
因为蒙古此时的主要目标还在遥远的西方——在灭金的同时蒙军主力又发动了第二次西征。这次西征历时8年，几乎横扫亚欧大陆，刀锋直指维也纳，直接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而蒙古的第一次攻宋之战就发生在此期间。所以蒙古人攻宋攻得漫不经心，只以报复、劫掠为目的，一待宋军反攻就毫不犹豫的撤兵，像襄阳这样的战略重地也轻易放弃，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等到蒙哥攻宋时，确实有亡宋的想法。不过此时的蒙古主力仍然在西征——宝佑六年（公元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亡阿拔斯王朝，次年又占领大马士革，使得阿尤布王朝名存实亡。所以蒙哥以堂堂蒙古大汗之尊，也只能率区区4万人攻宋，后来又因为轻敌冒进意外死于钓鱼城下。
然而，即便是在蒙古人两次三心二意的攻宋战争中，南宋朝廷便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仍然无法避免屡屡战败、国土沦丧的结果。如果不是蒙古内部斗争不断、南宋并非主要的战略方向，弄不好在当时就有亡国之虞。
而等到忽必烈攻宋时，轰轰烈烈的蒙古西征已经落下帷幕。所以当蒙古得以抽调全部的力量、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来攻伐南宋时，后者已经注定了无法改变亡国的结局。
襄阳之战确实成了南宋亡国的开端，忽必烈把此地变成了一个血肉磨坊，把一路路赴援的宋军送进死地，也把南宋朝廷熬得油尽灯枯。但如果忽必烈把攻击的主要目标放在别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所以就算襄阳守住了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就像蒙古人始终无法攻克的钓鱼城，甚至于避而不敢战的海龙屯，都无法逆转宋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