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资治通鉴》［783］| 司马炎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

【资治通鉴白话文】

晋文帝司马昭的丧事，臣民都都依照变通办法，服丧三日。葬礼结束，司马炎也脱下丧服，但仍戴白色孝帽，不吃肉类，只吃蔬菜，悲哀痛苦，骨瘦如柴，跟守丧的情形一样。

秋季，八月，司马炎打算去崇阳陵祭悼，群臣上奏称，秋暑还没有平息，恐怕皇帝悲哀伤感会损害健康。晋武帝说：“朕能够瞻仰先人陵墓，身体、精神自然就会好。”又下诏说：“汉文帝不使天下的臣民都为他而悲哀，这也达到帝王谦逊的最高点了。现在我要拜见陵墓，不穿丧服，于心不安！但也仅我一人穿着，文武百官则仍保持原状。”

尚书令裴秀上奏说：“陛下既已脱下丧服，而又再穿，在礼法上没有依据。而且，君王穿丧服，臣属不穿丧服，群臣怎敢安心！”司马炎下诏说：“朕应忧虑的是心里有没有真正怀念哀悼，不应忧虑穿不穿丧服！诸位一片殷勤的好意，朕不忍再违背了。”于是同意不穿丧服。

中军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为天子也要身穿孝服，这是礼制。如今皇帝至孝，虽然除去了丧服，仍实行丧礼。如果能借此机会恢复先王的法规，难道不是很好吗？”

傅玄说：“把穿丧服的时间从以月计改为以日计，已经有几百年了，一旦要恢复古制，是很难行得通的。”

羊祜说：“不能使天下人都遵从礼法，暂且使皇帝再穿孝服，不是还好些吗？”

傅玄说：“皇帝不脱丧服而天下脱丧服，这就是只有父子之亲，没有君臣之义。”羊祜于是不再提让天下恢复古制的话。

八月二十二日，文武百官奏请晋帝司马炎，脱下白色孝帽，恢复正常进餐。

司马炎下诏说：“每当感念先灵，而朕不能完成穿丧服之礼，就为此沉痛，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做只会激起朕的痛切之心，不能够缓解朕的沉痛。朕本生于儒者之家，礼法传习已久，何至于一时之间便对自己的父亲改了这种感情！听从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你们可以对照孔子回答宰我的话反省自己，不要再多说了。”于是以素食素服度过三年。

【解读】

司马炎提及孔子回答宰我的话，《论语》原文如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这段文字翻译过来的意思：

宰我问孔子说：“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这个期限也太长了。君子三年中不司礼仪，礼仪一定会遭废弃；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也一定会失传。陈谷子已经吃完，新谷子也已登场，用于打火的燧木又经过了一个轮回，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吧。”

孔子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白米饭，穿那花缎衣，你心里能安吗?”

宰我说：“安。”

孔子说：“你安，你就那样干吧。君子在守孝期间，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所以才不这样干。现在你既然心安，就照那样干好了。”

宰我退了出来。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儿女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是天下统一的守孝期限。宰予不是也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怀抱的爱护吗?”

司马光曰：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丧三年，这是先王礼经所规定，百世不可改变。汉文帝以已意为师，不守成规，改变古制，败坏礼法，断绝父子之间的恩德，毁坏君臣之间的情义，使后世的帝王不能真诚专一于哀悼先人的感情，而群臣谄媚、阿谀，没有人肯加以改正。到了晋武帝，唯独以自己的天性加以纠正并实行，可称是非凡的贤君。而裴秀、傅玄之徒，是见识鄙陋的平庸之臣，习惯于常规，拘守行之已久的习俗，不能顺从君王的美德，可惜啊！

【解读】

有人认为，“ 三年之丧”的居丧制度是孔子首创的，从上面引用的《论语》的对话来看，其实在孔子之前，三年之丧已经是“ 天下之通丧”。不过， 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和宣扬，不断的升级， 从而自汉朝以后，形成中国古代社会一整套的标准化、系统化的宗法制度乃至国家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中间有个反复，就是汉文帝驾崩的时候留有遗诏：摒弃古礼，以日代年，服丧三日即可。

汉文帝留下这一政治惯例已经延续了好长时间，司马昭死的时候，也是如此办理丧事：“文帝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然而，司马炎丧服虽然脱了，举止行事却依旧遵循三年之丧的规制，“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这还不算，到了司马昭周年祭日，他还想穿孝服去谒陵。

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很少跳出来直接讲话，但凡涉及儒家基本理念时，他就忍不住“曰”一下。儒家有着忠孝一体的传统观念，对于皇帝来说，不涉及“忠君”的问题，但因此社会对其孝行就看得很重。所以，仅仅因为司马炎在三年之丧一件事的表现，司马光便感动得不得了，赞扬他是“不世之贤君”。司马炎是不是“不世之贤君”，评价的标准不应该只是这一条吧？

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种道德观念会被强调，跟当时的社会现实一定是紧密相关的。

从司马炎行为来看，他守丧尽孝是动真格的，对于父亲司马昭去世，他“以疏素终三年”，后来，他的母亲王元姬去世，司马炎又同样坚持了三年。

除了自己以身作则，他对社会上的孝行也大力弘扬。那个“卧冰求鲤”的王祥，一直被作样板做高官，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李密、诸葛靓都因为孝的理由，成功地回避了政治难题。

也就说，司马炎采取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正面看，孝行本身是一种善行，导人向善，可以算是社会价值观的最根本任务之一，“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治理天下的基点。对司马炎的所作所为应该像司马光一样给他点赞。

但是，有个问题：相比起其他王朝，晋朝特别强调“孝”，但对于“忠”，却很少提及，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司马家在公开场合直接杀死曹魏皇帝曹髦（虽然是手下人干的，但和自己动手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司马家一直包庇元凶贾充）。杀皇帝，你可以用阴招暗杀，但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干的，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这样导致司马家自己做皇帝之后，如果大力提倡“忠君”，真还说不出口。

要想消弭弑君的原罪，司马炎就必须用其他的价值观来掩盖它。因此，孝行被司马炎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孝当然是一种美德，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个度，如果过了，那么肯定会有副作用。晋朝从司马炎开始过分拔高的“孝”，造成了社会一大问题，那就是世家门阀势力的崛起。在此后的中国三百年的大动荡中，士大夫群体中只有孝子，不见忠臣；家族的荣光，重于国家的兴亡。这一切都与司马炎的助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