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听书，是来自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女士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是一个既有才干又十分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我们将会从她身上学到让自己更值钱的财富思维。
锦江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花园式酒店，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淮海中路和茂名南路上，占地三万多平米。自1935年开业以来，锦江饭店接待过100多个国家的元首，还有世界各地的名人。
这家饭店大有来头，它的创始人董竹君，则是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女性商业领导者。
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她去世的那年是在二十世纪末，一共活了九十八岁，几乎横跨了整个二十世纪，所以她的自传叫做《我的一个世纪》。
我把董竹君的这一生大致分为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董竹君13岁那年开始。她被家人卖去青楼抵债，不过是卖艺不卖身。
第二个阶段，从她遇上自己后来的丈夫夏之时开始。董竹君跟夏之时私奔去了日本，在日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为一代知识女性。
第三个阶段，从董竹君学成归国开始。在这个时期，董竹君和夏之时的婚姻出现了重大的矛盾，最后董竹君决定和夏之时协议离婚。
第四个阶段，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创业。她白手起家，创办了著名的锦江饭店——当时还叫锦江川菜馆。
第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董竹君为新中国做贡献，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董竹君的一生做出了好几次关键性的选择，正是这些选择，决定了她的人生一直在增值。而且董竹君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都很好地运用到了经济学的思维。
第一次选择：
从青楼卖唱女到日本留学生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在她十二岁那年，父亲生了重病，家人向“长三堂子”的老板借了300块大洋，条件是让董竹君在那儿卖唱三年。
所谓“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又叫书寓。董竹君在这里，主要负责唱歌，顺带陪客人聊天。
三年卖唱期限要到了，但书寓的老板根本不打算放董竹君走。因为董竹君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老板当然希望她能留下来继续招揽生意。
董竹君心里清楚，自己肯定不是老板的对手，说不定以后就很难从这里出去了。她只能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那就是找一个靠谱的结婚对象，然后名正言顺地带自己出去。
夏之时和董竹君
当时在这些场所里，偶尔会有革命党人到这里来聚会、谈论政治，夏之时就是其中之一。
夏之时是“辛亥革命”中的大英雄，在日本留过学，二十四岁就担任了四川省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董竹君和夏之时彼此有好感，夏之时也动了想把董竹君娶回家的心思。
书寓的老板趁机要3000块大洋的赎身费，才肯放董竹君走，夏之时爽快地答应，但是董竹君却拒绝了。
她跟夏之时说，你不用替我赎身，怎么逃出去，我自己会想办法。但是，我不要你的钱，你得承诺我三个条件。
第一，我坚决不能给你做小老婆；第二，到了日本之后，你得让我去读书；第三，等学成归国，我们要共同经营家庭，到时候你主外，我主内。
董竹君明白，夫妻之间只有人格平等，才有幸福可言。如果她让夏之时出钱替自己赎身，她跟夏之时的关系就永远不会平等。
怎么逃出去呢？董竹君再一次运用了成本收益分析。
当时书寓的老板知道董竹君要逃走，已经把她关起来了。董竹君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买通看守，然后瞄准一次机会逃了出去。所有积蓄全都放弃了——这是她付出的成本。留下这些钱，书寓老板至少不会拼命地追自己了——这是她获得的收益。
董竹君跟夏之时直奔日本而去。
这就是董竹君人生中的第一个关键选择：从青楼里逃出来，让夏之时带自己去日本求学。
董竹君在做决定时下意识地用最小的成本瞄准了最大收益的选项，那个时候她才十五岁，已经展现出了独到的眼光和惊人的判断力。
第二次选择：
在经济独立和协议离婚之间寻找最优解
董竹君在十五岁时的一个关键决定，让她的生活由此展开了正向的良性循环。但慢慢地，董竹君和夏之时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董竹君善于社交，所以夏之时不放心，才导致了两人之间产生摩擦。实际上是夏之时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夏之时老家在四川，四川军阀很多，整天搞派系斗争。夏之时难免就卷了进去，然后被解除了军权。下台之后，心态一落千丈，成天就靠吸鸦片、打麻将混日子，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对董竹君发火，甚至是打骂。
这个时候的夏之时，已经跟不上董竹君的脚步，而且成为董竹君的一个负担。
面对这样的丈夫，董竹君实在是不堪重负。
正常人在这个时候大多会做出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立刻就跟夏之时离婚，带着孩子们离家出走；第二个选择，顾及到孩子太多，照顾不过来，继续将就着过下去。
这两条路董竹君都没有选，她又一次用到了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一个更为稳妥和折中的选择。
她先是找夏之时谈离婚，说打算要去上海创业，进而跟丈夫谈了一个条件：先分居五年，大家签个协议，如果这五年里，我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你的事业也恢复了，那我们后面再说要不要继续一起生活。
衡量成本和收益后，董竹君以退为进，这五年是给自己的一个缓冲期。
一方面，夏之时每个月会给子女支付抚养费，董竹君带着几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如果这五年董竹君实现经济独立，那她的主动权也就更大。
分居之后，董竹君集资4000多元，在上海创办群益纱管厂，规模大约在100多人左右。刚开始的几年，工厂办得相当不错。但不巧的是，淞沪会战开始了，工厂在炮火中被炸成了废墟。
这个时候，五年的期限也到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董竹君是有能力办好工厂的，只是赶上了打仗，凭借董竹君这些年积累的经验，随时都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但夏之时看不到这一点。夏之时来上海赴约，给董竹君泼了盆冷水，他说：你看，我说你在上海混不下去吧，你也别折腾了，还是跟我回去吧！
董竹君没答应，两人就此正式离婚。董竹君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夏之时需要承担一部分抚养费；第二，一旦她发生意外，希望夏之时念及情分，把四个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
就这么两个条件，董竹君净身出户了。
在那个年代，女性主动提离婚，而且还净身出户，这是很罕见的，一时间，董竹君成了很多人的偶像。
其中有一个叫李嵩高的人，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商人，他听说董竹君的故事，特别敬佩董竹君的勇气。李嵩高去上海出差，特意登门拜访董竹君，当场资助两千块大洋，支持她继续创业。董竹君拿到这笔资金，迅速地开了一家川菜馆，叫做“锦江小餐”，这就是锦江饭店的前身。
第三次选择：
广结善缘，黑白通吃
在筹备川菜馆期间，董竹君早年在日本学到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店里的川菜经过她的改良；设计了饭店的店徽；装修结合中、日、欧三种不同风格。
川菜馆挂牌营业之后，生意非常红火。
当时，上海滩青帮、洪帮的大佬级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这里的常客，南京和上海的军政要员也会经常光顾这里。
董竹君除了要管理饭店的各种事务，她还要应对上海滩的各种势力，既有黑道，又有白道，一不小心就会站错队、得罪人。
董竹君是怎么选的呢？她还是衡量成本和收益。
三四十年代，时局还是很不稳定，在乱世中谋生、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安全。基于安全的考虑，董竹君几乎从不站队，而是小心谨慎地处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
杜月笙几乎每天都要去锦江川菜馆吃饭，但每次过去要排队等位等很久。
有一次，杜月笙发火了，对服务员说，“生意这么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一下呢？你去告诉老板娘，如果需要房子，我可以叫房东想办法。”
董竹君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完成了对“锦江川菜馆”的升级。
因为杜月笙一发话，房东赶紧腾出了几间空屋子租给董竹君，法租界工部局也破天荒地，给董竹君签发了特许营业执照。
后来董竹君专门摆了两桌酒席，宴请杜月笙和他的家人朋友们，以此表示感谢。
在外人看来，董竹君和黑帮的关系很不错，实际上，董竹君是很有分寸的：第一，她注重有来有往，不欠人情；第二，她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从来不依附于任何人。
董竹君
董竹君一辈子结识的朋友三教九流，但从来没有因为站队出过问题。
抗战时期，锦江饭店更是成为了国共双方、以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联络和开会的重要据点。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传播抗日救国思想。董竹君早在日本时，就对郭沫若久仰大名，十分钦佩。于是直接承包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建国之后，董竹君把个人资产都捐献给了国家，也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在做决定，这让她在之后受到了很少的政治冲击，渡过了相对比较安宁的晚年。
董竹君的这本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先为你解读到这里。
董竹君传奇一生中的三个关键选择，帮助董竹君完成了几次身份的跨越：从一个青楼歌女到督军夫人，再到女企业家，最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董竹君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都很好地运用到了经济学当中的成本收益分析。
董竹君作为著名的女企业家，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质值得我们今天的女性学习，那就是赚钱能力。
每天进步一点点，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