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的社会学意义(作 者:郭松民)

     

蒋勋老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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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武汉方舱医院刚刚开始收治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时,网上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有些想象力丰富的人,甚至联想到了“难民营”、甚至“集中营”。

但这几天,随着方舱医院的患者一批又一批地治愈出院,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令人感到温暖的消息。

首先是户外已经绝迹的广场舞,在方舱医院恢复了。这令广场舞爱好者对这块“全国唯一可以公开跳广场舞的特区”大感艳羡;

接着,人们发现,和舱外焦虑不安,甚至有点戒备森严的气氛相比,方舱医院内部反而轻松宁静,自由活泼。跳舞之余,读书的读书,准备考研的准备考研;

这两天,患者和医护人员居然联合演起了小品《打倒新冠病毒》。有艺术天分的“戏精”患者扮演拟人化的“新冠病毒”,黑衣黑帽,猖獗一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终于在医护人员和患者联合打击下被擒获。

多么美好,但久违的集体生活场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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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愈出院的女患者在接受采访时一脸留恋地说:“很好,我都不想走了。”

毫无疑问,让她感到留恋的,当然不是新冠病毒在体内肆虐时的痛苦,而是方舱内那种美好的、可遇不可求的、新型的人际关系。方舱医院内的氛围,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征:医患关系变得轻松、友善。这一点从医护人员和患者合演小品、一起跳广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整体气氛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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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投入运营以来,武汉每天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数量不断下降,证明其在抗疫方面是相当有效的。但是,方舱医院无疑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甚至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所在,其社会学意义也不容忽视。由于抗击疫情的特殊需要,方舱内部实行的原则和“舱外世界”迥异,正是这些原则决定了方舱内部的气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在访问了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有医生感慨,感觉二十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他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对的是,方舱内部的医患关系的确不同于舱外的医患关系;

不对的是,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至少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也就是医疗改革全面铺开以前的,而不是“二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九十年代末,那时的医患关系甚至比今天还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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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是公益性的,这是决定舱内医患关系的基础性原因。从病人的角度看,由于不再担心医生会利用自己的疾病赚钱,所以对医生的信任感大大增强,医患之间的相互猜疑消失了;同时,病人还会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尽量自己克服困难,努力不给医护人员“添麻烦”。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看,病人的信任、尊重与友好,使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所以会更加友善、耐心地对待病人。

由此,医患关系进入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这个小小的实验证明,严厉打击并不是医患矛盾的答案,公益性才是医患矛盾的答案。这个实验也证明,医患矛盾仅仅是现象,本质是资本把医生和患者都当成了自身增殖的工具。而一旦医生和患者双双摆脱被资本奴役的状态,医患关系就回到其最初的起点:帮助与被帮助,拯救与被拯救。

此外,方舱医院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主义。这里没有特需病房,也没有高干病房,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的床位,吃一样的伙食,食品、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分配原则,则是按需分配,身份、财富的差距,在方舱内部被暂时弭平了。概括来说,尽管完全是无心插柳,但方舱医院形成了几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试验区”,相对于舱外高度竞争的、沙化的市场社会,这些“试验区”默默地提示我们,另一个世界是可能。人们现在希望的是,有关方面不仅要关注方舱医院抗击疫情的效果,也要关注方舱医院实验的社会学效果,后者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也许能够提供更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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