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年伊始，《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期间我陆续收到过一些读者的私信。
他们本着求真精神问我“精神病院里真是这样吗？”“病院里男女不分开住吗？” “电休克真的能治好抑郁症吗？”或是向我求证书里的各种细枝末节。
说来赧然，我常看着这些问题发懵：“他们是在问我吗？”“我有写过关于这些的事情吗？”“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呢？”——我就像一个拾人唾涕的抄袭者，一不小心失了忆以后，连自己抄的是什么，抄的是谁的都忘了。
其实也可以理解吧（自我狡辩），一方面，阒然回首，距2018年入院，迄今已过去整两年；另一方面，我早就摆脱了大病初愈之时过度激昂亢奋的状态，在长时间调理和休整后，终于从“自己无所不能”的妄想中跌落下来，谦卑恭谨地承认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平头老百姓。
因此，我根本不敢回头去看这本书，就像长大的人不敢去翻自己初中时候的矫情日记一样。我曾在搬家收拾物什的时候翻到过年少时的日记，里面充斥着少年时代特有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哀伤，当时的我，为寂地、七堇年的文字共感沦陷得一塌糊涂，敏感之心被一本《被窝是青春的坟墓》抚慰得不知所措，只能哗哗地流眼泪。
更让人不堪回首的是，里面记载了很多少女情愫，有关暗恋的确幸和苦闷，就连傍晚回家与所谓“初恋记忆”的他一起走出了校园大门这点屁事，都写了整整两页，懵懂和无知在其间放肆跃动。看着稚嫩的文字，尴尬的表达，恶心的我当即拿起打火机，付之一炬。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过去的那段人生，总会为完成的还不够好而捶胸顿足。哪怕现在为了病情，不断致力于转换认知，一遍遍提醒自己：接受自己，接受每一个自己，接受每一种自己，幼稚的，冲动的，冷酷的，激烈的，失智的，还有无助的，绝望的，懦弱的，卑鄙的，虚伪的，包括现在的，和过去的，每一点或好或坏的，都接受，囫囵吞枣，不辨善恶地统统接受。
可是难。
依然一想到过往所言所想所为，还是拒绝到狂摇脑袋。
对这本书的情绪也是一样。不客气地说，现在的我自己看到自己书的封面，想到书的名字，都禁不住地脸红。一想到有那么些读者捧着这一大堆洋洋洒洒的，无知无畏的粗浅叙事，就抓心挠肝地浑身起鸡皮疙瘩。
所以隔三岔五的，就会对那些花钱买下这本书的人感到抱歉。之前出于好奇心和一点点自我满足的虚荣感，常在网上搜对《我抗》的评价来看。心存着一丝侥幸，虽然已不记得具体内容的细节，但总觉得自己也没写得那么糟糕。
可能善良是人们的天性。大家的鼓舞、赞誉，都让我备感荣幸。但随着阅读人群越来越广，我顿觉那些“文笔好烂”“哗众取宠”“无脑小言”的负面评论可能也所言非虚。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就此懊恼。因为当时是以写日记的形式记录所有事实，配着真实的照片，无法捏造，无法润色，无法大张旗鼓地想象和描绘。
当时的自己完全没想到自己有这个幸运，可以把这些没有营养的全纪实整理出版，因此也没有感受到所谓读者的存在，现在看来，书的文字文笔的确落了散漫轻佻之嫌。
有时，我会后悔。如果当初对内容更谨小慎微，字字斟酌，可能呈现的阅读效果会大有不同，可能是文字工作者可笑的自尊心，我很难完全承认自己的文笔真的差到一无是处。
但再仔细琢磨，当时下笔，是因为那记载的是一段真实的岁月，是一段经历的白描，蕴藏的感情总是瞬间爆发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是感情的创作者，只是一个记录者罢了。
以前写文章，讲究用词华丽，因此极尽润饰之能事，或磅礴或婉约，成语堆砌，词藻花哨，总要写出“自己读了不少书”的样子，写后读来还洋洋得意。当时的老师看了评价说，不够自然，略显刻意。
当时还不服气，觉得老师欣赏功力有限。现在想来，是太注重形式而情意未到。
所以，我劝慰自己，可能正是因为《我抗》的纪录规避了“二次加工”，摒弃了过多的修饰累赘，才能让情感迸发出最大的力量。
每思及此，就觉得命运给了我，给了这本书最好的安排。《我抗》像我偶然之际，在路边寻得的小花朵，是因缘际遇的奇妙演化，它纵使平凡，不名贵，却总是蕴含着一段时光凝结的光彩，因此在人生的广阔草地里，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昂扬姿态。
所以，还是甘愿低下头来，诚挚地感谢每一位读者的厚爱。感谢着我这些粗鄙的文字有此幸运，能和你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