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打算毁约，主要原因有三个：
1，与金国交涉云州和平、滦、营三州无果
2，席卷六州五十二县的方腊起义
3，部分臣僚的反对
早在徽宗第一次派遣马政出使金国时，太宰郑居中就表示强烈反对，在朝堂上公然责难蔡京，被蔡京以“上意已决，岂可沮乎？（1）”挡了回去。
随着宋金使团来往频繁到最终结盟，越来越多的宋朝官员站出来反对夹攻辽国，就连最初积极谋划收复幽云的蔡京，态度也变得消极起来，后来更是发展到反对出兵北上攻辽。
广安军布衣安尧臣上书，洋洋洒洒数千言反对出兵，他认为幽云之地，契丹必争，现在舍弃交往已经一百余年的契丹，而与强悍的女真人结盟，将来辽国灭亡，宋朝将有唇亡齿寒之忧。（2）
宇文虚中认为宋朝舍契丹而结女真，将有纳侮自焚之祸，“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蕃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3）
宇文虚中是两宋交替之际的名臣，南宋时期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金国历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后全家被杀害，此事在宋朝和金国的记载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后面的章节还会屡次提到此人。
王庶预见到联金灭辽的危害：国家与辽人百年之好，今坐视其败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无乃基女直（真）之祸乎？（4）
金国南侵后，王庶成为坚定的主战派，节制陕西六路军马，可惜一直被地方实力派将领曲端压制，甚至险些被曲端杀害，后来又因支持岳飞北伐和反对绍兴和议而遭秦桧打压，空有报国之心，却始终无用武之地。
宋昭上奏表示，灭一弱寇而与强敌为邻，恐非中国之福，日后女真败盟，必为中国大患。（5）
赵遹则认为宋朝如果全力支援辽国抗金，将有再造契丹之恩，契丹将来要么以归还幽云，要么以减少岁币来报答，届时都将对宋朝极为有利。（6）
客观来说，赵遹的想法太过一厢情愿，按照“澶渊之盟”后辽国的一贯表现来看（详情请参阅前文），辽国未必会对宋朝的帮助感恩戴德。
任谅也认为应当扶持辽国残余势力抗金，与辽国为邻，远比与金国为邻有利。（7）
蔡京心腹范致虚指出，边隙一开，必有意外之患。（8）
金军包围东京时，陕西宣抚使范致虚率领兵马前来解围，走到邓州时被金军铁骑冲散，他苦心组建的僧兵和行者兵未能发挥任何作用，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此外，名将种师道和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等人也陆续上书反对夹攻辽国。
面对反对声音，徽宗下令“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9）”，但随着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徽宗出现了动摇，与金国交涉无果和方腊起义之后，徽宗产生了撕毁盟约的想法。
徽宗令登州官员将跟随马政、马扩父子前来的金国使者留在登州两个多月，直到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五月，金使一行才抵达东京。
徽宗不愿接见金使，只令国子司业权邦彦负责接待，不久，徽宗下诏：“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返，难以复如前议，谕其使者令归。（10）”
权邦彦大惊，急忙求见皇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劝说徽宗收回成命。
夹攻辽国之事陷入两难境地，徽宗难以决断，打算等镇压方腊的童贯班师回朝后再行商议。
金使在开封滞留了三个多月，既没有见到徽宗，也没有等到童贯回朝，于八月告辞回国，徽宗不打算再派使者，请金使将国书带回，呈交阿骨打。
国书曰：“远勤专使，荐示华缄，具承契好之修，深悉疆封之谕。维夙惇于大信，已备载于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11）”
阿骨打对宋朝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做法十分失望和不屑，决定单独向辽国发起攻击，于宣和四年一月攻克辽国中京。
天祚帝去向不明之际，辽国燕京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引用资料：
（1）《三朝北盟汇编》·卷一
（2）《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七
（3）《宋史》·卷三七一
（4）《宋史》·卷三七二
（5）《上徽宗论女真决先败盟》
（6）《上徽宗乞抚存北虏》
（7）《宋史》·卷三五六
（8）《宋史》·卷三六二
（9）《三朝北盟汇编》·卷八
（10）《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
（11）《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