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秋天，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如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内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从而形成推翻满清政府的有利时机。对于战争,革命派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看法。
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浙学会会员王嘉袆、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人在东京聚会,他们认为革命不应仅仅停留在宣传鼓动阶段,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回国组织武装起义工作。他们计划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全国扩展。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发动留在东京的浙江志士,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蒋观云、周树人等,加入革命组织。
浙学会最初在杭州成立,鼓吹反清革命,骨干和大多数成员都出身于求是书院。成立后不久,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于是改名“哲学会”作为掩护,继续进行工作。在东京,这些会员仍然密切来往,并且通过《浙江潮》,积极宣传他们的宗旨。由于许寿裳的介绍,鲁迅也参加了浙学会。
会议如期召开，暗杀成了第一主题。大会决定派遣陶成章和魏兰分别往浙江、安徽联络会党；龚宝铨往上海组织暗杀；沈瓞民往湖南,与华兴会的黄兴建立联系。会后,鲁迅也突然接到充当刺客的任务，然而鲁迅却犹豫不决，对组织说，“我可以立即动身的。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何替我照料呢?”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在群情激昂的场面，鲁迅的说辞显然勉强、无力、不和谐，谁都能看出这是一堆苍白无力的遁词，鲁迅真实的内心想法令人费解。于是,组织上回复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这一事件在鲁迅的心中无疑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擦痕,一种不被理解和不能辩解的屈辱肯定也在啃啮着他。在革命神圣化的历史背景下，鲁迅的这个说辞真的提不上台面——这种借口太卑微了。
但鲁迅的这个婉拒执行革命任务的借口是否确实如他所说呢？众多鲁迅传记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回避就是为鲁迅的行为进行辩护。代表性的譬如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这也是蛮有反讽色彩的，作者试图将鲁迅从神坛拉回人间，可在这个细节上却又不自觉的将鲁迅拥上了神坛——在述及这个事件时，竭力为鲁迅辩护说，革命暗杀活动是一种狂热的冒险行为，鲁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国民性的探索方面,寄希望于民族的根本性改造,但是,武装推翻清政府,仍然是他渴待的目标。在他看来,武装暴动是群体性的行动,因此必须唤起民众。如果没有国民的普遍觉悟作为基础,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充作失败的试验。恰恰相反,龚宝铨等人提出要开展军事行动,必先狙击几个重要的满清大臣,以便造成一种有利于革命的声势。周树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依靠暗杀来声援。思想过于深远,往往显得抽象空洞,不易为群众所了解;而权宜的做法,由于同具体的事实相联系,反而变得易于把握”。“眼看这些同志返回祖国,偕将更多一批年轻有为的志士闯入死地,周树人心里十分焦苦。这时,他的耳畔仿佛有炸弹的嘶鸣,眼前则是倒毙的尸体和纷飞的血肉……他没有说话。真理和辩论,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解释无疑维护和升华了鲁迅革命者的高大形象，拔高了年仅22岁的鲁迅婉拒革命暗杀任务的思想成熟度和道义高度，其高亢程度与鲁迅的苍白说辞形成鲜明对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以为还是鲁迅的那个多少显得有些自私和世俗的理由更合乎人性和社会实际，鲁迅幼年父亲就因痨病而长期卧床，接着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而入狱，作为长房长孙长子，小小的年纪就要代行父责，生活在家庭义务乃至家族义务的阴影下，因而说穿了，就是作为家庭长子所承担的家庭义务阻碍了鲁迅在承担革命任务时采取激进的革命行为，他更愿采取理性和实际的方式参与革命活动，而不是极端的“献身”行为。
这一点不光鲁迅如此，巴金一向批评的大哥李尧枚——也就是《家》中觉新的生活原型——也是如此。巴金一直公开批评他的大哥思想保守，向世俗妥协，然而他完全没有考虑作为旧家庭支柱的长子所承担的沉重的家庭义务，甚至巴金到法国活动的旅费和生活费也是由他大哥一手提供的。而当他的弟妹们终于生活自立以后，巴金的大哥也终于自杀了——解脱了。
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例，家庭五兄弟除他之外，其余四个弟弟先后投身革命，其中他的二弟沙文求在大革命过程中给他写信，也批评哥哥的思想落后。然而考虑到沙孟海作为家庭长子，在父亲去世后肩负的养家糊口、供奉弟弟们就学的沉重负担，其保守的政治姿态也便容易理解了。
人们以往在描述革命史时往往把革命和政治信仰捆绑在一起，这样革命的神圣性固然获得了彰显，然而革命者投身革命的直接的世俗功利性因素却被有意无意遮蔽了。当革命远离了人间的烟火气，革命的真实的人性色彩其实也被降低了。另外，作为常识，每一位革命者在踏上革命旅途的时候，除了激情，更多的还有世俗现实的考量因素，然而后世他们却以“神话”的方式被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