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大礼议之争

何晓畅：在前面我们讲到，朱厚熜坐囚车从湖广安陆州前往北京，那么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朱厚熜和杨廷和一党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求礼部用太子的礼仪来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也就说武宗的原话是让自己嗣皇帝位，而不是让我来当太子的。这样自己就不是皇太子的身份，而是以皇上的弟弟的身份即位称帝。自然一切事宜就不该以皇太子的礼节来办，于是双方互不妥协，几番争执过后，太后和大臣们还是妥协了，最后由皇太后命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他还颁布诏书说自己是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不承认自己的皇太子身份。大臣们拟定的绍治年号他也不用，之所以不选群臣们普遍看好的“绍治”

朱厚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绍治”暗含歧义，“治”既可以理解为对弘治皇帝事业的继承;又可以理解为对弘治皇帝本人血脉的继承。朱厚熜刻意回避“绍治”这个年号，其继统不继嗣的用心极为明显，日后血雨腥风的大礼议之争早在朱厚熜选择年号的这一刻便已初现端倪。

解说：嘉靖皇帝即位后，便开始命令礼部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上封号，此时的兴献王已经去世一年，对于这样的要求，明朝的大臣们感觉到手足无措。

何晓畅：面对皇帝的命令，礼部尚书毛澄感到非常为难，便向首辅杨廷和请示，杨廷和想了想，搬出来西汉定陶王的例子供毛澄参考。原来西汉成帝没有儿子，去世前立自己的侄子定陶王为皇储，他死后，定陶王即位，就是历史上的汉哀帝。礼部根据杨廷和这一建议，便上奏皇帝，应该是小宗承继大宗，应该尊奉正统，参照古代的事例，应该尊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嘉靖的亲生父亲兴王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样一来，嘉靖皇帝就要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称侄皇帝。嘉靖听到这个奏书，瞬间爆炸，呵斥道，按你们的说法亲生父母也可以随便更换吗？杨廷和和毛澄依然坚持己见，不管不顾皇帝的愤怒。嘉靖皇帝看到大臣们软硬不吃，便采取怀柔措施，他派太监找到毛澄，告诉毛澄自己想给自己父亲上个封号有那么难吗，面对皇帝的示弱态度，毛澄态度也开始软化，承诺将来等到嘉靖皇帝生了儿子之后，可以让次子去继承兴献王王位，奉祀原宗庙。但在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不敢让步。正在君臣僵持时，一位名叫张骢的南京刑部主事和一位名叫桂萼的南京刑部主事主动迎合上意，上疏驳斥杨廷和和毛澄，他们认为嘉靖皇帝和定陶王有所不同，嘉靖皇帝是按照皇明祖训即位的，又不是孝宗的后代，继皇统而不是继皇嗣，所以嘉靖尊朱佑杬为皇考合情合理，而且还应该在北京为父亲立庙祭祀，这一提议一出，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个张骢，是浙江永嘉人，很多史学家说张璁这个人是投机分子，但我倒不这么认为。张璁前面考了7次进士没有考上，正德去世那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他第8次参加考试，结果正德来不及殿试就驾崩了。这下赶上嘉靖皇帝首次殿试，张璁终于考上了进士。这一年张璁47岁，真是皇恩浩荡啊，所以说张骢当然是一个双面性格的人，这也正好迎合了嘉靖皇帝此时的心理需求。

解说：正当以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和以张骢为首的议礼派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嘉靖皇帝决定将自己的母亲蒋妃迎接到北京享福。但是当蒋妃在半路上听到要自己的儿子认别人做亲生父母的时候，蒋妃不干了。

何晓畅：朱厚熜即位成为嘉靖皇帝第三天，就发布谕旨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意思就是嘉靖皇帝要把母亲接到北京享福，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朱厚熜此时已经是天子，母亲蒋氏仍然是藩王之妃。如此身份之下的母子相见，蒋氏势必要行君臣礼。这实在是非常难堪的事情，不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也有悖于孝道。蒋氏进京，应该按照什么级别迎接，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正德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嘉靖皇帝命礼部研究制定奉迎蒋氏的仪式规格。杨廷和一党的礼部尚书毛澄回奏了一个方案：

字幕同期声：宜豫遣文武大臣各一员于通州境外奉迎。至日，母妃由崇文门入东安门。上具黑翼善冠黑犀带素袍，于东华门迎候。文武百官各具青素服于会同馆前东西序立，候母妃舆过，退。次早，上御西角门，百官致辞行庆贺礼。若至期在山陵事毕之后，上具翼善冠服，百官具锦绣服照前迎候。次日，上御奉天门，百官致词庆贺。

何晓畅：这个方案中最关键的一句是“由崇文门入东安门”，很明显这是王妃进紫禁城的礼仪。这种安排，嘉靖皇帝当然不能同意。于是，皇帝命令礼部重新研究方案。过了不久，礼部搞出所谓的新方案，

字幕同期声：“欲由正阳左门进大明、承天、端门、午门之东王门入宫。”

何晓畅：从正阳门进去算是让步，但走左门而不是正门，进去之后走的也是“王门”，即诸王出入之门，这个方案其实还是王妃之礼。嘉靖皇帝对新方案依然不满，命礼部会同其他部门再议。礼部尚书毛澄是杨廷和的人，也是顽固的“礼制派”，后来又建议蒋氏从“朝阳门进东安门”，这和第一次方案“由崇文门入东安门”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王妃之礼。杨廷和等人就是欺负嘉靖皇帝刚到北京，对首都地理不清楚，想糊弄他罢了。

但是年仅十五岁的嘉靖皇帝并不糊涂，很快便识破了礼部的用意。嘉靖皇帝看到和朝臣无法达成一致，干脆甩开礼部，自己制定了母亲的进城路线图：

字幕同期声：“定从正阳门由中道行入，朝庙；其宫眷进朝阳、东华等门“。

何晓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嘉靖皇帝不仅要蒋氏以皇太后身份由正阳门经过御道入宫，而且还要朝谒太庙，这实在是令朝臣难以接受。不过君命难违，众臣也是无计可施。同时，嘉靖皇帝命令礼部“饰驾仪奉迎圣母”。礼部请求使用王妃凤轿仪仗迎接蒋氏，最后礼部还是失败了，最终迎接蒋氏“用母后驾仪”。嘉靖君臣因蒋氏进城礼制问题而争执不休的时候，蒋氏一行已经到了通州。蒋氏也是刚烈性格，她听说杨廷和等人要儿子朱厚熜认张太后为圣母皇太后，叫自己这个亲妈为“皇叔母”的时候，已经怒不可遏，她愤然地说：“安得以我子谓他人母乎？”意思就是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认别人做母亲，而且她对于已故丈夫兴献王的称号问题，蒋氏也是很在意，她对迎接官员说：“尔曹已极宠荣，献王尊称胡犹未定？”因为这些事情，蒋氏干脆滞留通州，不进北京城。我们知道，从朱厚熜与母亲分别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嘉靖皇帝一贯孝顺，当她知道自己生母如此委屈，干脆就去找张太后大闹，当时的记载是皇帝“涕泪不止，启慈寿皇太后，愿避位奉母归”。嘉靖皇帝的意思是若不解决父母待遇问题，自己也退位回家了。面对皇帝母子如此坚决，杨廷和等人也只好让步，很快与张太后达成一致，以太后名义发布懿旨：加称嘉靖皇帝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王妃蒋氏为兴献后，但都不加“皇”字，虽然没有把父母的称号加上“皇”字，但是毕竟赢得了“帝、后”的称谓，嘉靖皇帝对垒杨廷和，胜了第一局！

解说：对于胜得一局的嘉靖皇帝来讲，这一局远远还不能满足他对权力的需求，那么接下来他又要做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晓畅大讲堂》文史版《大明嘉靖王朝》第7集《另眼看大礼仪之争》。

何晓畅：嘉靖三年的四月，嘉靖追尊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后来又采用张骢和桂萼的建议，去掉了“本生”二字。这个提议一宣布，就引发了朝臣的抗拒，二百多名大臣在杨廷和之子杨慎的带领下，跪在左顺门前力争，这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杨慎，杨慎是个大才子，当时还考中了状元，按一般人的想法，首辅的儿子当了状元，那肯定是首辅动用了关系，但是当时并没有哪一个人站出来说是杨廷和在中间做鬼，这就说明了杨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大家都知道三国里面有一首词，叫做临江仙，词是这样写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有这么一个才子带头闹事，大家肯定都是响应，那么这么一闹，就彻底激怒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命令锦衣卫将闹事的大臣下狱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九月，尊孝宗为皇伯考，献皇帝为皇考。这一事件对嘉靖朝政治影响颇大。在这场历时3年半的斗争中，嘉靖皇帝过得很是艰难，但也体会到了皇权的无上权威，在与大臣们的斗争中掌握了技巧。嘉靖皇帝十七年（1538年）九月，嘉靖皇帝追尊老爹兴献帝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正德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结束。为了让他爹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他把朱棣的庙号由明太宗改为明成祖，为何要改成祖？因为太庙只能供奉9位先帝，祖可以永享太庙，但是宗不可以。刚才说了，嘉靖皇帝是大明第11位皇帝，除了建文帝被四叔朱棣除名没有进太庙，此时太庙里正好已摆满了9个。嘉靖皇帝的父亲要进太庙，按照礼法，应该把与现任皇帝嘉靖皇帝关系最远的宗移出太庙，这次就轮到明太宗朱棣了，但嘉靖皇帝这个人再胆大也不敢移出发起“靖难之役”的朱棣，于是就把朱棣的庙号由明太宗改成明成祖，最后移出了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嘉靖皇帝这个人就是这样任性，要知道，皇帝可以追封自己的父亲和祖辈为皇帝，但一般也就是名义上认一下，象嘉靖皇帝这么较真，给没有当过半天皇帝的老爹按上“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这么高规格的21字帝号，之前是没有的事，还配享太庙。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没等得及当皇帝就死了，在儿子朱允炆登基后，只是简单地追认其为孝康皇帝，就4个字。当过皇帝就当过，没有当过就是没有当过，别人意思一下的事情到嘉靖皇帝这儿就离谱地认真了，这得罪了先祖明仁宗不说，更是让文官所不齿，文官瞧不起这个看似聪明的傻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掩耳盗铃、借尸还魂的事情是让文官极其鄙视的，发自内心的鄙视的。“大礼仪事件”是明朝中后期的君臣关系恶化的开端。明朝君臣关系从朱元璋建立大明开始就血雨腥风，定都南京后，凡是朱元璋认为有危险或潜在危险的人，证据莫须有，陆陆续续，分批分次，统统杀光，决不手软。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恒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屠杀了十数万人，功臣宿将几乎被杀殆尽。朱元璋这种杀戮本质上是兔死狗烹，是为巩固初生的明朝做出的过激反应。朱家的朝廷对大臣是很不好的，对为朱家服务的官僚也差，官员的待遇很低，连县令的薪水都养不活自己一家人。而朱家对皇子皇孙却是慷慨大方，亲王俸禄年过万担（相当于内阁首辅30倍的薪水），此外还有王庄，平时经常有赏赐，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明末明光宗朱常洛的弟弟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富可敌国，据说被李自成活活煮了。在明朝当臣子，幸福指数实在不高。明成祖朱棣对大臣也是刻薄寡恩，据说灭了建文帝旧臣方孝儒十族共计800多口，骇人听闻。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嘉靖皇帝虽然把认亲爹的事终于料理清楚了，但嘉靖皇帝的的确确输了。嘉靖皇帝毕竟年轻气盛，在这件事上，他已经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

嘉靖皇帝在大礼仪之争这事上，除了外藩身份和年幼处于劣势，在情理法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可以说情在嘉靖皇帝这、理在嘉靖皇帝这、法在嘉靖皇帝这。但嘉靖皇帝作为帝王，作为大明公司的ceo，在这件事上的处理上也有重大过错。在这件事上，他如愿了，证明了亲爹还是自己的亲爹，但嘉靖皇帝得罪了文官集团。这种得罪不是我们平常人之间的得罪，得罪了就不来往了，这种得罪是一种撕裂，具体说，就是君臣政事合作上的不合拍、职业操守认同上的分歧，导致皇帝威严明升暗降，政权运转难以协调。

解说：大礼仪之争导致了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以来培育的较为温和的君臣关系急剧恶化。这种恶化的结果导致嘉靖皇帝从内心上被孤立，那么嘉靖皇帝究竟有没有错呢？

何晓畅：我认为嘉靖皇帝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操之过急。面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老臣，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急于强行推进，而应当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杨廷和毕竟年事已高，嘉靖皇帝在遇到强大阻力后完全可以缓一缓。邓小平有句名言，意思是说，我们这代人的智慧有限，下一代人比我们聪明，留给下一代人解决。小平同志说这话时年龄很大了，嘉靖皇帝此时才17岁，当然没有小平同志的政治智慧，但此事的确完全可以等一等，以时间换空间，多说说寄希望于各位重臣的好话，多做联络沟通的工作。可以设想，往后推推，长期经营，培养嫡系，一朝天子一朝臣，届时推行可能还是会有阻力，但是代价肯定会小得多。

其二是把自己推向文官集团的对立面。杨廷和毕竟是内阁首辅、文官的领袖、前朝重臣，又是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恩人。杨廷和是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的旗帜，不管怎么说，对于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嘉靖皇帝的处理过于草率。任其返乡（实际上就是罢官），将其子杨慎发配云南，还不解恨，还将杨廷和贬为平民，嘉靖皇帝的这种做法相当不厚道，人家明明帮过你，对你有恩，你却恩将仇报，赶尽杀绝，以怨报德、何以报怨？这件事暴露出嘉靖皇帝的极端自私性，将小聪明、自私自利、恩将仇报、刻薄寡恩的形象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臣和世人面前。试想此事如果换做弘治皇帝朱祐樘，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嘉靖皇帝不是那个仁厚的弘治，也不是那个喜感的正德，他是严苛的嘉靖皇帝、自私自利的嘉靖皇帝、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

解说：正统的史学观点认为，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是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正德流向嘉靖皇帝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但何晓畅先生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牵强附会。

何晓畅：我认为大礼仪之争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在统治者内部发生的任性内斗，这场内斗给明朝中后期政治秩序造成恶劣影响，是明朝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靖皇帝作为皇帝对此应当负主要责任。嘉靖皇帝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后，再也不上朝了，不上朝是君臣关系极端恶化的表现。上朝是干什么呢？上朝有点像现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家大事拿到朝会上讨论决定。有人说，明亡亡于万历，实际上从嘉靖皇帝开始，就埋下了祸根，从君臣关系上说，明亡于嘉靖皇帝也不无道理。嘉靖皇帝进入暮年后，大臣都盼着他死，嘉靖皇帝斗累了，文官们更累。嘉靖皇帝死后，他儿子隆庆在位五年半，君臣还算和谐，但是万历十年后，君臣关系就好不起来了，万历打倒了自己的老师元辅张居正、抄了他的家，饿死了张居正的儿子；万历中后期的“国本之争”虽然没有发生大臣群死群伤的事件，但争论持续时间之长、对朝政影响之恶劣远超大礼仪之争，可以说君臣关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及至万历的孙子崇祯，君臣关系就不要说了，煤山上吊时只有一名太监陪同，文武官员跑去给李自成献媚去了，人心尽失，焉能不败？

晓畅说：权力可以让人不择手段，但是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嘉靖此举明面上是证明自己的爹是亲爹，但实际是争权，因为只有权力才能满足他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