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蝼蚁

作者：勿我

一

    父亲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一分钱，没有留下一句话。

    尽管他身患食道癌晚期和肝癌转移，但他在最后的一个月，除了吃饭时感到费力，担心呕吐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有人说他是不是一直忍着不说，但他的表情一直能做到忍着大家所熟知的癌症疼痛而不外现吗？如果身体疼痛到几乎没有能量的阶段，他还有多少能量拿来表演呢？我情愿相信，他就是在没有任何疼痛感觉的情况下告别了这个世界。

    我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淡。每次回老家，他不是在自家的田里忙活，就是在给别人帮工。倒是觉得母亲是必须在家的，要不然都不知道回老家干什么。那熟悉的饭菜、熟悉的关怀、熟悉的声音和背影，等等一切儿时的记忆，好像只有母亲能提供，父亲好像可有可无。

    那一年，我们老家搬了新房子，妻子的娘家亲戚去送礼，父亲在邻居家帮工，中午吃饭时他也没回来陪一下客人，而我也没有觉得他是一家之主而应该回来招待客人，感觉有母亲在家我们自己就可以搞定。当初设计新房子的时候，考虑到父亲有前列腺的毛病，耳朵也背，就把他的卧室直接安排在客厅后沿离厕所最近的那间小屋子。搬家时，大家都换上了席梦思床，唯独他的床还是老屋搬过来的单人木架子棕床，有一段时期床上还铺了厚厚的稻草，再后来因为坐骨神经痛，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大张木板垫在下面，就这样一直睡到他离世。

    印象中，父亲给予我的东西极为有限。他没教过我一点知识，没讲一句做人的道理，没传一份谋生的手艺。不仅如此，我唯一的一次挨打的经历，还是在我没有犯错的时候被他用鞭子打的。8岁时，我们的老屋刚从祖母家附近搬到河对面的半山坡上，平常我们没事时总是喜欢跑到祖母家去玩。那天，我剥好了一满篮子玉米，赶紧锁了大门就往对面祖母家跑。没想迎面碰到了赶着牛收工回来的父亲。他看到我，立马喝住了我：“你又往哪儿跑？”我说到祖母家去。“活干完了吗？”我说干完了。“干完了也给我回去！”我迟疑了一下，他马上鞭子就抽过来了。“我叫你跑！我叫你跑！”我转身就往回跑，他跟上来又朝我的腿上抽了几鞭子。我疼得撕心裂肺，一路嚎哭回家，从此对父亲隐约的不满一直持续到大约30年后。而我也终于弄明白父亲当时打我一场，竟是因为要在老屋种竹子，他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习俗，说是要想种成竹子，就必须有人哭。 

    在我生命成长的关键环节，父亲经常缺席。参加中考的时候，第一次进县城，是小爹陪我去的。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到十堰和省城武汉，是二爹送我在十堰上的火车。唯独那年刚上高一的时候，是他挑着被子和粮食送我上的学。那天路上还在七姑家吃了一顿中午饭，临走时七姑还打发了2元钱。我不记得父亲是否为他的小儿子考上县一中而骄傲，只记得他那让人难堪的、挥之不去的剃着光头的形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在我自己头发大把脱落的时候，总是归因于父亲的遗传。因为按照推算，父亲当年只有40岁，他如果头发完好，为什么一定要剃成光头呢？不过最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他在42岁时办的身份证，上面的头像头发还在，尽管不太浓密，倒是牙齿因为长期抽烟的缘故而已足够黑了。我猜测，父亲从40岁时就以光头的形象示人，原因大概是剃光头便于打理。因为他牙齿很少刷，衣服总是汗了又穿舍不得脱下来洗，一条毛巾既洗脸又洗澡还擦脚，这样的一个人，他会精心打理他的头发吗？

    父亲没有别的爱好，只有忙时抽烟，闲时听戏。但我很少给他买烟，一是因为我自己不抽烟，总是想不起来跟别人上烟，更想不起来给别人买烟，二是因为觉得抽烟有害，还是最好不抽烟的好。所以除了过年回家给父亲买过一些香烟、衣服和一两个收放机、戏碟，其他根本想不起来有啥孝敬他的。每次给家里的钱不多，都是让母亲收着，觉得父亲是不管家的，花钱是不需要他操心的，有需要花钱的地方找母亲要就是了。但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年夜饭上，当侄儿给他300元钱的时候，他怎么就一时没忍住，哭了一场。他说今年过的是什么年啊，往年一顿饭等不得，今年吃什么都没味儿，肚子饿却什么都不想吃！想来是母亲平时把钱管得很紧，父亲有点什么小九九也不好向母亲张嘴要，现在终于有了钱可以买自己想吃的东西了。春节后，他开始有些疯狂地买一些干饼果子吃，我们都劝他不要吃，本身胃都吃不下东西，不是越吃越伤胃吗？但他还是我行我素。春节返城的路上，开车经过祁家下边拐弯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父亲斜靠在公路里沿的柴垛子旁，晒着老阳，磕着瓜子。发现我发现他，他很尴尬的伸了伸身子，我想劝他不要吃免得伤胃，但随即止住了嘴巴。他一个大男人，吃个小嘴还要躲这么远，而且这是他不能吃饭时的唯一爱好啊！

    在这个大家里，父亲比谁都孤独。不仅是因为耳朵背，沟通困难；不讲卫生，母亲很早就与他分房；还因为他只生了两个儿子，没有谁能像女儿一样对待他。他与儿子的关系就是春节团圆饭时让他坐上席，平常说不到几句话，但一旦说起话来他比谁都固执。哥哥常年在外打工，为盖新房子他辞职在家大半年时间，但终于能在一起干件大事了，面临的却是为一点儿小事就吵得搁不下台。一个木制楼梯的角度，一个运送鸡粪的通道，一个洗菜池的方位，什么都得听父亲的，要不然他就撂挑子不干了。有几次把哥哥气得直抹眼泪，甚至有一次就对父亲动了手。我知道，向父亲动手肯定不合伦理，但就像哥哥经常调解别人打架时说的那样，是话赶话撵上了，是气头上发生的，不是真的在心里恨，拼谁狠。父亲说，从小到大他没有打过哥哥一次，但为什么哥哥会与父亲动手呢？可能是因为他看到过父亲打过母亲，与小爹为交公粮的事打过一架，与三姑因为稻田争水而动过锄把。我曾经问父亲，他印象中的他的祖父祖母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说别的，只给我讲当年曾祖父揪着曾祖母的头发往死里打的那一幕。而我也亲眼见到祖父因为祖母将玉米种子丢在了犁沟外，就毫不客气地给了祖母一鞭子。就这样，一代做给一代看，武力是解决矛盾的最便捷途径，只要观点不一致，搞急了，亲情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自从搬家住进了新房，父亲总想在室外建个烤火屋，但因为没合适的地方，也没有多余的钱建出什么花样，大家都反对，所以一直按兵不动。去年冬天，父亲乘母亲不在家的两天，终于在道场边的一处空地上，用废弃的木头、晒席、石棉瓦围成了一间棚子，上面还设有专门的排烟孔。太阳不大的时候，父亲总是及时地把露天烧着的柴火盆移进他心爱的棚子，尽管排烟不畅，他还是坚持在弥漫着黑烟的屋子一呆就是一天。母亲受不了烟熏火燎，也不值得再去生一盆炭火，就经常跑到河对面的雷家蹭火烤。过年回家，一大屋子人都要取暖，自然生起了餐厅烧柴火的烤火炉，很多时候还在客厅另生了一盆炭火。我到外面取柴火，发现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码好的木柴，足够这个家用上20年。我上楼顶隔热层去取炭，发现尚有一大堆炭，足足有两个立方。这都是父亲每年熬更守夜烧制的木炭，尽管不像银炭那么耐烧，但从今往后，就会越烧越少了，就像父亲亲手烤制的白酒越喝越少一样。我想，父亲之所以要建专门的烤火屋，可能是觉得木柴多得到处都是，而木炭他是真的烧不动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么一天，谁来为他的妻子儿女们提供温暖呢？

    二

    父亲的病起于秋收。挖红薯的时候，他顺带把地也挖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用力过猛，导致腰部扭伤，一动就钻心的疼。我学过半个医生，周末回老家给他按推、温敷，他半信半疑，但第三天就有所好转了。他乘我在家，要把红薯全部窖起来。我装满一篮子红薯，提到窖口，他半弯着腰，吃力的把红薯倒进窖里，又一点一点码好。改日他又要下地接着挖红薯，谁知刚挖几锄头，腰又开始疼了。我没在老家的时候，他在河道里采了紫苏，就着黄酒煮水喝，好像腰伤有所好转，但随之而来的是吃不下饭。就在那前后，他在一个来自河南的游医那儿新装了牙齿。到刘家湾看病，医生说他是紫苏吃多了伤了胃，开了治胃的药，但不见什么效果。我打电话问那个游医，上网反复查，说是刚装的牙齿确实会影响味觉，也就等他自己慢慢适应。就这样耗到了春节，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生平第一次看到父亲伤心抹泪。他这一哭，惹得哥哥跟着抹泪，母亲责怪父亲老小老小，伤了大家兴致。我不由得想到，过年大团圆时父亲的悲从中来，可能预示着他的生离死别，因为祖父生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幕就是如此。父亲越是吃不下饭，越是怀念以往能吃的时候，当他没有更多能量阻挡住对食物的想念但又吃不下的时候，他只有像小孩子一样哭泣。他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我带父亲去镇上找他最信任的王医生。多少年未见面，王医生头发白了一圈，脸上看起来有些浮肿，但给父亲开的药好像十分管用。隔一周，母亲打电话说父亲的病还是那样，干不了活，很多时候一个人走到岔河口一呆就是半天。我觉得父亲应该是在等我回去。周六一大早，我没打招呼就开车回去，准备再送他去看病，没曾想他早晨六点过一点就动身走路翻山去镇上了。我赶到镇上的时候，父亲刚刚开完药准备挂吊瓶。看到我来了，父亲一下子忍不住泪光一闪，但随即又与围坐在火炉边上的病友们，笑容满面的一个个的打招呼，还开一些不疼不痒的玩笑，一点都不像连自己眼泪都控制不住的病人。王医生说，老陈还是那么直杠，还是啥都不在乎，还是那么快活！那天返家的路上，我买了稍贵重的礼物，与父亲又一次一起来到七姑家吃午饭。想起当年第一次上高中时在七姑家吃饭的场景，冥冥中觉得这次是对多年前七姑家的还情，但还完之后，恐怕是父亲的归期了。

    吃过王医生两次药后，父亲的胃不疼了。那时节，母亲又花了一千多块钱把父亲的牙齿全换了，但他只有一顿饭感到有点香味，还是吃不下饭。我开始每个周末回老家，再给父亲按推时，赫然发现他原来瓷实的脊背已经没有多少肉，屁股已经凹陷进去，整个人已经瘦了30斤，关键是肚子上端有个硬块。我不敢多想，安慰父亲说那是他长期喜欢吃饱饭撑出来的毛病。听说白浪有个名中医善治胃病，一周只能挂一次号，但不管有多难，这可能是父亲能否回天的关键。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哥哥夜里2点起来排队顺利挂上了当天上午的号。医生号了脉，开了三副药，我们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送父亲回老家，又天天给母亲打电话问父亲每顿能吃多少饭。后来又开了三副药，但效果也就那样，吃不下，下肢水肿，还拉不出。清明节放假，我提前一天晚上回到老家，给父亲脊背和肚子搓姜粉泥，用电吹风吹热，三搓三吹，再用保鲜膜裹住，进行长时间温敷。又熬煮了有机姜参汤让父亲喝。第三天早上，父亲在我的催促下出去遛弯，但过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见回来。我出去找他，顺手带了登山杖，远远地看到他与徐保国一起慢慢地往回走。我紧跑两步，把登山杖递给他，他一把接过去杵上，却因用力过猛而差点摔了一跤。原来，他只走了300米不到，坐下休息后就差点站不起来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拐杖。

    我把父亲送进了城里的大医院，把他的希望最后寄托于西医。全身的检查，不出所料，肚子上端的硬块正是癌肿瘤的外现。但我们都不敢告诉父亲实情，骗他说是食道发炎导致吃饭受阻。母亲每天打电话过来询问病情，我敷衍她说是食道炎，又说检查结果没有出来，再后来实在挡不住，就说今晚没事就没事，让她放心在家，其实是在告诉他父亲的身体正在止不住地下滑。住院期间，趁着堂弟家小孩满月，请母亲一定要到城里来亲自把礼送上，就是为了让母亲到医院来看一眼父亲，我真的怕他们再也见不上面了。母亲看着躺在病床上一直闭着眼睛的父亲，就像看一个陌生人，看不出一点心里的波澜。许久，父亲才睁开眼睛，母亲大声的问道：“你强些了吗？”“强些了，今早上还吃了好些饭。”父亲悠悠的答道。其实父亲就吃了少半碗稀饭，一个小笼包。出了病房，母亲问我：“割不掉吗？”我说父亲身体这么差已经没有手术的机会了。我无法体会，一对相伴50多年的老夫妻，听到一方已经无药可救时心理的滋味。母亲在食道癌晚期的父亲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是为了在父亲面前隐瞒他的病情，还是早已做好了失去老伴的准备让我们做儿子的安心呢？

    住院安定下来后，每天打完针离晚饭的时间还早，我就推着轮椅带父亲到外面去转，让他看看四月初刚改造好的河道，在杂货市场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恋。但我不敢一次性地满足他的愿望。铁盒包装的小雪茄、春秋戴的黑色太阳帽、能够随身携带的播放机，为这三个小东西我们转了五个下午。隔两天，我问父亲还想买点啥东西，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慢慢的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带有计算器按键的电子表，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多少钱，要贵了就算了，村里人都有手机，要能带报时功能的最好，这样我算是圆满了。”父亲的那个计算器式电子表已经用了十几年，五块钱买的，干活时一般装在裤兜里，无意间摁一下就报时：“现在时刻……”时间久了搞得大家都挺烦，但父亲一点都不觉得。十几年了，电子表面上的皮革还在，曾经断裂的中缝被父亲鉔上了软铝皮，但我从来也没觉得像父亲这个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用它有什么不好。对于手机，平常父亲耳朵背，让他接电话他都不接。现在他要一个带报时功能的手机，说是别人都有，想必他因为没有自己的手机而带着这个文物式的电子表遭过别人多少次嘲笑，也想他在自己打工挣到钱后想买一个手机但又舍不得的内心挣扎。我花了150元给买了一个新老年机，办了一张每月29元的电信卡，父亲装好后打出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最后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母亲：“老奶奶，这是我的手机号，……后面我能下地干活了，你喊我回家吃饭时就给我打电话……” 

    三

    办好手机卡的当天下午，父亲就出院回老家了。消化内科说，最好转到肿瘤科继续治疗。询问了肿瘤科，说像父亲这样的情况只能做放疗扩一下食管，但至少需要三周以后才能见效。我判断父亲的体力可能只能维持10天，就果断放弃了。我在附近的大药房开了五副肠道和食茶，因为父亲除了吃不进拉不出下肢肿外，其他没有任何不适。出院前1个小时左右，小姑打电话说明天要与三姑一起来看父亲，我没有客气，说你们最好现在打的过来。他的亲姊妹，应该让他们最后见个面，否则过了今晚就不知会发生什么。父亲说，真没想到，这次生病这么多人来看他。住院时，哥哥、二爹、侄儿轮流过来陪他，小爹、六叔专门熬煮了稀饭、鸡汤和排骨汤带来，尽管大多数都被我给吃了。回家后，赵吉元、唐大国、徐保国、雷明清等这些父亲从小一起放过牛的邻居，二姨父、二舅母、郭吉兵、陈国华、雷明成等远近亲戚，陆陆续续过来看他，陪他走过最后的时光。

    嫂子和侄儿一起回的老家，负责专门照看父亲，他们要替哥哥尽最后的孝心。天晴的上午，我们扶父亲走到东南角的屋檐下坐着，那儿既能晒到最早的太阳，还能看到过往行人和他最熟悉的庄稼地。大多数时候，父亲紧闭双眼，一言不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没有那儿不舒服，问他在想什么，他说他什么都不想。新买的戏碟他也没兴趣听。新买的手机三天香，他说他最想念他远在河南的大姐，但也不想打电话过去。突然有一天，他瞅着河对面老屋旁的豌豆地，问道：“那是豌豆，还是草啊？花蓬蓬的。”“那是豌豆！不用你操心啊。”母亲说。但父亲根本不相信，说道：“等我病好了，我照样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又有一天，他想起他去年挖过的红薯地，那里被母亲已经种上了花生。“那儿鸡子多，不知道苗够不够，要种稠一点才好！”他嘱咐母亲。我们都在一旁怅怅然，没有吱声。

    快放五一节的前一天晚上，嫂子突然打电话来说父亲危险得很，刚喊了半天他头也不动一下。我立即装好换洗衣服到后院开车。下楼梯的时候，哥哥打电话来说父亲又清醒了，喂了半盒牛奶睡下了，叫我等第二天下午下班放假再回。我不放心，继续一个人开车连夜回家。我没有太担心父亲的状态，倒是更担心母亲、嫂子、侄儿们，怕他们夜里担惊受怕。回到家刚过10点，母亲们一边烤火一边等着我。母亲说中午父亲都在念叨我，说老二咋还不回来呢？是不是胃病又犯了啊？我无声无息、若无其事的来到父亲床前，一直昏睡的、耳背的父亲不知怎么就睁开了眼。他是在一直等着我吗？我想我必须告诉他一件事。我问父亲：“你知道你的儿子是干什么的吗？”父亲摇摇头。“你的儿子现在是校长了，…学校的校长！”我大声地说道。我怕我再不告诉父亲，就再也来不及了。我要让他充满自豪的走。

    我一直觉得，父亲躲不过这个五一节。但到了五月一日，父亲的饭量还是没有多少变化，血压也正常。我让嫂子和侄儿暂时回城里去，哥哥开超市每天忙到深夜不能正常吃饭，等五一节完后他们再回来换班。晚上10点左右，远在河南的大姑打电话过来，我把免提打开，让父亲接。但父亲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挂断电话后，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说话，父亲半天才细细地回应一句：“说不了了。”我突然有种不祥之感。大姑这个电话一打，父亲的亲人算是到齐了，但他如果从此没有了念想，可能生命的尽头就到了。但快12点的时候，父亲还主动要求喝了半瓶牛奶。我的悬着的心又放下，照常上楼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给父亲换尿不湿，发现秋衣已经尿湿了。我给他洗了脸，又添了热水给他擦洗身子，换上干净的尿不湿和秋衣。我给他量了血压，88--133，正常，只是脉搏57/分钟。休息了一会儿，问他想喝点什么，他闭着眼，摇摇头。我突然想起来，问道：“你认得我是谁吗？”他眼睛还是闭着，又摇摇头。我感到大事不妙，对着他大声说：“我是老二啊，你看我这头发，脸型，还有脾气，和你一模一样！”他睁开眼睛，好奇的打量我，眼神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可能是认出了我，他费了好大劲儿从被窝里伸出手，我赶忙俯下身握住，忍不住哭着命令道：“你等等，等老大回来你再走！”只一会儿的工夫，父亲清澈无比的眼睛就合上了，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父亲好像又睡着了，还发出隐约的鼾声。我从他脚头上撤下温敷毯，发现他此前浮肿的下肢已经瘪下去了，脚背上有明显的皱褶。从住院开始，我就让父亲日夜抱着温敷毯，用来防止食道癌和肝癌引起的疼痛，事实证明用这样的方法确实能止疼，即使是癌症晚期，也能使人做到无痛而终。但父亲最终没有等到哥哥回来。上午10点15左右，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热烈地射进来，照得父亲的房屋明亮而温暖，我与母亲在收拾父亲的衣服时，听到父亲喉咙里发出如同柴油发动机熄火发出的咯噔声，在耗完自己最后一点能量后，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父亲的离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生前，除了在他住院时我陪护了两个晚上，其他基本没有熬夜照看他。夜里他一直安静地睡着，只是偶尔口渴，但好像在第二天早上喂他也来得及，好像没有一直盯着他的必要。父亲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也是等上午的太阳照进房间大家都不用害怕的时候。而且正赶上五一节，许多在外打工的老乡们已经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家乡，有足够多的人来帮忙料理后事。究竟有多好命，才能做到无痛而终，并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日子平静地离去呢？究竟有多好命，才能遇到这样从来不给子女找麻烦的父亲呢？

    四

    父亲兄妹六个，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大弟弟也比父亲小14岁。不难想象，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是怎样的一个劳动力，协助祖父共同支撑这个大家庭的。当初，父母从大家分出来时，祖父只有48岁，但因为父亲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他们必须每年给祖父祖母提取公分钱，一直到土地分包到户。后来，两个叔叔一个当了民办教师，一个开了商店，还都当上了村干部，但仍然无法阻挡他们对外边世界的向往。祖父母去世后，他们携家带口常年在外打工，都是父亲替他们照看土地和房子，为他们守护着大后方。

    每年过年回家，我们都劝父亲不要在外承租那么多的土地，但他说：“吃饱了，不干活，干啥呢?”他说的意思，是不让自己农闲的时候太闲。但到农忙的时候咋办呢？他和母亲经常是累得直不起腰，有时连水都喝不下，我和哥哥只能抽空回家帮忙收割，即使有时收回的粮食连来回的车费都不够。但过了这一阵子，对比着曾经的劳累和收获，下一季他们又种上了。前年，周家沟的平地种的玉米遭了野猪，父亲在野猪下脚的山边搭了草棚，在那里盯守了差不多半个月。漆黑的夜晚，他一个人在那个无人居住的沟里，一个接一根地抽烟，带来的播放器已经没了电，有数的鞭炮也已经放完了，有的只是无边的寂静和虫鸣声。但他说：“我什么都不怕！世上哪有什么鬼？”但就算是没有鬼，那儿还有附近蠢蠢欲动的野猪和草丛中无声无息的蛇啊。好在后来他听了别人的建议，在玉米地周围牵了一圈类似电线的绳子，害怕触电的野猪就再也没有来光顾了。

    父亲走后，母亲退掉了所有外租的土地，甚至把自家多年的承包地转给了别人耕种。在帮母亲收割最后的油菜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去年在种油菜之前，为节省一亩多地的200元机械耕种费，他一个人硬是整整挖了七天。那之前，父亲的高血压不用吃药也平稳了，前列腺也好了大半，五一节他还从河道里挑沙回去硬化道场，得上50米的高坡，每挑都是100多斤，但坐骨神经疼的毛病也没有复发，身体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好了。但对那么大的一块地，自从使用牛耕以来，好像再也没有人这样一锄头一锄头的挖过，况且他已经是73岁的人了。大家都劝他不要那么蛮干，他说反正闲着没事，我又不打牌，干坐着还不如挖挖地。但到第四天放工回家的时候，路上碰到一直干不了活的徐保国，对他说：“背心疼的很啊，还真有点挖不动了，恐怕我这是最后一次挖地了。”就在过后不久，当他一边挖红薯一边挖地的时候，扭伤了腰，从此就再也干不了重活，动不了，吃不下饭，热能补充不足，基础体温下降，癌细胞开始疯狂生长。

    一段时期，父亲吃了药后胃不太疼了，身体好像又有了劲儿。他从老屋那里砍回了两根竹子，准备做个梯子，好上树去拆那个喜鹊窝。我那天正好在家，想到喜鹊是多么喜庆的生灵，拆了它的窝后喜事从哪儿来呢？但父亲却恨得牙痒痒，原因是喜鹊经常跑到我们的鸡窝里偷吃鸡蛋。我又想他真地做成了那么高的梯子，要是贼娃子来了上二楼偷东西不是有现成的工具了吗？我找来两根干透的竹子，用铁丝连接起来，在父亲痴痴地注视下，踉踉跄跄撑起来三下两下戳掉了喜鹊窝。父亲没有再做竹梯，缓两天，又把竹子拖到承包地边的挡水石坎上，准备做成篱笆，防止河对面的鸡过来吃庄稼。他把竹子截短劈成一片一片，还没顾得编起来，就殃殃地回家了。“狗日地犯八败！劲儿一会儿就没了！这是不让我干活了！”他气急败坏地对母亲抱怨。从此他再也没有力气下地了。

    我的祖父是个篾匠，又是个石匠，还敲得一手好锣鼓。但这手艺都没教给父亲。父亲不知从哪儿学会了木匠，盖老屋的时候，家里的桌椅板凳门窗都是他自己动手打造的。祖父去世前，把蔑刀传给了聪明的小爹，但小爹拿去摆弄没几天，就把蔑刀转给了我父亲。没多久，父亲就学会了编篮子、框子，再然后学会了编背篓。于是农闲的时候，他不是被别人请去做木工，就是请去做蔑活儿，但一般只是换工，如果说是有报酬的话，就是管吃饭。后来，村里的人都涌向城市，对木工和蔑活的需求越来越少，父亲看到那么多竹子可惜，又想挣几个钱补贴家用，就开始编背篓卖，但往往是一个背篓编几天，卖出去一个几年都用不坏，生意难以为继。村民们在外打工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盖房子，但父亲的那一套木工活已经被成型的机加工木材淘汰，他只有给人家抬抬石头砌坎子，时间长了好像又成了石匠。就是那个一手好锣鼓，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学会，但从小听戏长大的父亲，那天听了他小孙子在艺术节上的唱歌后，对我说：“我没有唱过，我要是唱戏的话照样唱得好！”父亲很少进城。他能干活的时候走不开，不能干活的时候进城则是上医院。身体好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休息一会儿。那一年，他因为前列腺住院手术，终于逮着机会去广场逛了一下午，听了半天的打火炮，我因为害怕他走失，找到后对他一阵咆哮，他悻悻地再也没单独出去了。而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带他出去走一圈，都是忙的时候只考虑自己，闲的时候往老家跑。直到这次生病，终于有机会再次进城，只是父亲只能杵着拐杖勉强在哥哥新开的超市站了一会儿，而后则是坐着轮椅逛了一下广场。我推着他去听那熟悉的打火炮，想起当年对他的咆哮和他对城市生活可能的留恋和向往，忍不住泪水肆流。但父亲好像从喜庆的唢呐声中听出了别样的意味，只听了一会儿就嚷着要走。那时已是阳历4月上旬，我们从广场上樱花长廊经过时，粉红的花朵耷拉下来，已经没有了青春的喧闹和欣欣向荣，但父亲却是一脸的恬淡舒适，忍不住赞叹道：“好美啊！要是我们家门前种上这样的一排就好了。”

    父亲是1948年生人，得益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学校教育，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文革开始时他正值18岁，血气方刚而未定，曾与大伙儿一起从偏僻的山村到省城串联，还曾想到北京串联见毛主席而未遂。建二汽的时候，他曾同雷光贵一起被征调到十堰白浪一带开山修路，雷光贵被山石砸坏了腿成了残疾人终身未娶，父亲因为祖母的病而幸运地提前回家。那时正值冬天，父亲搭便车赶到胡家营的时候，到郧县的机帆船早已开走，无奈之下他顺着汉江边一路追赶，到五峰时天已黑了。在没有手电筒和火把的情况下，他又连夜走了大约40里路，终于在小石沟渡口乘坐第二天早上的第一趟渡船过江。到家时，祖母的病已无大碍，父亲却浑身瘫软，倒在了祖母的怀里。多年以后，当祖母因食道癌而卧床不起的时候，是父亲每夜每夜的陪护在床，时不时给祖母喂一些滚烫的开水，又不断地更换尿湿的片子，直到最后。

    父亲走后，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翻出了1991年我上大学时大家凑份子的账本，5元，2元，总共64元，父亲工整的笔迹，详细记载着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对我家的点滴恩情。为筹集我上大学的费用，父亲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还向信用社贷款了200多元，每年不得不卖了年猪和粮食换钱。以至于有一年放寒假，我到舅爷家去玩儿回来时，舅奶奶硬是送了我们一块腊肉以备过年。把日子过得紧巴到如此地步，真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父亲到底有多难，得有多大的胸怀才能装下别人对我们家那么多的恩情。前年节后返城的时候，父亲乘着一些酒意，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能不能带他去拜访一下陈月仁，以感谢他当年在我上学时帮助提供的200多斤粮票之恩。我当时其实有陈月仁的电话，年前我们还曾在一起吃过饭，但我并没有爽快地答应父亲，撒谎说他现在搬到十堰哪儿都不知道。我不想让他这么早把所有人的人情债还上，因为我的小舅就是在还完所有的债务后出车祸去世了，那时他才36岁。这笔人情，父亲如果还得越晚，不就可以走得越晚吗？

    到底，父亲没能见上陈月仁一面，但还是来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在父亲的坟前，我们给他倒上了三杯他自己烤制的酒，点燃了一支香烟，默默地回忆他默默的一生。是否正是他的孤独、老实、可怜、无情、无趣，成就了他的执着、勇敢、担当、感恩、上进、无私？即使生如蝼蚁，但只要发挥了自己所有的能量，谁说他不能成为妻儿的依靠和家国的子民？如果能让后代如此怀念，谁说这不是无悔的人生？他不需要留下一分钱，不需要留下一句话。默默地、尽力地做自己，就是留给我们无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