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挥动镰刀割麦子的每一个细节，喜欢那刷刷如吃梨般清脆的声音，喜欢扬起镰刀时的酣畅淋漓，喜欢在麦海里乘风破浪的感觉，却对割麦的辛苦心有余悸，害怕自己被重新笼罩在麦收季节干燥而又炙热的氛围中。我知道自己始终是以庄稼人的眼光来看待收割麦子，而不是用诗人的浪漫和学者的知性，将收麦当作一种诗意的畅想与理性的思考，始终是个割麦子的参与者，只知道其中蕴含的辛劳与无奈，连农民那样对收获的渴望也不会有。我知道自己是个怯懦的人，从小就被麦季繁重的劳作吓怕了，永远只活在力不能支的当下，对我来说，麦天就是个梦魇，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仍不能逃离。麦海的荡漾，麦收的喜悦，鸟儿掠过麦田时的轻灵，月光照在麦子上的虚幻，女人们在麦田里的浪笑与尖叫，都很诗意，却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每一个真正参与过割麦的人。麦子是上天对庄稼人勤劳的赏赐，割麦则是对庄稼人的惩罚。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用在收割麦子上最合适，过程却是个炼狱，从那里走出来，不可能得到精神升华，只能让人实实在在地脱一层皮，像死过一回，过后，更加像个农民。第二年麦收季节，再做同样的事，再脱皮，再死一回，一生循环往复。
成熟的麦子是有气息的，带着浓烈刺鼻的味道。每年五六月相交之际，阳光一天比一天炙热，田野里，空气被成熟的麦子搅动得七零八落，四面滚动，却不再清新。天空晴朗，初夏的太阳暴晒着颗粒饱满的麦穗，先黄了麦芒，再一点点往下，最后连麦秆也黄了。太阳闪烁出金光，晒热了大地，风吹来，扬起细微的尘土，空气中的热流将麦子散发出的麦香味、微尘带来的土腥气和各种植物的气息裹在一起，先呛人的嗅觉，再呛人的思绪，最后呛人的神经，连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农也不再淡定，一趟趟往麦田里跑。揪一棵麦穗，在粗糙的手掌里搓，扔几颗麦粒到嘴里，嚼出麦的白浆，然后带去麦的信息。麦天逼近那几天，所有人都焦躁惶恐，鼻孔好像总瘙痒，嗓子好像总不舒服，张大了嘴，拉长了音调，打几个喷嚏之后，意识到麦子熟了，麦天来了，该磨快镰刀，收拾好叉把扫帚，鼓足勇气，去收割麦子了。
干热的东南风吹来，麦子默默摇晃，麦穗微微扭动，尖尖的麦芒不动声色，温情脉脉。大概只有在成熟时，麦子才会像哲人一样做思考状，返青、拔节、抽穗时的麦子绿油油，像个青葱快乐的青年，那么生机勃勃。即将成熟、阳光炙烤下的麦子，有时候会像挥汗劳作的男人一样叹息，有时候会像遇到高兴事的男人一样心情荡漾，从不会像同样在阳光下暴晒的女人一样尖叫。在女人心里，麦收永远是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她们娇弱的身体，本不能承受割麦之重。但麦收是农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事，需要女人参与其中。“麦黄秋黄，秀女下床”，不管是娇嫩的黄花闺女，还是刚过门的新媳妇，一到麦收，都要提起悸动的心，拿起镰刀走向麦田。一年又一年过去，从姑娘变成媳妇，再从媳妇变成婆娘，腰变粗了，皮肤变黑了，嗓子变嘶哑了，脸上的皱纹如同树皮的裂痕般一道道增加，再见到厚得割不动的麦子，不会尖叫，默默的，甩开臂膀，一镰镰割去。在望不到尽头的麦海里，被麦子散发出的热气蒸腾，被毒死人的阳光炙烤，汗水在脸上、背上、乳沟里流淌，收获麦子的同时，也将自己收获成一个泼辣皮实的乡下女人。
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写过一首《孤独的割麦女》，诗中孤独的苏格兰女人，割麦，捆麦，唱着忧伤的歌，诗人反复猜测，女人歌唱的内容。
她唱的是什么，可有谁说得清？
哀怨的曲调里也许在流传。
古老，不幸，悠久的事情，
还有长远以前的征战；
或者她唱得并不特殊，
只是今日的家常事故？
那些天然的丧忧、哀痛，
有过的，以后还会有的种种？
诗人太浪漫了。面对炎热的天气和干燥的麦子，没有去想割麦的劳累，而是去猜测些与麦子全然不相干的事。若钻进麦行，孤独地割上一天麦子就会知道，女人唱的只能是劳作的无奈。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峨冠博带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也曾在炎热的初夏，站在麦田看农人割麦。这位从小生长在黄土地上的朝廷命官，望着麦田里挥汗如雨的农人，写下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的这首《观刈麦》，重写实而不求诗意，实实在在写出了割麦人的辛苦。我想，年轻的白居易肯定没有过割麦的经历，如果他和农人一样，顶着当头烈日，钻进麦行，弯下腰，不间断地挥镰收割，一定会写得更加真实生动。
还读过现代诗人海子写麦子的诗，尤其喜欢这几句：
麦浪——
天堂的桌子
摆在田野上
一块麦地
收割季节
麦浪和月光
洗着快镰刀
农耕时代的劳作往往会使人产生美好的回忆，故乡，农人，耕牛，田野，沟垄，麦浪，老翁，村姑，看上去多么富有诗意，即使经历过苦难，许多年后回忆起来，也会变为一副美丽的图景。将苦难诗意化，可能是文人的通病，海子也一样。
自从面食成为东西方共同的食物，麦收季节来临时，尼罗河、伏尔加河、巴比伦和黄河两岸的农人，都要经过一个麦季。时间可能不同，心情感受应该没什么两样。麦天没有诗意，只有无休无止的劳作。若以战争为喻，平时，农人在田间劳作、播种、锄草、施肥、整地、灌溉都是阵地战，持久而且缓慢。收割麦子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肉搏战，虽没有血雨腥风，尸横遍野，惨烈紧张的程度一点也不差。金元时期农书《韩氏直说》中说：“收麦若救火……若稍迟慢，一值阴雨，即为灾伤，迁延过时，秋苗亦误锄治。”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说：“收获如盗贼之至。”元人王祯《农书》又将收麦比作龙口夺食。在我们那里，每当麦天来临，每个人都要使出最大能量，昼夜不停连续干一个月，想想看，谁能受得了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劳作。然而，农民就这样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干下来了。
每到收麦季，庄稼人都会用最好的食物为自己增加能量，攒足力气。蒸最白的馍，做最好的菜，以至小时候我错误地认为，麦天的饭，是一年当中最好的饭。北方人都是吃麦子长大，麦季，同样用麦子犒赏自己，然后用足够的勇气，去与麦子肉搏。人类从原始社会初期就这样对待野兽，到农耕文明时期，对待大自然的方式仍没有改变。
晋南是成熟的农耕区，小麦是主要农作物，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过割麦的经历，从童年到青年，从看大人收割到自己参与其中，都体验过挥舞镰刀时的酣畅淋漓，也都有过割不动时的无奈和过后的心悸。我曾见过俊俏的小媳妇因割不动麦子，钻在麦行里嘤嘤哭泣，也曾见过粗壮的汉子手捂着酸痛的腰，躺倒在麦地里赖着不起来。麦子，让人喜，又让人愁，世代农人就这样在吃麦子、收麦子的喜怒哀乐中，历尽酸甜苦辣，一辈辈走到今天。
七八年前的麦收季节，我与朋友来到了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来祭拜这位农耕文明的伟大记叙者。司马迁在世时，小麦还没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新月沃土”传到中原，至少还没有规模化种植，两河流域美味的面食也不曾被习惯粒食的中华民族品尝，大汉民族正以雄浑之气，拓展着蜿蜒曲折风沙弥漫的丝绸之路。当我站在山岗般的史马迁祠向四周眺望时，发现成熟的麦子已将这座小小的高埠包围，四面黄澄澄的麦田铺天盖地，遮蔽了人的视觉之后，又用麦天独有的气味突破了祠内浓郁的人文气息，突兀地抢入人的嗅觉，再占据人的大脑。那时候，我感觉司马迁不存在了，《史记》不存在了，天地之间，只有连片无垠的小麦。司马迁是吃五谷长大的，当时的关中，小麦刚刚开始种植，尚被视为“杂种”，司马迁并没有尝过小麦面食的筋道与清香，然而，中华文明在延续，稻、粟、黍、麦（燕麦或大麦）、稷之后，外来的小麦以绵长醇美的味道，在给中华民族增加了一种可口的食物之外，同时延续出另外一种辉煌。
参观司马迁祠一隅的农耕文化实物展，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农具，镰刀、碌碡、风车（又叫扇车）、木叉（又叫桑叉）、推叉、拥板，还有一种最具外来属性的工具——胡抡。这些农具，我都曾无数次地使用过，全是收获小麦的工具。自幼生活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关中平原，司马迁应该见过各种农具。他认识镰刀吗？使用过镰刀吗？知道碡碌、风车、木叉、推叉、拥板吗？可以肯定地说，他即便使过镰刀，也不是用来割小麦的，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小麦还没有广泛种植。
农耕社会中，百姓在土地上谋食必须使用农具。在西风东渐的时代，华夏民族手里的农具，随着小麦的到来，也改换了用途，而且一变就是两千多年。
用于农作物收割的工具，最早应该是石镰，接下来是青铜镰，最后才是钢铁锻造的镰。我还有幸看到过另一种镰。与司马迁祠隔河相望的山西省万荣县同样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万荣县博物馆，雄伟的飞云楼下，工作人员打开了库房，从保险柜里小心翼翼地为我捧出了他们的镇馆之宝，一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类型的蚌镰。我被原始人的智慧惊艳到了，感觉幽暗的仓库里顿时熠熠生辉，眼前似乎有一道光芒闪烁。那薄薄的蚌镰，似石若玉，刀口锋利，若非知道是蚌壳做成的，简直要当作艺术品。蚌镰一侧的圆孔告诉我，这是我们祖先使用过的农具，装上木柄即可收获庄稼。更令我惊讶的是，五千多年前人类使用的镰刀，竟与我年轻时在生产队使用的形状几乎相同。当年，原始人类用这样的工具收获庄稼，五千多年过后，我和我乡亲们也使用同样的工具收获庄稼，区别只在材质，进化了五千多年，我们只不过将镰刀的材质由蚌壳变为钢铁而已。
中国的农耕时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式微，至今仍余绪不绝。只是那时候官方仅承认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不说那个时代还属于农耕时代。其实，那个年代，庄稼人收获小麦，与进入铁器时代后两千多年使用的工具、收获的方法几乎相同。
在晋南这个小麦主产区，每年农历四月，麦天的气息渐浓时，庄稼人要像酝酿一场大战役般，开始准备各种农具。那是各种手艺人最繁忙的季节，木匠、铁匠、缠筛子的、油簸箕的，修叉的，钉掌的，都忙得不可开交。木匠要修用于夏收的大车、推叉、碌碡架、拥板、扇车和用于夏耕的耩子、犁、耧、耙、耱。我曾经为一位老木匠打下手，连续几年在麦收前修理农具，拉锯、凿卯、推刨子，往往一干就是近一个月，农具修理好了，麦天也就快开始了。铁匠应该是最忙的，师徒二人拉起风箱，呼达呼达烧红了火炉，夹出一块铁，抡起铁锤，叮当叮当一番猛砸，铁块变成了铁片，续上钢刃，淬火，打磨，一把镰刀就出来了。最后，用一只钢制小錾子，打上印记，镰刀上部会出现一个篆字标记，是陈氏镰刀还是刘记镰刀，一目了然。
这样制作的镰刀，同样与古人制作的几乎如出一辙。前几天，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每至各朝代农业实物部分，我都特意去寻找镰刀，没想到还真找到了。展柜幽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的镰刀是那么熟悉，与其他展品的精美、古朴相比，竟没有一点违和感。形状、大小，居然与我使用过的镰刀基本一样。看这把镰刀的年代与产地，是战国时代燕国，这么说应该产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21年之间，距现在最少也有2200多年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穿越到了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变为封建井田之上的佃农，在挥动镰刀收割。莫非两千多年间农民手里工具就没什么进步？展柜中，除了镰刀本身，还有制作镰刀的铁模。中国最早的铁器出现于春秋末或战国初，铁器时代初期古人制作镰刀，还延续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使用浇铸工艺。经过漫长的两千多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乡亲们使用的镰刀不过是熟铁锻造，用铁锤敲打出来的，这是唯一比战国时期的古人高明的地方。可能为了还原出一把完整的镰刀，这把燕国镰刀被专家装上了白茬木柄，直直的，长不过尺余。在王祯《农书》中，这样的镰刀，叫袴镰，刀头上带有装柄用的铁帽，我们那里叫袴（苦）子镰，一般用来割玉米秆或青草。战国时期，小麦还没有传到中国，这样的镰刀肯定不是割麦子的。但看到这样的镰刀柄，我还是想笑，笑给燕国镰刀装木柄的专家肯定没干过农活，更没使用过镰刀。不论是割草，还是收获农作物，使镰刀的都要弯下腰或蹲下身，右手握柄发力，尽量减少弯腰或下蹲幅度。若是直柄，刀口与手平行，弯腰或下蹲的幅度会很大，很难受。古人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镰刀，尽管是石镰、蚌镰、骨镰，却已用了两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这么笨。
晋南农人割麦子使用的镰刀把多是柳木的，质量较好的还有楸木，也有枣木和其它杂木，带着优美的弧线，形似如意柄，弧度却更大。握手的一端要比装镰刀的一端抬高多半尺，尽量减少使用时的弯腰幅度，且比其他部分粗，为抛光打磨后的矩形，正好适合手握。越往前越细，渐渐过渡为圆形，光滑平整，到顶端又变为方形，以便钉镰刀。这样的镰刀把，处处显示出工匠的精细，握上去很有手感，弯腰幅度小，省力。
钉镰也是手艺活，逢集日，钉镰的手艺人在大街上设摊，面前摆上铁砧、木钻和一盒铁钉，手里掂一把铁锤即可开张。需要钉镰的农家，先买好镰刀、镰把，来到专门钉镰的手艺人面前，谈好价钱，镰刀一会就钉好。然后拿回家，找一块磨刀石，无休无止地磨，直到开镰收割那一天，仍觉得不够锋利。
修理筛子、簸箕不需要赶集上会。每到麦天临近，巷里不时会有手艺人，骑一辆破自行车，上面带着桐油桶、竹条、麻丝，游走呼号，“缠筛子咯，油簸箕。”一干孩童会一溜风地将消息告诉忙碌的大人。准备农具之余，农家会抓紧时间将田里的活干完，棉花要锄草、玉米要施肥，麦天忙起来近一个月，到时候，累死累活，什么都顾不上。
对了，麦收之前，年轻媳妇们还不会忘记为自己买一顶新草帽，是用麦秆编织，再用硫磺熏白的那种。割麦时，在无遮无拦的麦田里，要迎着当头烈日劳作许多天，再白嫩的脸蛋也会晒黑，没有一顶草帽遮挡怎么可以。麦收前，镇上的集日人流如潮，女人们来这里，可不是图热闹，也不像平时那样为自己选件心仪的衣服，麦天不需要艳丽的衣裳，麦天的女人与男人一样要受麦子的折磨。割过麦子的人都知道，麦天要尽量将自己包裹严实，再热也要穿长袖衣服，扣好袖口，不然，是自己找罪受。
麦收前的集市只属于麦子，一切都与麦收有关，最红火的摊儿，是买与麦子有关的物件。麦前来集市，要买新衣裳会被人唾骂。
等这一切准备好，南风吹来了燥热，空气中带上了麦天的味道，要开镰收割了。
开镰收割那一天，一定是晴空朗朗，阳光炽烈，阴天开镰收割，虽然凉爽，却不明智。麦子放倒，若下了雨，容易出芽，反倒不如长在地里。宋人范成大诗：“麦头熟颗已如珠，小厄惟忧积雨余。丐我一晴天易耳，十分终惠莫乘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开镰收割时，麦子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庄稼人世世代代收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样紧张收麦，是与老天爷抢时间，我们那里叫龙口夺食。怎样去夺？古人对此早有定法。金元时期的农书《韩氏直说》中说：“四五月麦熟，带青收一半，候熟收一半；若过熟则抛费。”这句话庄稼人最容易理解，割了许多年麦子，都知道过熟的麦子，颗粒容易在收割中抛洒。生产队那会，讲究“七成搭镰，八成过半，九成割完”。每年开镰收割的麦子，麦穗黄了，麦秆还泛绿。阳光白白亮亮的，热风吹来，麦海涌起涟漪，一波一波漾动，带来麦子的青涩味，几分清新，几分燥热，所有人的思绪便与麦浪一样翻腾，有愉悦，跃跃欲试，也有畏惧，却没有退缩的余地。这是庄稼人的宿命，镰刀伸进麦行，一镰下去，长达一个月的麦天就开始了。
每年，站在即将成熟的麦子前，眼望无垠的麦田和摇曳的麦穗，我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尖尖的麦芒好像刺向灵魂，隐隐作痛，同时又让人感受到辛劳与收获是多么完美的一对伴侣，之前的所有劳作，耕耘、播种、锄草，施肥、浇水，是人与土地的恋爱。收获，则是人与大地修成正果的时候，付出的过程本应该是快乐的，但这个过程如果太漫长，就成了煎熬。从十五六岁开始割麦，到三十多岁最后一次挥镰，从集体化时期与许多人站在一起，热烈隆重地开镰收割，到与妻子两个人孤单冷清地将镰刀伸进麦行，每年割第一镰之前，我都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感，肃穆庄严，心怀畏惧。站在麦田前，久久凝望，望地，望天，再望被带到地头，踟蹰学步的女儿，好像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左右这一年收割是否顺利。
直到我们这里由粮乡变为果乡，麦天不再割麦，而是去苹果园里给蔬果套带，我仍然将开镰时的仪式感归结为农人对收获无与伦比的重视。有年麦天刚过，我在去天津的火车上，与一位军官坐在一起。这是位来自河北邢台的青年，面色黝黑，身体壮实，笔挺的军装穿在身上，表示军衔的金星熠熠生辉，带出几分威武，但我怎么看，也感觉他是个乡下孩子。问他这是去哪。他说：刚回家帮父母收完麦子，回部队。望着他憔悴黝黑的脸庞，我问他刚收完麦子累不累？他说：这十多天下来，比军训都累，可想想父母收麦时的辛苦，还是要回来。每年，都特意把休假放在麦天，回到老家，脱下军装，就是个农民了，要极尽所能，拼死拼活，帮父母把麦子收回去。
我被这位青年军官对父母的体贴感动，更被农家子弟对麦天的重视感动。
田地到农户后的前几年，每到麦天，我所在的小城，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萧条寂寥之城。所有的人都像嗅到了麦天的气息，被麦子催促着，不顾一切赶回老家。在城里打工的、做买卖的、寓居的、收破烂的，都要匆匆赶回去。收麦那些天，小城很宁静，平时隆隆作响的建筑工地停了工，收破烂的拨浪鼓，不再扑咚扑咚响，街巷里的叫卖声不再悠扬，集贸市场里所有的门店都关门歇业，连地处闹市中心的大型商场也门可罗雀，所有的人都在为麦子忙碌，没有人顾得上买东西。即使公职人员，也放下手头的事，回去收麦是最充分的理由。天大的事情，都等过了麦天再说。
学生也不能例外，产麦区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麦天的滋味，上了学，除寒、暑假之外，还有个特别的假期，叫麦假，一般15天到20天，如果麦收没结束，还会续假，连幼儿园也一样。每至放麦假那天，老师会给学生讲，要如何不怕苦不怕累，帮助大人抢收麦子，如何去捡麦穗，有的学校还会给学生下任务。麦假结束后，先要给学校交规定数量的麦子，还要写一篇关于麦收的作文。其实，所以要放这个假，一是因为老师也要回家收麦，二是家长忙着收麦，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这样的气氛，怎能让人在开镰收割时没有仪式感？农耕时代，麦子事关一年生计，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不敢不重视。古巴比伦历法中，有个播种月和收割月，每年这两个月来临，国王要率群臣向天祭祀，祈求丰收。中国的帝王们好像只重视结果，不在乎过程。唐朝皇宫中有座钹（割）麦殿，每到麦收季节，皇帝要高坐其中，看臣工在后苑开镰割麦。宋代以后，皇宫中的钹麦殿没有了，却有了神仓。至清代，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每年要亲莅先农坛祭先农，装模作样，扶犁亲耕，不过象征性地推三次犁，然后，就坐享收成，用“神仓”装满天下之粮。
我国藏区的望果节，是藏民开镰前的隆重仪式，从公元五世纪至今，已流传一千多年。每年庄稼黄熟、准备开镰之前举行。清晨，当阳光撒满金黄麦田的时候，藏民们身着节日服装，高举旗幡，手捧预示五谷丰登的“切玛”（五谷斗）和青稞酒，围着麦田转圈游行，载歌载舞，最前边是由喇嘛和老农组成的仪仗队，高举佛像，颂经书，吹佛号，感谢上天带来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成。这样的仪式要连续举行三天，隆重的气氛中，对上天的敬畏和感恩尽在其中。
要论开镰收麦的仪式感，不得不说生产队那会儿。至少在我们那里，每年开镰前几天，要接连开会。先是公社的夏收动员会，年年都是老一套，领导讲话，强调夏收重要性，成立领导机构，所有乡干部都要包村包片。接着层层往下，大队、生产队也要召开同样的会议。每年开镰前一两天，我们村要将所有劳力聚在一起开会，会上，驻村工作队、生产队长神情肃然，唾沫飞溅，大讲小麦收割的重要性，一遍遍地强调抢收抢打，颗粒归仓，防止什么人破坏。最后才安排收割期间的种种事务，包括成立几个收割小组，谁任组长，谁任副组长。每个小组强弱劳力搭配，年轻媳妇、毛头小伙之外，总要搭配个中年妇女。还有载麦组、后勤组、防火组，干这些活的都是中老年人。割麦不光是体力活，重要的是要手脚利落，能整晌整晌地弯下腰，不间断地挥镰收割。年轻妇女腰肢柔软，最适合干这活。老年妇女也不能闲，要顶着烈日，弯下腰，拉只宽达一米多的铁耙子，一遍遍地在收过的麦茬地上搂，将收割、装载过程中抛落的麦穗，连同麦秆、麦叶搂得干干净净。
队长声嘶力竭地喊叫一通后，平日懒散的庄稼人，人人都紧张起来，弄得像要开拔打仗一样。
开镰那天，极尽排场，地头插上彩旗，有两年还挂上标语，将众人聚在地头，再一番声嘶力竭地教训，一声令下：开镰收割。现在想，那时开镰的仪式感固然很强，目的却只强调收割本身，譬如：颗粒归仓，严防什么人破坏等等，与敬畏和感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