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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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余光

      抗日战争时期，紧靠阳澄湖的芦家草荡周围长满了芦苇，新四军的后方医院、印报所和修枪所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1940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后方医院总院的房东小青年孙大生，当年只有16岁，他急急忙忙从村口回来报告：“鬼子要进村了，快撤！”原来，因为家中是后方医院的总院，孙大生经常到村口放哨，成了小交通员，发现有情况就回来报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时候，新四军都在外线作战，护士和医生都往邻村照料其他伤病员，孙大生家里还住着4个重伤员和2个轻伤员。孙大生立即指挥大家转移，在轻伤员老戴和小虎的帮助下，把4个重伤员背上了河边的小船，老戴和小虎对孙大生说：“快，我们一起走！”孙大生摇了摇头说：“我不要紧，你们先走！”说着，解开缆绳，把小船往河心一推，小船掉转头，很快钻进了对面的芦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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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伤病员，孙大生回到屋里，十分利索地清理了各种遗留物品，悬着的心刚想安定下来，忽然发现屋沿下还有一只竹畚箕，里面装满了护士用过的药水瓶和棉花球，他的脑子不由“嗡”的一下，惊出一身冷汗。他急忙端起竹畚箕从夹弄里朝屋后面走，倒进了屋后的水塘里，可是，这些小瓶和棉花球都漂在水面上，要是让鬼子看见了，这还了得。显然，情况相当危急。孙大生没有慌乱，他看到水塘边有一堆青草，忽然灵机一动，马上把青草撒在水塘里，刚好把这些东西遮盖住。此时，背后传来了皮鞋声，鬼子也跟着他来到了屋后，几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已经来到跟前，一个为首的小队长是大胡子，样子很凶。他瞪着三角眼不住打量着孙大生，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小孩，什么的干活？”孙大生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种田的。”鬼子问：“新四军伤病员的有？”孙大生摇了摇头说：“没有！”鬼子不死心，突然拔出刺刀架在孙大生的脖颈上，又问：“你的说慌，死啦死啦的！”孙大生还是说：“没有！”鬼子这才半信半疑把手一挥：“进屋去！”鬼子在孙大生家里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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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柜没有找到什么，但还不放过他，指着孙大生说：“你的带路，统统的检查。”这个鬼子队长老奸巨滑，一路上东张西望，寻找可疑的痕迹，还不定地追问孙大生。突然，鬼子队长在河边站住了，指着河边的一条船沉着脸问：“哪是什么船？”孙大生抬头一看，身子不由凉了半截，河边停着一只有棚船，分明是新四军修枪所的流动船，说不定船上还有修枪工具和待修的枪支。但他很快又镇定了下来，随口答道：“那是瞎子算命船。”孙大生见鬼子赖着不走，忙说：“那位瞎子算命先生就在这里，不仿领你们去看看。”鬼子队长随孙大生来到一间独脚屋，里面果真坐着一位瞎子老头，鬼子队长见里面又脏又乱，才摆摆手死心塌地地走了。

    这是我在1973年采访孙大生时，他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孙大生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故事有很多，今后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孙大生那样的人民群众，活跃在芦家草荡的新四军后方机关一直很安全，一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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