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1 Day24《LI》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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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就被灌输的固有模式会随着我们的成长进一步被强化，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多数领导者的角色都有男性担当，所以女性也不指望获得这样的角色，这也是她们没有成为领导者的原因之一。薪酬问题也是一样。男性挣得比女性多，所以人们对女性薪酬的期望值也更低。事实的确如此，把问题往复杂了说，这就是“成见威胁”。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形成一种负面的固有认知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按照这种认知行动。比如，人们会带有成见的认为，男孩在数学和理科领域比女孩更擅长。当在一场学术或理科科目考试前被提醒了自己的性别时，哪怕只是在试卷上方加上“男”或“女”的性别选项，女孩的考试成绩就会变差，而男孩的成绩却不会有什么变化。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孩如此稀少，成见威胁也是重要原因只注意。脸谱网的一位暑期实习生曾对我说过，他所在系里连叫“戴维”的男生的人数都比女生人数多。事实证明，各种成见都无一例外的会自我强化，从“白人跳不高”到“亚洲学生在学业上表现更好”等。

一个职业女性的固有形象对人们来说是没什么吸引力的。长久以来，流行文化将成功的职业女性刻画成疲于工作而且没有个人生活的女强人形象。你可以想想电影《上班女郎》里的西格尼·韦弗，还有《假结婚》里的桑德拉·布洛克。如果一个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往返奔波，那么她肯定是一副受尽折磨并且负罪深重的样子。想想《凯特的外遇日记》里的莎拉·杰西卡·帕克你就知道了。这类刻板印象已经不限于虚构了：研究发现，在有一位女性高管的组织中，那些80后、90后的女性中只有20%想要在事业上与这位高管一争高下。

由于大多数女性必须出来工作，这样的女强人形象看上去就更不幸了。约有41%的女性承担着养家重任，他们也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有23%的女性要与丈夫共同养家糊口，她们至少要贡献家庭收入的1/4。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数量在迅速地增加：在1973年到2006年之间，单亲母亲家庭的比例从10%上升到了20%。这一数字在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更高：27%的西班牙裔孩子和52%的非洲裔孩子正在由一位单亲母亲抚养。此外，欧洲女性也越来越多地挑起养家糊口的大梁。

女性在努力照顾孩子的同时，仍继续留在职场打拼，在这一点上，美国跟有些国家相比是落后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的国家。正如“家庭价值与工作联盟”的理事埃伦·布拉沃所写的那样，“大多数女人从没想要‘拥有一切’，她们担心的是失去工作、孩子的健康还有家庭经济的稳定性，因为做一个好职员和一个尽责的母亲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

对男人来说，基本上的假设是，他们既可以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也可以拥有满意的个人生活。而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基本的假设则是要两者兼顾，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

女性比包围在各式大标题和不同的故事中，并被警告“女性不可能同时投入到家庭和事业当中”。一再的警告让她们不得不在二者中做出选择，因为如果做得太多，她们就会身心疲惫、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感。如果将这个问题表述为“工作/家庭的平衡”，就好像二者是绝对的死对头，这几乎已经让女性确定了放弃的必须是工作。谁会选择让工作凌驾在生活之上呢？

实际上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也可以让二者都顺利发展。2009年，莎伦·密尔兹和乔安娜·斯特罗布出版了《两性相处》一书，全面回顾了来自政府、社会科学和原始资料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数据清楚的揭示，分担经济来源和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会减轻父母的内疚感；若父亲加大对家庭的投入，孩子也会成长得更开朗、更健康。布拉迪斯大学的罗莎琳德·查特巴尼特教授回顾了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她发现担当多个角色的女人焦虑更少，其心理上也更健康。职业女性可以收获许多成果，包括更稳定的经济与婚姻状况，更健康的身体，她们对生活的满意度通常也会提高。

我们需要在电影和文化里以更多快乐的职业女性形象来促进这种观点的传播，因为尽管有大量事实，很多女性仍然认为在事业上过于活跃会牺牲个人生活的意义。考虑到这样的权衡被讨论的方式，以及女性兼顾二者时所遇到的现实困难，她们的想法也不难理解。女性面对如此多的障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恐惧。她们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做错选择，害怕引来负面的关注，害怕飞得越高跌得越重，害怕被评判，害怕失败；甚至还有恐惧的“三合一”：害怕变成糟糕的母亲/妻子/女儿。

如果没有恐惧，女性就能自由地追求职业生涯的成功以及个人生活的幸福，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前者或后者，甚至是两者兼顾。在脸谱网，我们用心的营造敢于冒险的公司文化，办公室四处都贴着海报，以便让这样的氛围更浓厚。其中有一张海报印着亮红色的宣言：“机遇青睐敢于冒险的人。”还有一张是：“完成胜过完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如果心无恐惧，你会做什么？”2011年，纽约一所文科女校巴纳德学院的院长德波拉·斯帕邀请我在这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演讲，讨论男性和女性在进取心方面的差距。站在讲台上也很容易让我情绪紧张（我的意思是我其实很害怕提起这些难题）。我告诉毕业班的女学生，她们应该有雄心，不仅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争取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领导者。我知道，这个观点会被误读成我在对那些没有做出和我同样选择的女性进行价值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个人的选择就意味着群体的选择；我也相信女性需要被大力鼓励去争取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不在她们大学毕业时就告诉她们要放眼高处，那么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想这么做，我又如何期待别人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