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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冬天，爷爷就离开我们了，算起来，已经十五年。
第一次见爷爷，应该是我刚出生不久，这事零零碎碎的透过我妈跟爷爷自己的口述，我知晓一些片段。据说，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我的出生，爷爷很是高兴，特意挑了两箩筐面条，从上饶一个挨着浙江的小村子出发，一路颠簸，寻到九江一个挨着湖北的小村子看我，横跨了整个江西省的东北跟西北。“路不好走，坐火车又赶汽车，那汽车坐得我头晕，晃晃荡荡的，最后还坐了船”，爷爷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来看我的旅程，“花了三天时间，到了你外婆家”。我妈则跟我零碎描述过之后的事情，“你爷可高兴了，虽然别人听不懂他说的话”，说起这些我妈脸上似乎还带着当初的一丝荣光，“他见人就招呼，来家里吃面，满脸的笑，从来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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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里真正第一次见爷爷，我已经10岁了。那年冬天，爸爸妈妈把两个妹妹留在了大姨家，带着我从外婆家回到了爷爷家。旅途一样不轻松，火车从南昌到县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从县里赶末班车回到镇上，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待我们从镇子里徒步回到村子，村子已经睡下很久了，黑漆漆一片，很是安静。
“爸”，我爸挑着沉沉的一大担东西，冲里屋喊了一声。随后我们打着从镇子拐角杂货店新买的手电，进了一侧并没有门的堂屋。爸爸撂下担子，又冲里屋喊了一声，“爸，我们回来了”。随后看到里屋亮起了煤油灯，一阵窸窸窣窣之后，爷爷提着那种旧式带灯罩的煤油灯出来了。
“归不，可帝么火昏？（回来了？吃过晚饭没？）”爷爷问。听见我们还没吃晚饭，他带我们到厨房，把煤油灯挂在墙上，开始生火做饭。
夜里煤油灯光线太暗，看不大清楚爷爷的脸。只见他身上披着一件旧式军绿长棉袄，头上戴着一顶两边带护耳的棉帽，那护耳随着他身体的动作左右摆动，我看着心里还一直乐，“挺像电视里日本兵戴的帽子呢，好搞笑。”
年后，爸妈就一同去杭州打工去了，只留我跟爷爷在家。在爷爷身边的前大半年，我还不会说本地话，跟爷爷交流还有点困难；幸好在学校课堂上不碍事，虽然很多时候老师也还是带着说土话，但是正经讲课还是用的普通话。只是课后我也听不懂同学们讲的啥。那时候心里特别怵，感觉这里的话真难听，像鸟语，叽叽喳喳一点听不懂，而且似乎语速也特别快，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那词句就像子弹突突突地从他们嘴里往外冒。
起初，我特别乖，经常帮着爷爷铡猪草，去后山地里锄锄地，甚至爷爷抽旱烟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跑过去，从他手上抢下那种旧式灌煤油的打火机，帮他点火。每每这个时候，我都能看到爷爷开心的笑。可能因为我听话爱干活，爷爷去哪总喜欢带着我，连在村子里捡猪粪都带着我，逢人就主动说，“我孙呢”，听到对方回一句，“哟，须得很（好漂亮）”，爷爷就笑，满脸的骄傲，他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告，他有这么一个伶俐听话的孙子在身边，生怕别人不知道。
3
到第二个学期开学，我已经开始尝试用土话跟同学交流。随后我的土话本领那是突飞猛进，不多时就把一口正宗的本地土话说得贼溜，以致后来每次去了县里或是别处，人家一听我的口音，每每就说，你是八都人，一口正宗的八都腔。我到现在还引以为豪。
我会说土话以后，爷爷开始特意带我去更远的地方溜。他常跟我说，男孩子，应该多见见外面的世面。
一次，他带我去邻省浙江一个叫新塘边镇的地方，拜访他的老友——很久以后我才知晓，爷爷有四个儿子，他用第四个儿子跟人换回一个女儿，但是我这爷爷换来的姑姑，却在前两年赶集的路上，被大卡车撞死了——我们是坐汽车去的，那时候是很少有机会坐车的，我很兴奋。
记得车厢里人不是很多，有握着百货担走南闯北的货郎，有提着菜篮可能是附近赶集的大妈，有靠着椅背小憩贩卖鸭子的小贩，还有个提着一箩筐番薯藤的大爷。车窗外的风景更是令我着迷，行道树像一排排的卫兵，整齐划一地快速向后退去；电线杆顶的电线，随着车子的前进，一高一矮蔓延出高低起伏的山坡形状；再远处的田野里，偶尔有农人还在忙碌，更多的是那种开阔的、移动的、不断变化的风景，令我觉着十分新奇好看。
另外一次，爷爷堂兄弟的儿子搬新屋，他也带着我去凑热闹。
我这个远房堂叔在县里和周边县市做铸铁锅生意，发了财，在县城周边置了块地，建起了新房。那回参观远房堂叔的屋子时，着实刷新了我小小心灵的认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漂亮的房子吗？这是我见过的比电视里还要豪华的房子！
堂叔屋子两层半结构，远远看去有点像欧式建筑，最顶端有凸起的小尖顶；正大门前，一左一右两尊半人高的石狮张牙舞爪的矗在那，甚是威风；进大门口外凸的屋檐下，一左一右两根跟我村口老樟树那般粗壮的罗马柱，从地底下冲向屋子顶，没入被漆得洁白的墙顶里，柱子上还雕刻着盘旋的龙和凤，煞是壮观；进门厅以后，虽然是大白天，全部的灯光却亮着，有红有绿，把这一方天地照得五光十色，甚是多姿；正对大门的客厅里墙上，张贴着一副巨幅挂画，上面有颗硕大的迎客松，边上还有一只展翅欲飞的丹顶鹤，角上是一轮初升的红日，通画红艳艳的底色，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栩栩如生；巨幅挂画左右，悬挂着一副用红线对斜拉紧的对联：松鹤临门福禄寿，霞光进家禧安康。
转过客厅，从后侧有旋转的木扶梯上二楼。这木扶梯被红漆漆得锃亮，我一路用手摸着上楼，心里不断赞叹着这里的奢华。二楼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各种灯光，屋里四周顶上，每隔二三十厘米，就吊着一盏发出各种颜色光的金属灯，还会左右摇动；屋子正中间，一盏覆盖了大半个屋顶的圆形大吊灯，层次分明，外围一层白蜡烛造型的独立小灯，闪着令人炫目的白光……我当时暗暗在心里赞叹：堂叔这房子太豪华太漂亮了，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样的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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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村里人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营的营长，可能他也能识几个字，但是谈不上有文化，不然，他怎么会在孙子面前偶尔干点不着调的事呢，有一次甚至还差点丢了自己性命。
某个夏天的午后，我跟爷爷一起在村后一块叫“高尖山”的地里干活，快到傍晚，爷爷让我先带着两把青菜回家煮饭，说锄完最后这块地他就马上回来炒菜。我回去以后，生火做饭，然后等爷爷炒菜，可是左等右等，天都快擦黑了，就是不见爷爷回家。于是我回地里找他。刚爬上山坡，就见爷爷歪靠在小道边的竹子上，气喘吁吁的，吓得我不知所措。
“你——扶我起来”。爷爷说话都不利索了，浑身还散发着一股农药味。扶他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可能是在脸上和手臂上涂“甲胺磷”涂坏了，他以为，涂上农药，蚊子就不敢咬他了。听了这话真是叫我哭笑不得，以我当时小学高年级的学识也可知，皮肤毛孔是会呼吸的，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天，它不常冒汗帮我们身体降温么？农药直接涂在皮肤上，不被吸收进去中毒才怪呢。
爸爸妈妈也不在家。回家以后，我寻着路，去了另一个远房阿叔家寻求帮助。阿叔找来村医，村医给爷爷看过病，最后挂上了药水。忙活过后阿叔也回去了，就只有我陪着躺在床上“呼哈呼哈”时不时呻吟的爷爷。半夜爷爷喊我，他要起夜，估计是上半夜药水挂多了，尿多。我搀着爷爷起床，就在堂屋没墙的一侧对着外面尿。爷爷这时候站都还站不稳，颤巍巍的，我一双手明显感受到爷爷的身子在左摇右晃。
5
那时节，大人能给小孩好吃的东西极少，就连早上隔壁村偶尔过来叫卖的馒头，都能馋得我直流口水。隔三差五，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隔壁村那个骑自行车卖馒头的大叔就会进村。只要我远远的听到远处“馒头——卖馒头”的声音响起，我就开始精神起来，追在爷爷屁股后面。大多时候，我只能听着“馒头——卖馒头”的声音再次从我耳边渐渐消失；但也有例外，当我看到爷爷进厨房，从碗柜里掏出那个暗绿色的搪瓷盆时，我就知道，今天有口福了。
爷爷炒的菜也极为难吃，但有两道菜例外，一是无水油焖肉，一是炸藤虫。吃肉是极难得的，大抵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偶尔碰到村里有人杀猪，在村口摆肉摊的时候，爷爷也会拎回一小块五花肉。我全程见着爷爷做过油焖肉：把五花肉一片一片散好，柴火灶生小火，倒入散好的五花肉，翻炒片刻，撒盐，盖上锅盖小火焖；中途不添水，也没其它任何佐料，片刻起锅，十分简单，一盘金黄的、散发着无限诱人香味的无水油焖肉就做好了。碰到有点肥的肉，起初我总是挑着不吃，爷爷总是鼓励我说，一点不腻，特香，你尝尝。半信半疑之间，我夹了一小块肥肉塞进嘴巴——油而不腻，满口爆香，嚼两口，哧溜吞进肚里。过不一会，一盘肉不论肥瘦，八九成都被我一个人干光了。
吃肉难得，吃到爷爷炸的藤虫那就更难得了。大多都是秋后时节才有可能吃到。爷爷上山采茶籽，或者打柴火的时候，有时就会带着几条小拇指粗的长长的藤条回来。
第一次见爷爷顺着藤条的虫眼剥开，就见着一只白白胖胖的，比家蚕还大一圈的蠕虫，在那卷曲着身子。我看了吓一跳，这东西好恶心，第一感觉像是看到了粪坑里的蝇蛆。“好东西，一会爷爷做给你吃”，见我皱起眉头，爷爷微笑着说。
两根藤条，爷爷剥出十来只白胖的蠕虫。然后见他灶台生起火，不一会铲出一铲火红的木炭，再从碗柜拿出一口平底铝锅，也不倒油，就将蠕虫丢在上面用火钳夹着烤，中间不时用筷子夹起给它们翻身。不多时，就见原先白胖白胖的蠕虫渐渐变色成金黄金黄。
“来，尝一只”，爷爷夹起一条已被烤得金黄的蠕虫送到我嘴边，我心里还泛着些许恶心和疑问，摇头表示不敢。爷爷把虫子送回自己嘴里，“嘣”，我明显听到爷爷咬碎蠕虫的声音，“啊，好香”，爷爷还紧着喊了一声；闻着虫香，看着爷爷吃，我嘴里早就装满了口水，“咕嘟”一声，把口水全部咽下，也不管虫子是不是恶心了，我朝爷爷喊，“快给我快给我”。
这藤虫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野味了。
6
后来上了初中，我住校了，跟爷爷之间发生的趣事就少了。大多时候我回家，他不是在田地里头做事，就是呆在自己房间里，戴着老花眼镜看《圣经》。
只要我在家，爷爷总会三番两次的喊我，“过来，帮我看看这个字念什么，什么意思”。我呢，起初还挺有成就感的兴冲冲地跑进去给他念字；喊得多我就烦了。再后来，爷爷也很少喊我了。很多次，我去邻居小奶奶家看完电视剧回来，还看见爷爷趴在自己房间的煤油灯前，戴着他的老花眼镜，两瓣嘴唇默默蠕动着在读他的《圣经》。
待我转学回九江，然后上高中，除了暑假偶尔回老家看到爷爷外，已经很少有机会见着他了。我上大学以后，爷爷由于年纪大了，已经被我叔叔接到远在百里之外另一个镇子去住了。我再回老家，要特意转去叔叔家才能看到他。
最后一次见着爷爷，就在2006年的暑假。我在杭州做了两个月酒店服务员，临回学校前，火车路过老家县城，特意下车去看了爷爷。那时候爷爷虽然满头白发、白胡渣子满嘴，但精神头看着还不错。当天陪着他一起赶集，我还给他买了套夏衫、一把砍柴弯刀；路过一家照相馆，我还拉着扭捏了半天的爷爷进去一起拍了张合照。走之前，我把赶集剩下的几十块散碎票子塞到他手里……当年冬天，忽然就接到叔叔通知，爷爷坚持上山打柴，终于不小心摔了一跤，回家躺了两天静悄悄地走了。
从10岁到17岁，我的身边只有爷爷，所以我也算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孩子。如今他已走多年，但每逢清明冬至，我还是忍不住会想念他，并为自己不能亲自去他坟前叩头而自责。爷爷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唯一一张影像，居然就是那年夏天我拉着他合拍的照片。照片里，他在前面的椅子上端坐着，我双手扶着椅背，站在他身后。
偶尔梦见爷爷，他依然戴着老花眼镜，趴在那盏煤油灯前，读着他的《圣经》。我多想再听到爷爷喊我，叫我去给他念念不认识的字……愿爷爷在天堂永远有上帝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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