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前的朝代更迭，改朝不改道。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也在于它只是表面上推翻了满清的帝制，但并未对这个千年的农耕文明，完成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方面的颠覆，甚至未能完成对国民的启蒙，国民仍是臣民，而非现代社会意义的公民。
对比邻国日本，从“黑船事件”起，日本也同样发生了多次类似“义和团”式的尊王攘夷运动，杀赶洋人，之后也同样屈服于了洋人的枪炮，同样与西方签订了不少屈辱的条约。
不同的是，日本人立刻意识到必须向强敌学习，他们留学西方，以“脱亚入欧”魄力，不仅引进西方的工业化，还引进了支撑工业化的相关法律体系，从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上与先进文明寻求最大的共识覆盖。
他们兴修铁路，富国强兵。很快就在上世纪初就取消或重签了那些不合理条约。
我认为日本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新文化运动。不光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主力都曾留学日本，从我们今天大量的现代汉语词汇中，就不难发现它们多来自日本，是日本人先将西方语汇翻译为日语，之后又被我们的现代白话借鉴。日本还启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外来语，这大大加快了日语对西方文化语素的吸收速度。
83年底，我赴日技术培训时，发现技术文档中，满篇都是写满片假名的外来语。而双汉字的词汇大都是汉字的唐音或吴音。善于学习，甚至虚心向敌人学习，看来确是日本人一大优点。
黑船事件发生的那个港口还有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也译作“佩里”）的塑像。当地还纪念这位打开日本国门的将军（他也是蒸汽轮船之父），心态真好啊！
我们的五四运动堪比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先进思想功不可没，但五四的爆发力更大，它让启蒙思想超越了知识界，辐射范围之广，让西方也感到震惊。
看到政府的麻木，看到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真希望国人的觉醒能早几十年到来。时间是残酷的，我们错过了与日本同时崛起的时机。
说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我们出力的方式仅仅是派送劳工。而日本已经在之前的日俄战争中证明了它的实力，并因文化、法制等全方位的西化，科技和工业也直追发达国家。实力上，已经成为威尔逊极力拉拢至国际联盟的对象。
觉醒需要知识和视野，在贫困的中国，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开始。那些五四精英多是不愁温饱，甚至锦衣玉食阶层的叛逆者。这真的非常可贵，他们没有丝毫的功利之心，就是为了国家存亡。
他们很多人心里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好像他们早早就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危难，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我们的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回国，本打算二十年不问政治，只是用《新青年》去启迪国民的心智。不曾想，国耻让他重新认识到了救国的紧迫性，从瘫坐在红楼走廊，到不惧生死，从剧院顶楼抛洒传单，他完成了对自己心灵的又一次救赎，他丢弃幻想，投身革命。
国难让我想起了我在动物世界看到的一幕，中国就像一头浑身是伤，年近暮年的大象，它被一群贪婪的狮子扑倒了。野兽们贪婪地撕咬它的身子，外围的鬣狗也越聚越多…，毕竟它是大象啊！
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中，虽不乏有一些爱国人士。但他们既缺乏勇气和智慧，也难有修复一台破旧不堪国家机器的能力。
最终，政府不得不屈服。因为五四之星星之火已然燎原全国，那头遍体鳞伤的大象试图重新站立起来。它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是大象！
五四赢得了它的胜利，拒签了巴黎合约。几年后，又收回了山东半岛。但苦难才刚刚开始，狼真的来了。日本走对了明治维新那一步，一系列的对外扩张却让它越来越膨胀，一路走向了军国主义。
五四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反思，其实，进入工业化需要的启蒙并未完成，还来不及补课，因为没有时间了，中国很快被迫卷入了二战。
在国家危亡之际， “五四”精神如同“思想点滴”，注入进了每个抗日青年的血液中。它让我们这些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无比钦佩。
今天，中国这头大象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就像上图一样，可以把任何进犯之敌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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